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张母也决心为儿子讨个清白 |
 | | 2000年秋天，张晓冬和母亲在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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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放 2000年11月3日，一名38岁日本妇女向当地警署报案，称25岁的中国天津籍留日学生张晓冬“非礼”。 2002年3月20日下午，日本福冈地方法院对张晓冬非礼日本风尘女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张晓冬“强制猥亵”罪成立，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3年。 3月28日，张晓冬向福冈高级法院提出上诉申请。 4月1日上午，张晓冬的母亲张群燕为帮助儿子洗清不白之冤，专程从天津赶赴北京，将一份有关材料递交给外交部领事司。外交部的一位官员表示，他们将对这一事件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解。近日，记者分别采访了远在日本的张晓东和他在天津的母亲及亲友。 事发两个月后晓冬的妹妹才告诉家里 “我们根本不信晓冬会做出这种事。”4月1日下午，晓冬母亲跟记者交谈时，她一直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在父母的印象中，晓冬绝对是一个听话的乖儿子。“因为怕我们为他担心，事发两个月，晓冬的妹妹才告诉我们。” 2000年12月底，晓冬的妹妹晓梅给家里打来电话说，哥哥病了住在空港医院，动手术需要350万日元。老两口一听焦急万分，什么病需要这么多钱啊？当时晓梅支支吾吾，在电话那头说“具体情况还不清楚，先寄钱来”，就匆匆挂了电话。父母放心不下，一面借钱，一面向一位定居日本的朋友询问空港医院的情况，谁知，这位朋友却说：“没听说有家这样的医院啊？” 张母联想到晓冬已经有两个月没有与家里联系了，心中隐隐地感到不妙。于是打电话问晓梅到底出了什么事。 再也瞒不下去的晓梅在电话那头大叫了一声“妈！”委屈地哭了起来。当得知儿子被拘留的消息后，晓冬母亲脑中一片空白。晓冬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更是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怎么可能呢？” 张母说：“我知道儿子是被冤枉的，但自己又没能力为远在异国的儿子申冤，特别是在他被拘置期间，我和他爸更是度日如年，一夜只能睡上两三个小时。晓冬的父亲内退在家，现在一想起儿子在那边遭的罪就痛哭一场。” 至今连一个女朋友都没交过 张晓冬在日本被拘留的消息传到国内后，许多认识晓冬的朋友、同学对张晓冬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而一些看着晓冬长大的亲友们更是不相信这么一个好孩子会出这种事。 和张晓冬6岁起就认识的宋翔对记者说：“这件事安在他的身上，我觉得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可能，因为他是个非常忠厚、诚实、有事业心的人，在学校时，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都很信任他。” 张晓冬的另一位女同学容鹏认为，这件事肯定是张晓冬被冤枉了。她说：“张晓冬上学时无论从相貌、身高还是学业上都是班里十分优秀的男生，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至今连一个女朋友都没交过，怎么会去碰一个将近40岁的胖女人呢？”容鹏告诉记者，一次张晓冬回国时对同学们说：“你们在国内的生活简直太安逸了。在日本，送报的路上我都要挤出时间来背单词，利用所有的时间进行学习。” 倒了大霉的二十多秒钟 4月3日，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远在日本的张晓冬。他的声音有点激动，“唉，都怪我缺少社会经验，心眼太好。” “那是2000年11月3日凌晨4：50左右，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像往常一样到福冈市博多区天代新多住宅楼三栋门口送报。电梯里只有一位四十岁上下很胖的日本妇女和我。她浓妆艳抹，紧盯着我不放，我感觉很不自在。她问了我你多大了，后来又说了一句日本方言，我没有听懂。那女人一脸奇怪的笑，弄得我不知所措，于是就掏出经常带在身上的小词典用查单词的方式逃避眼前的尴尬。” 此时那女人莫名其妙地向张晓冬的肩膀靠了过来，当时晓冬认为是她醉了，“我当时完全是出于好心怕她摔倒，就用另一只没有拿报纸的手扶住她的胳膊，慢慢地把她扶正。电梯行至5楼女人下了电梯。我也从6楼开始逐层往下送报纸。从1楼到5楼才20多秒钟，我手里还拿着报纸，怎么可能非礼她？” 在日本经常有女人故意“碰瓷” 当张晓冬走到5层给502、507的订户送报纸时，看到那个女人正在门外有说有笑地打手机。有了刚才的教训张晓冬有意离那个女人远了点。在送完报后正准备乘电梯离开时，那女人突然领来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她儿子）过来就看他的报纸。当得知是《每日新闻》时，那女人显得很兴奋，并叮嘱男孩说：“一定要记住啊。”虽然觉得奇怪，但张晓冬并未多想，径自向4楼走去。但让张晓冬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几个小时后，博多警方以违反《迷惑防止条例》嫌疑将他逮捕收监。 电话那头的张晓冬叹了口气：“说来还是社会经验不足，事实上在日本类似的事件是屡见不鲜的。在东京的街头和公交车上，就有女人故意与身边男士发生身体接触后蓄意敲诈。” 10天的“置留期”为何延长至23天 张晓东说，刚进拘置所时，正值日本的隆冬季节。房间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火炉。晓冬怕耽误学业就让妹妹从外面带来几十公斤的书籍继续学习。他手捧着妹妹带来的书，把自己在拘置所的牢房当成了自习室，天长日久张晓冬的手上长满了冻疮。晓梅探望哥哥时看到他被冻坏的样子，心疼地哭了好几次。 审案时有个警察叫牛岛谦二，对他的态度极为粗野。一次他问晓冬：“她向你倒过来的时候，难道你没有预感？”晓冬说：“没有。”牛岛谦二突然发火骂道：“那你们中国人是混蛋。”他还曾劝晓冬说：“你承认了吧，罚5万日元了事。”晓冬识破了他的圈套，没有的事决不能承认。在日本“置留期”为10天。检察官与警察的态度一样，坚持认为：“女人怎么会诬陷你？难道她想犯罪吗？”如此推理，“置留期”便一次次延长，张晓冬在警察署留置了23天后才被转到拘置所。7月12日，张晓冬被保释出狱。在福冈拘置所他足足呆了9个月。 一审庭辩曾曝出警察作弊丑闻 谈到接下来的官司，张晓冬说在一审败诉之后，他的心情十分难受。自己怎么这么倒霉，以前是冤狱，如今又遭冤判。他说：“在日本打官司很难，自己是外国人，有语言障碍，自然也遇到执法者偏向的问题。同时经济负担也很重，要支付律师费，还要自己出钱请侦探找证据。不过为了求得自己的清白，哪怕是倾家荡产也要将官司打下去。” “福冈地方法院的一审有倾向性，”张晓冬告诉记者，“特别需要一提的是今年2月13日的一次法庭调查。”当时法庭调查的内容是对《每日新闻》的一位员工曾经出示过的证词进行核实。不料，当庭竟曝出惊人的警察作弊丑闻。那位员工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份证词，我从来没说过张晓冬承认摸那人胸部的事。当时取证时我很忙，是警察写的，也没让我看，就让我在上面签了名，真不可思议。”此言一出，当时法庭哗然。检察官提出传讯警察，但被法官拒绝。随后自觉理亏的检察官在公诉书中修改了求刑意见，由原来的一年减少到了半年。虽然这次开庭对张晓冬极为有利，但在3月20日的最后判决中，他仍被判处有罪，刑期6个月，缓期3年。 检察官事先设好语法圈套让我钻 张晓冬对记者说：“在法庭上我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法官和检察官还经常事先设好语法圈套让我来钻。一些法律的专业术语更是让我听不明白。对我有利的证据法院不去采信。他们仅单单听取对方的一面之词。” 张晓冬认为，像他这样被冤枉却又缺乏物证的案子，对证人证词的认可与否就成为法官断案的关键。他告诉记者，在庭审中，代表风尘女提请起诉的福冈地检的检察官曾经两次修正起诉内容。一次是在去年10月30日的法庭答辩时，检方提出的证词在律师的穷追猛打之下难以立证，竟以再提新证人的方式要求法庭重开辩论，尽管律师据理抗争在法庭辩论完了之后再提所谓新证人不合常情，法官最终还是采纳了检方的要求。第二次是在今年1月，当检方和辩方在法庭展开最后陈述时，福冈地检方面又将求刑期从1年半减少到1年，这说明检方所持证据的可信度变得越来越弱了。然而，在判决时法官虽然又将刑期缩短为半年，但还是接受了检方的指控作出了有罪判决。张晓冬无奈地说，“这也许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吧。因为按照日本的法律，警察要是抓错或者关错了人，法院一旦审理无罪，日本政府就有责任向受害者支付数以百万日元的赔偿费用。” 那女人曾屡次敲诈别人 对张晓冬的上诉，他的辩护律师大神昌宪表示完全能够理解。大神律师坚信张晓冬是无辜的。作为一个资深律师，鉴于一审的败诉，他非常坦率地告诉张晓冬，想要在高裁取得胜诉，还得向法庭提出新的证据。作为律师，他没有办法为一件案子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这得由张晓冬自己设法去找。 根据大神律师的建议，张晓冬准备聘请一位私家侦探，着重调查案发当天那位日本风尘女的电话记录。因为风尘女在法庭作证时强调，事发之后她非常痛苦悲伤，立即回家去找儿子商量怎么办。然而，张晓冬在下楼时却看见她当时正靠在走廊的扶杆上悠悠闲闲地给谁打电话。 张晓冬认为只要找出电话公司当时的通话记录，那么，在物证面前，风尘女的证词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可信性。不过张晓冬也承认，这是一招险棋，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了1年半，电话公司还保留有那时的记录吗？ 另一方面张晓冬还想通过私人侦探找到曾经被那个胖女人敲诈过的其他人帮他出庭作证。一审期间，晓冬从律师那里得知那女人是“妈妈桑”，其父还有黑社会背景，她曾经有屡次敲诈别人的记录。他掌握着一盘被那个胖女人敲诈过的人的自述磁带，但在一审中没被法庭采信。 按惯例张晓冬还得为这场官司熬一年以上 据了解，在日本雇私人侦探价格十分昂贵，如要查清一个人全部背景需要50到100万日元。而按照日本通常的惯例，张晓冬恐怕还得为这场官司花上1年以上的时间。只身处在异国他乡的张晓冬能受得住这一切吗？ 电话那头，张晓冬坚定地表示，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都要将这场官司打下去。他对记者说，他原来就读的那所电脑教育学院对他的遭遇十分同情，并没有因他的败诉而歧视他。当校方听说张晓冬正在为签证的事犯愁时，主动地为他办理在校延期手续，帮助他解决了签证问题。张晓冬为此感慨万分，“在这场官司中我并不感到孤独。” 文/本报特约记者 李晨 日本中文导报记者 田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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