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有罪依法追究，无罪坚决放人，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现象。

　　关于超期羁押问题，在1987年至2001年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有关通知和文件就多达20多件。但是我们注意到，这次通知措辞严厉，规定的责任之严重，前所未有。

　　纠正超期羁押问题的历史情形，用此次通知的话来说就是，在长达十来年的时间内，清理超期羁押问题同时是“边清边超”，“清完又超”。因此，对这次通知的落实，我们既要充满信心，又不能过分乐观。

　　我们认为，在这次超期羁押纠防行动中，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必须对纠防工作存在的自然条件的制约高度认识。根据权威部门统计，1993年至1999年间，全国政法机关每年度超期羁押人数一直维持在5万至8万人之间。可见，超期羁押案件之多，纠防任务之重。从一般情形来推断，以有限的人手，较短的时间，要完成到位、细致、认真的清理工作，无疑存在着巨大的困难。例如老师改卷，在短时间内改大量的试卷，就可能存在粗糙马虎。而法律要求“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讲究程序理性和规则，需要一定时间精雕细琢。因此，没有超前的认真、负责精神，没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就无法高质量地完成纠防工作，有罪的被放也有可能，被判的也有可能，无罪的被放也有可能，被判的也有可能，从而违背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明确提出“有罪则判，无罪放人”的原则。

　　其次，要防止“政绩至上”现象。超期羁押问题这个疑难杂症的形成，原因很多，全国地方法院、检察院、公安局肯定有自己的苦衷，也有力所不逮的地方。但是正如高法高检公安部领导在答记者问时说的，其主要原因依法办案观念淡薄，人权保障意识不强。而这些问题都不会在一夜之间都能解决，因此，地方司法机关就可能为了完成任何而完成任务，最终形成“完成任务至上”或“政绩至上”现象，而司法领域里的“政绩至上”，会造成比其他领域造成更加恶劣的后果。

　　我们认为，为了保证纠防超期羁押工作更好地完成，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除了公、检、法三机关各自进行审查之外，还要纳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作为主权机关，人大可以将清理超期羁押问题纳入人大法工委的工作范围，以人大的更高的权威进行协调各种矛盾，促使公检法在侦察、起诉和审判阶段的衔接，加速清理工作进行。二、建立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对于没有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超期羁押案件，尤其是民众关注的重大和有影响的案件，公、检、法应该主动、积极地披露清理过程中的信息，以实现真正的社会监督。□本报评论员陈永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