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天鹰

　　“无限政府”往往借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之名头、或以强化市场执法之名义向广大市场主体行权力寻租抑或收费之实质，其后果一定是，好端端的经济发展外环境被人为破坏，牺牲社会经济发展之大利来换取部门之“小利”。中华鳖遭遇“中华憋”且难敌“中华憋”事件就属最新的典型一例（详见10月31日《文汇报》）。

　　《文汇报》的报道说，杭州一家外贸企业50吨人工养殖中华鳖出口日本，在上海海关被卡，想通关也容易，拿着国家濒危办的“非濒危野生动植物”的证明来，海关不过照章办事而已。

　　设“卡”对政府部门不过发一纸“红头文件”就成，可企业却被“卡”的“吐血”：一则办个“非濒危”证快点一个月，慢点几个月，而中华鳖是活口，岂能承受如此“慢慢来”？二则说办证其实是花钱购买放行证，且“买证”的费用吓死你！

　　“买”个“非濒危”证要花多少大洋，同样做出口鳖生意的天福贸易公司总经理张建人直喊冤：“我们出口100吨中华鳖活体，按贸易额1%收费，光办证手续费就要20万元人民币以上……”

　　如果这只是个案也就认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中华憋”不光涉及几家养鳖企业，而且影响到一个大产业。仅浙江省，今年中华鳖就养了2亿只，年产值超过50亿元人民币。全国养了11亿只，算毛帐，总产值少说要超过250亿元人民币。不管什么鳖，如今国内市场销路都有限，中华鳖主要供出口，你说，被“中华憋”这一卡，有哪家养殖企业不心急如焚？

　　最新颁布的《进出口野生动植物商品名录》将野生中华鳖列入其中。政府濒危办想保护野生中华鳖本无可厚非，但既属野生且濒危，野生中华鳖不可能大批量出口也属常识，政府濒危办自然对此心知肚明。话讲到这份上，众养殖企业为配合政府加强监管多办道出口手续也属应该。可不应该的是，政府濒危办挥舞“监管——办证——收费的利益链条”收取近乎“天价”的“手续费”。

　　中华鳖大部分出口，就算每年只出口5亿只计，按每出口100吨收取办证费20万元算下来，政府濒危办仅盖个章，出张证明就可“创收”1亿人民币。千辛万苦办企业的人都知道赚钱是多么不容易，每年若能创下1亿人民币的利润，这个企业要办成多大的规模呀？可是，一旦市场监管的公权打上了部门利益的烙印，来钱就是那么轻而易举！

　　如此在纸面上算帐所得出的结论，政府濒危办肯定不高兴，横着多出一道“非濒危”的收费关卡后，对中华鳖的出口肯定带来负面影响，以至于政府濒危办实际“创收”额可能会低于纸面测算额。但是，在广大纳税人眼里，在广大养鳖企业和养殖户眼里，政府濒危办“创收”多少还是个“小问题”，政府濒危办该不该借机收费才是个更大的问题。政府濒危办吃着由纳税人提供的“皇粮”，因监管之需要设定一道濒危审核程序是份内事，其经费本已由财政预算经费予以保障，出个证明就收费——且出手如此之“狠”——这样的事情，放到国外的同类机构也敢如此干吗？！

　　甭管有人会不高兴，可帐还得往大处算下去。前面说11亿只中华鳖可年创销售产值超过250亿人民币，这还只是直接算帐。如果考虑到由养鳖拉动的整个产业链，它又涉及到多少百姓的生计？！

　　时至今日，受“中华憋”伤害的产业甚至民生，绝不止仅仅“中华鳖”一项。前一阵子，有几位大学者在报纸上放言，声称中国经济转型已经完成68%，可我不得不提醒某些大学者的是，没有有限的政府，何来自由健康高效的市场经济？对照一下当今中国仍然到处存在的“中华憋”现象，你们“68%”的断言，是太乐观了，还是另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