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李伟 今年9月后，林风自动向老板申请提前半小时打卡上班，从原来的9点挪到了8点半，同样下班也提前到了5点半。林风在位于东直门的一家证券公司上班，这样，每周一、二、五、六、日，他可以从容离开办公室，赶往人民大学，晚上6点半的课不会迟到。林风今年考上了人大MBA班，时隔5年后重新回到课堂，时间变得非常紧张。“我每周要有4天的晚饭是在 地铁上啃面包，老师布置的作业也没时间看，大多也是在地铁上完成的，晚上回家后已经11点了，脏衣服都没时间洗。”林风对记者说。这样的生活他要坚持两年。 人大2002级MBA共招收337名学生，分为5个班。10月24日至26日，记者对这个重新回到校园的群体做了一次实证调查 基本数据 人民大学2002级MBA共招收337名学生，分为5个班，其中F2班为脱产班，其余4个班为非脱产班。由于数据量较大，记者从中抽取了177名学生的资料进行数据分析。 由于MBA的报考门槛是三年工作经验，所以学生中年纪最小的是1977年出生，1999年大学毕业。MBA学员年龄分布非常有特点，平均年龄27.9岁，其中1974～1976出生的占大多数，占到60.7%。如果画一条曲线，1975年是波峰，1975以后段下降平缓，而1975～1969段则下降幅度则非常大。所以，尽管MBA是一种以工作经验为基础的教育，但考试仍是一道至关重要的障碍，离开学校越久考试能力往往下降越快;而从另一层面看，工作4～5年后，继续深造的渴望往往也越大，同时变革职业生涯的想法也愈发强烈。在177人的资料中:国企:77人，占43.%;外资、合资企业:21人，占11.9%;私营企业:32人，占18.1%;政府公务员:5人;研究单位1人;自由职业:1人;辞职:32人，占18.1%。从以上统计中可以证实，MBA并非“经理俱乐部”，外企员工也不是主力军，除了外企本身管理方法比较先进外，外企也有比较完善的培训机制和上升空间，工作紧张而报酬丰厚，因此继续深造的机会成本也较高。与此相对应，国企员工的比例相当突出，达43.%，这同样与国企内部的管理方法有明显的关系。 从行业划分上看，在职人员中金融(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从业者最多，占到14.5%，然后依次为IT业(包括通讯、网络、软件)占10%;公司财务、营销和工程技术各占5%左右，而实际在管理咨询公司工作和在公司管理层的，分别仅有2人和4人(在职人员的样本数为142人)。总体上，MBA学员基本为专业技术型人才，在人文、法律、教育等软科学领域的人员几乎为零。并且MBA学员都希望依托本行业进入经营与管理领域，形成金融—管理、财务—管理、工程—管理等发展方向。 未必如意的职场 人大MBA的5个班中F2班是脱产班，又涉及到从原单位调户口，所以这个班上的成员基本都已经辞职。 胡仁就是其中之一。胡仁1974年出生，1998年毕业于某铁道学院，毕业分配至中铁某工程局计划经营部工作，从事工程招投标，工作经验4年。“其实我很早就盘算着怎么离开这个单位了。”胡仁对记者说，这几年的工作令他很痛苦，国企的种种弊端让他无法忍受。胡仁在大学的专业是“供暖、通风、空调专业”，属建筑的内部工程，他所在的公司主要做的是桥梁、隧道公路的建设，行业差距并不是太远。第一年主要是下工地，属于生产工艺实习，此后几年做了较多工程的预算与决算。“我接触的很多项目，做预算时都是能赚大钱的，但后来决算的时候却亏了。”胡仁对记者说，“为什么？里面管理的漏洞大了，比如质量管理，有些路段不合格，最后不得不返工;再比如材料管理——‘掐钢筋’，钢筋有用5米有用6米，如果两个5米一掐，剩下两米还有用，但往往是一根钢筋截成5米和6米两段，什么原因？因为工头可以把1米的钢筋头收集起来卖废铁。”胡仁对这个工作环境非常绝望，“1984年兵改工，我们公司的前身就是铁道兵，领导也都是1981、1982年入伍的，公司中老乡观念、上下级观念极为深重，我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人微言轻。我当过一段技术主管，后来发现不是说话的内容而是说话的方式决定了结果，很多人际关系是我考虑不过来的。这样的国企比一般的国企还积重难返。” 高成虽不是脱产班的，但也把工作辞掉了。他今年25岁，是踩着3年工作经验的底线进来的。“我在去年9月份准备考试时就辞职了，在社会上呆了3年，但工作经历只有两年。”高成学的是化工，辞职前在上海做过两份工作，先是在一家新加坡的橡胶公司做销售，10个月后跳到一家隐形眼镜公司做企划。“我学的是工科，但我比较喜欢和人打交道，性格外向，老板就派我做销售。我的工作就是走访客户，主要是轮胎公司，跟他们吃饭聊天，侦察他们的意图，如果有采购的可能就抓住机会。但当时公司在青浦县交通不方便，一周还要上6天班，而且这家公司是那种家族型企业，老板是闯南洋的福建人，公司的要职都被他的亲戚把持了，不管有没有本事。”高成说，他在第二家也发现了很多管理问题，“比如说我们企划经理认为外面调查公司提供的数据不准，就把代理商请来发问卷做调查，而我认为，代理商只会说好话而不会说坏话，更不准。实际上，最后得出的结论竟是我们仅次于博士伦，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二！更让我灰心的是公司的研发机构，公司1999年成立就没做过一件新产品，只有5个人，资格最老的是1998年大学毕业，研发经理有一次跟我侃他的‘本事’，‘一年50万元的经费只花了30万元’……另外我的两个上司也才30岁，我很难有提升的机会。”高成去年9月辞职，“没有心情工作，考MBA是一个临时决定”。 “工作得顺风顺水，有钱赚有车开，标准成功人士还会去读什么MBA吗？”林风对读MBA有一种更为灰色的体会，“我的上司是MBA，在我们证券这一行MBA是个敲门砖，我就是需要一个文凭。”林风1997年毕业于人大国际经济系，在证券评论界小有名气，是几家刊物的专栏作家，“像财务分析，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根本不用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我已经有博士水平了。比如说，你们记者去会找吴敬琏问GDP，不会来问我，尽管答案未必新鲜，我也能讲出很多，所以说郁闷呀……学历还是弱势群体的保护伞。” 你的问题是什么？ 潘小悦在去年报考时曾十分犹豫，他的父亲是天津一所大学商学院的老师，尽管不教MBA，但对本大学的MBA了解内情，并有很多非议，但潘小悦最后还是决定去考，“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它将决定我未来5～10年的发展”，潘对记者说。 潘小悦1999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热能工程系，工作3年都是在房地产行业做销售或企划。在记者的统计中，人大MBA学员中IT与工程的背景占到了15%以上，MBA对于职业转型是一个助推器。 “我毕业后先在一家房产公司售楼，盘子快卖完了，所以业绩也不大，我以前与数字打交道，从此我更多地与人打交道。”潘小悦说，“随后是在一家房地产的代理公司做项目策划，有两件基础的工作，一个是抱着《天津房地产企业名录》查电话，另一件是在街上转，看到街上有圈起来的土地，但还没有开工，就跑去找开发商谈，看有没有项目的策划和推广，关键是要快，先下手为强。我是学工科的，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知识缺陷，那时我连‘融资’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刘有强的工作经验10年，是记者调查中工作时间最长、职位最高、薪酬最多，同时学历最低的样本。与潘小悦相比，他的问题则更为具体。刘有强1974年出生，计算机中专毕业，参加成人高考取得大专文凭，现为国内某著名计算机公司旗下软件公司高管。刘1993年就进入这家刚刚创办的公司，做财务软件，当时只有十几个人，现在已发展到六七百人。“不是我找工作，而是工作不断找我，这几年我做了公司里的各种职位。”刘有强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说，“软件开发、技术支持总监、质量管理、销售市场总监都做过，跨度非常大，基本是按照公司的需要。尤其是1999年以后主管市场和渠道后，更多地是和人打交道，对内培训直销人员，对外拓展渠道;我实际上早就想来考了。”近几年刘所在的公司开始了转型，从财务软件迈向ERP。“ERP不仅是产品，更多的是服务和个性化的方案，这与财务软件有本质的区别。”刘有强对记者说，他是带着很明确的问题来的，“两年前我们转型时，涉及到裁员，公司产品变了，有些工作人员跟不上，我们公司是很有人情味的管理，辞退比例控制在5%以下，更多的通过培训来解决人的问题;现在看，这要花费很长的成本和时间，应该怎么办？过几天我们小组就会拿我们公司开刀，讨论这个案例。” 机会成本的精算与概算 刘有强是记者调查中目前薪酬比较高的，月薪1万元左右。他告诉记者，如果不来上课的话，他会调到总部做总裁助理，收入也能达到月薪1.5万元，刘读的是非脱产班，他认为这点损失与回报比根本不算什么。 潘小悦与胡仁属于收入较低的，潘的第一份工作的底薪是900元加提成，第二份1600元加提成。胡仁一年的收入在两万元左右，人大MBA班的学费是5万元，第一期交3万，潘小悦借了一部分父母的钱，胡仁则是向一位做生意的朋友借了钱，接下来他打算申请助学贷款。 做证券的林风的财务状况比较有代表性:“单位给我的税后收入是一年6.5万元左右，但我得支付1.2万元的房租、七八千块钱的伙食费、4000元左右的交通费，2000元左右的手机费及固定电话费，2000元左右的应酬、2000元左右的杂项、五六千块钱春节回家机票什么的;可能一年能有两万多余钱。但买房要有七八万首付，五六万最简单的装修钱，所以，我还得努力好多年，以后还要月供两三千，非常紧巴的日子。” 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读书的机会成本有或概算或精算的分析。潘小悦说她曾经很细致地算过，用的是投资回报的公式，测算出本科教育的年投资回报率为27%，然后比照这个基数算MBA的回报，她的结论是毕业后薪酬为6000～8000元。“尽管我不是很看重钱，但这应该是个‘面子钱’。”潘说。高成辞职前的月薪是4000元，他说目前一个月的损失也就6000元，“如果将来能搞成一个项目，和现在的同学有一次合作，那就不得了了”。 (本次调查所涉及的人名均系化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