北大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利益与理性之争(附图)
北大人事改革：重建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精神
撰稿／许纪霖
北大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无论是其设计者，还是反对者，都不曾料到，它会从一个校园事件发展为轰动海内外的公共事件。尽管至今依然是一个停留在纸面的讨论方案，但已经被性急的媒体隆重命名为“燕园变法”。这很让人联想起那个夭折了的“戊戌变法”，不过，这一回的阻力不是来自紫禁城，而是校园本身。
关于北大改革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先是在校园内部，然后扩展到公共网络，随着各种媒体介入，逐渐升温为一个催发了广泛讨论的公共话题。这场改革，与80年代以来的历次社会经济改革一样，都是自上而下产生的，是官方意志的产物。但有一个区别值得注意：以往的改革措施一经决定，便立即通过行政权力颁布实施，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商量余地。即便有所谓的征求群众意见，通常也是象征性的走走过场。
然而，这次北大改革，从5月推出征求意见稿，在部分北大青年教师中激起强烈反弹，6月推出二稿。据说还要有三稿，根据各方意见再度修改，争取达成基本共识。这样的做法，不管其最终结果是否完满，毕竟意味着一种新的改革实践思路：从过去的冲破阻力、强势推行，到如今的平衡利益、寻求共识、争取软着陆。
改革总是充满着各种利益和信念的博弈。总的来说，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博弈，所争的是要不要改革、改革方向何去何从。9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淡化，社会利益高度分化，利益博弈成为主流，在要否改革上不再有分歧，争执之点在于改革中的利益分配以及互相冲突的诸价值目标何为优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北大改革争论中，无论是赞成一方还是反对一方，他们对大学改革本身都是积极的拥护者，都感到北大到了非改不行的重要关头。至于造成北大目前问题的真实原因，在认知上双方也有相当的一致。可以说，在意识形态层面，双方没有原则的分歧。燕园之中，只有改革者，没有保守派——这意味着妥协是可能的，共识也是存在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是你死我活、不可通约的，而现实利益和改革策略的分歧，可以通过谈判和对话加以弥合。
与许多悲观失望的言论相反，我从这次北大改革的争论中，倒看到了一丝希望。以往中国的一些改革，目标是民主的，方式却是威权的。而在中国的最高学府、五四精神的发源地，这次改革的直接目标未必与民主相关，但在方式上却表现出一定的民主。这个民主不是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也不是多数人说了算的表决政治，而是当代欧美流行的“商议性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凡是涉及到重大的公共决策，在实施之前必须在公共领域中，由公民们按照公共理性精神予以讨论和争辩，通过不同意见的对话，最后达成妥协和共识。北大改革的主持者在一开始未必想到要搞“商议性民主”，但方案出台后所激起的巨大反弹和争论，以及媒体所创造的多元舆论空间，客观上促使这一方案遵从民意，一改再改。在“商议性民主”之中，争辩双方所诉诸的，不是身份、权势、情感或道德语言，而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理性。不管你的意见如何，在公共论辩中，你都要为自己的立场给出理由，通过公众可以理解的方式予以论证。张维迎针对“为什么要对现行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问题，作了长达3万字的说明和解释，而他的反对者们也以“如何改革大学”为题，对改革方案的逻辑以学理性的研究，逐条予以批驳。虽然我们还暂时看不到双方有达成共识的可能，但这样的论争方式已经接近公共政策讨论所需要的“商议性民主”精神。从这场争论本身来看，中国改革的运作程序正在尝试逐渐走向民主。
目前大学的弊病所在，可以说是有目共睹：教师队伍缺乏制度性流动和竞争、行政后勤管理严重滞后、行政机构主导教学科研、学术缺乏自主性等等。简而言之，国营大型企事业单位的常见顽疾，在公立大学中一应俱全。对于这些弊端，校园上下从领导到教师，几乎人人心知肚明，改革也是人心所向。病症找到了，开刀也是大家同意的，问题只是在于从何入手。旧体制环环相扣，改甲必动乙，动乙必碰丙。最理想的办法是真正的“休克疗法”，所谓“全变”。但北大不是生存在真空中，目前的大环境使得可能改革的空间是有限的。由张维迎设计的方案，体现出一个经济学家的现实而精明的思路：在基本不改变现有内部管理体制的前提下，通过引进外部市场的竞争机制，以较小的阻力成本，获取较大的改革收益。为什么要寻找这个突破口，他有个解释：“中国过去20多年改革的经验表明，最容易成功的改革是先找到某个容易起步的突破口，一旦改革起步，就会暴露出体制的诸多其他问题，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然后一个一个解决。”张氏方案虽然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激进的改革，但这仅仅相对于“清洗”现有教师队伍而言，对于目前高校的诸多更核心的问题，方案基本上采取绕着走的回避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一个费边式的温和改革。
然而，反对的声音之嘹亮，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让我最初困惑不解的，反对者中不仅有北大教师中最有可能被淘汰出局的平庸者，也有被认为是希望之星的学术新秀。读了他们的批评文章，我明白了，原来这些青年精英担心的是，在目前不尽公正的学术评价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最有可能在激烈竞争中成为改革祭品的，是不愿意“为竞争而学术”的他们这批人，而非那些碌碌钻营者。正如北大出身、后来出走清华的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说：“如果从顺序的角度说，我觉得，首要的问题是解决大学的官本位问题，然后是以此为基础建立一种公正而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这时才轮到有关职称晋升和淘汰的人事制度的改革，或者说是竞争机制的建立。”这一观点，得到了青年教师的普遍认同。由前北大青年学术领袖、目前为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博士生的李猛起草、在私下广泛流传的反驳张氏改革方案的长文《如何改革大学》，坚信北大最需要的改革，是“如何培养有利于学术自主成长的环境”。
这是一场大学改革应该何为优先的大争论。各自的立场是明确的，理据也是充分的。表面看起来，是改革的策略分歧，但其背后，又涉及到众多理念和价值的不同。
张氏方案秉承北大当局的意志，将建立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改革的终极目标。该目标功利、直观，可证伪性高。而反对者所理解的改革目标不在于北大居世界一流还是二流，而是恢复北大的学术自主精神，为教师的独立研究提供宽松的校园环境。
张氏方案的重点在于通过外部市场的竞争刺激，实现优胜劣汰，引进强者，淘汰平庸，成本高而见效快。反对者则提出“摘桃”更要勤“种桃”，给北大的学术精英以自由和宽松的发展环境，成本低而见效慢。
张氏方案对人性的预设是幽暗的认为如果没有激励和竞争机制即使是精英也会因人性中的惰性而不思有进这也是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而反对者因为本身大多是精英更多看到的是人性中的理性自觉以及对学术事业非功利的热爱。
围绕着张氏方案的两种声音，孰是孰非，取决于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和角度。张维迎是现实的，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大学改革中一些轻易碰不得的敏感区域，方案设计的出发点是：什么样的改革在目前阶段是可行的？但他的反对者们多从理想出发，思考的是：大学的改革应该是什么样的？可行性与理想性，显然二者不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一个要从最薄弱处突破，另一个坚持从最紧要处解决，其中又显现出改革过程中“行动人”和“理念人”之间迥然不同的立场。
北大改革的争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既是中国改革的内在悖论所在，也体现了市场社会中大学性质的复杂性。如果说蔡元培时代对大学的理解还比较单纯的话，那么在资本和权力高度扩张的今天，大学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大学了。是回到古老的博雅教育传统，还是在企业与大学之间寻求平衡？这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大学的普遍性问题，不过，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下，表现得格外复杂——中国的大学是一个国家的事业单位，受到各种现有体制和《高教法》的规约。
北大改革的争论还在继续。我们无法断言改革究竟会成功还是失败。争论的双方是最终获得共识，还是加深分歧，未必取决于当下的改革方案，而是要看人事制度改革之后，还有什么新的改革出台。假如这次改革是高校系列改革的序曲，那么它的意义将不亚于蔡元培之于北大。如果仅仅是一个孤独的个案，甚至是改革的终点，那么，不仅其影响和效果将大打折扣，而且可能加剧高校现有的体制危机。不过，我相信，多米诺骨牌既然倒下了第一块，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将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所能转移和控制的——改革有其自身的逻辑，不是新生，就是毁灭。
我们所期待的，正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做起的改革。改革的思路不妨宽广，目标远大，改革的步骤可以点点滴滴，又步步紧逼。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对争论的双方怀有同样的敬意，他们各自拥有真理的一部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改革，也没有完美的理念。倾听各方的声音，平衡多元的利益，将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唯一明智之道。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北大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开创了中国现代性的起点，新世纪的北大是否能够以“商议性民主”的精神，继续走在时代的前列呢？
北大，全中国的目光注视着你！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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