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石 破

　　发自山西吕梁

　　4月1日，山西吕梁地区的气温骤降10度左右，乌云低垂，冷雨透骨。

　　孟南庄煤矿“3·22”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中遇难的一批陕西籍矿工的家属们，仍然滞留在介休市西关旅社，等待处理亲人的善后事宜。

　　死亡72人的孟南庄瓦斯爆炸事故，再次引起社会舆论对我国重大矿难事故频发的关注、震惊、愤怒。然而，舆论关注焦点一般集中在煤矿、矿主及其与地方势力的勾结上，却忽略了矿工——那些在矿难中死去的以及幸存的矿工。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挖煤的是矿工，死去的也是矿工。那么，矿工们为什么来？又为什么死？他们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死的？死者既已矣，活者怎么办？他们的“根本出路”又在哪里？他们的悲剧命运会不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上演？

　　记者对孟南庄事故中的幸存者与亡者家属做了为期一周的采访。

　　“年年出事故，年年来打工”

　　“我们那里的青壮劳力是年年打工，年年出事故，年年还要出来打工。”陕西汉中市南郑县福成乡的陈家伸对记者说。

　　陈家伸父子俩都在孟南庄煤矿挖煤。此次矿难中，南郑县矿工死亡19人，是遇难人数最多的地区，其中包括陈家伸15岁的儿子陈方。

　　福成乡位于南郑县最南端，紧挨着四川省。这里四面都是大山，交通极不便利，从乡里到县城，先要步行两个小时，来到公路边；坐上车后，还要再走七个小时。全乡很多地方缺水，吃水靠从山上背。

　　陈家伸说，在他们那里，种地的收入是负数。虽然人均耕地有两亩以上，但每亩地的投入就得150元；种一季苞谷，亩产800斤，最多能卖400元；再种一季油菜，亩产400来斤，卖200元左右，自己还要留一些榨油吃。

　　卖粮得来的钱，除了维持生计外，还要买化肥、种子，进行新一轮投入，所以根本就没钱缴税费。山区的土政策多，税费高，农民交税费的钱，都是靠青壮劳力外出打工挣来的。

　　陈家伸在外面干过修路工、伐木工、建筑工，煤矿工等，赚钱供自己的三个子女读书。中央规定贫困地区小学生每年学费不得超过120元，中学生不得超过230元，福成乡的学费是小学生400多元／年，中学生500多元／年，学生家长不堪重负。

　　陈方上到小学五年级时，在学校厨房里烫伤了脚，治疗费花了1000多元。学生每年都缴保险金，陈家伸希望校方能承担这笔治疗费，他为此花了300多块钱请客，没想到校方还是一口拒绝了。

　　去年冬天，陈方上到初二，陈家伸再也没有能力供他读书，就让他辍了学。春节一过，陈家伸就带上儿子，跟着本地包工头赵国华，来到孟南庄煤矿打工。陈家伸没想到，不到两个月，儿子就送了命。

　　与福成乡相邻的碑坝镇，有一对年轻的恋人，男的叫黄华军，女的叫唐贵香，今年都是21岁。两人是在山西翼城县铁厂打工时认识的，谈了三年恋爱。去年腊月十八，两人回家举办婚礼。因男方尚未到法定婚龄，就没领结婚证，只是花8000块钱，摆了酒席。

　　之后，小两口还要外出打工，赚钱回家起房子。唐贵香的表姐是包工头赵国华的妻子潘婷。大年初一，赵国华来到唐贵香家，游说小两口跟他去孟南庄煤矿挖煤。赵说，在煤矿干活收入高，小黄下井，一个月可挣1000多块钱；小唐专门给几十名矿工做饭，每月也能挣六七百元。

　　小两口都有些动心，但还都犹豫不决。翼城铁厂的包工头，也是小唐的亲戚。正月初九，小两口跟两名同乡上了路。四人先到翼城铁厂干了三天。铁厂的活太累，一班必须上满八个小时，中间不能吃饭；粉尘太大，呛得人受不了；干一天只有20来块钱，小两口加一起每月也只能挣千把块。这时，赵国华又打电话，再次劝说两人及他们的同伴来煤矿打工。于是，四个人便毅然离开翼城，踏上了去孟南庄的长途汽车。

　　正月廿四，黄华军的父亲黄永林往翼城铁厂打电话，得知两人去了孟南庄煤矿。他去赵国华家询问，赵母跟他说，孟南庄矿的煤井是斜井，只有三四十米深，保证安全；她的两个干儿子在矿上干几年了，一点事儿都没有。黄永林在赵家给儿子打电话，儿子也说这里既安全，收入又高，请他放心。

　　在这次特大瓦斯爆炸事故中，赵国华及黄华军均死于非命。潘婷和唐贵香一对表姐妹，顷刻间都成了寡妇。

　　3月25日，黄永林从1400公里外的家乡赶来给独生儿子办后事，他说从汉中上车后，自己的眼泪就没有干过。在跟记者谈话的过程中，黄永林一直嘟囔：“赵国华的母亲把我骗了。她说是斜井，只有三四十米深。结果我来了一看，是立井，480米深。她把我骗了……”

　　“离不开”包工头

　　像陈家伸、黄华军一样，全国许多偏远、落后、贫困、封闭地区的农民现在纷纷外出打工。但他们没技术、没文化、少见识，能够出卖的只有体力，因此，可供他们选择的去处，只有煤矿、金矿、砖厂、铁厂、暖气片厂等劳动强度大、安全保障差的地方。

　　即使是这类企业，国有性质的他们也进不去，因为国企自己的工人还用不完，还在裁员呢。能够接纳他们的只有私营小煤窑、小砖厂、小铁厂等等。

　　在这些私营企业，老板一般不直接跟工人打交道，而是把活计包给包工头，由包工头自行招工，承揽任务，安排生产，然后按月、按产量跟厂方结算。

　　碑坝人赵国华就是这样一个包工头。他下煤窑十几年，当包工头也有七八年了，在内蒙、河北煤矿都干过。去年他在河北邯郸沙果园煤矿带班，另一帮陕西人“紫阳班”把水仓打爆了，水淹矿井，所幸工人都逃了出来。

　　邯郸干不成了，另一名陕籍包工头在山西孟南庄煤矿领班，把赵国华介绍到这里。去年8月，赵国华和潘婷领着20名乡党来到孟南庄。赵领着工人下井采煤，潘婷则为丈夫做饭，并兼管账。赵国华有丰富的采煤经验，手下人又老实肯干，出煤多，因此这个班很讨矿主的欢心，不到三个月，就成为该矿四个外地班中最具实力的一个。

　　去年腊月廿五，矿上放假，赵国华领着工友们回家。临行前，矿长要他年后无论如何多带些人来。因此，春节期间，赵国华就走村串邻，鼓动乡亲们跟他来矿上打工。年后，从南郑县老家陆陆续续来了48个工人。到事故发生那天为止，这些矿工时间最长的干了40多天，最短的只干了四天。

　　在山西孝义，除了孟南庄煤矿外，附近的夏堡、高阳煤矿也有许多南郑人。说起来，南郑县所在的汉中市就有煤窑，但是产量不大，基本上只用当地人；紧邻南郑县的四川是农业大省，外出打工的人比陕西还多。因此，南郑县外出打工者的流向基本是山西、河北、河南一带。

　　虽然南郑县的大部分青壮年都在外地打工，比如福成乡6000口人，常年在外打工的就有2000人，但当地政府对外出打工者没有组织、引导，也不提供任何信息。外出打工的人们完全是无序流动。实际上，包工头就是当地外出打工人群的组织者、领导者。

　　外出打工的人们，如果不跟随本地包工头，而是自己出去找活，一则不容易顺利地找到活儿，还可能白白花了路费；二是他不管到哪里，都得加入某个包工头管辖的队伍。又因他是单个的外地人，在队伍里容易受歧视，反倒不如跟着本地包工头，周围工友都是本乡人来得亲切。

　　潘婷说，赵国华为人实诚，对乡亲们负责任。他当工头七八年，只出过一次事故：1999年在河北峰峰煤矿，井下塌方，砸死了一个工人。其他矿工死了矿上只赔1万多元，这次赵国华出面，向矿上力争，为矿工家属拿到了2万多元抚恤金。

　　来到孟南庄不久，潘婷听说这个矿1998年就爆过一次，死了15个人。当时她想，已经爆一次了，不会再出事儿了。她跟丈夫都不知道该矿属于高瓦斯井，随时有可能再次引爆。

　　煤矿就像世外桃源？

　　3月份的最后一天，记者从孝义市区包了一辆出租车，去孟南庄煤矿采访。孟南庄所在的驿马乡是孝义市最后一个不通柏油公路的乡，非常偏僻。汽车走过一道道岭来拐过一道道弯，触目皆是干燥的黄土高坡，难见一点点绿色，看得人嗓子眼儿直冒烟。

　　孟南庄煤矿离驿马乡政府6公里，离孟南庄村3公里。如果不是有这座煤矿，该乡的贫穷程度绝不会亚于陕西南郑县的碑坝镇、福成乡。事实上，煤矿附近的村子里，也有100多名农民在矿上打工；本次特大事故中，本地矿工死亡30多人，仅次于陕西籍矿工。

　　黄华军的表哥朱以林，跟着黄华军一起从翼城铁厂过来。3·22矿难发生前，因手指受伤，被一个工友护送上来包扎，幸免于难。

　　朱以林以前从没挖过煤，也不知道矿上的生产条件不符合安全标准。但他说第一次下井时，就感到害怕：“这东西这么深，上面要是塌下来怎么办？……”

　　民工到矿上后，休息一天，第二天就下井干活了。他们未经过任何培训，也没有师傅带，只有带班的将他们领到井下，指给干活的地方，告诉他们怎么干就行了。一个采煤班20来个人，力气小的砍煤，力气大的拉车，还有打孔的、走掘进的等等。

　　在井下，朱以林的工作是运煤：将煤车的拉条套在身子上，沿着25度的斜坡，往煤库里拉。一车煤500公斤，单靠人是拉不动的，上面还有一辆绞车，带着煤车往上走。

　　朱以林一看就不想干了。但是来时的路费花光了，要走也得先挣够路费再说，他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

　　有朱以林这种心态的民工，在矿上为数不少。对于包工头来说，多拉来一个人，自己就多一份提成，所以肯定要将矿上的条件、收入等往好里说。但对于民工来说，他们被包工头说动了心，千里迢迢地赶来，发觉上当时，想抽身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来一趟的路费就要几百块钱，这几百块钱很不容易挣到，走了就等于白花，况且没有路费就回不了家，也去不了别的地方。所以，既来之，则没法不安之。

　　3·22矿难发生后，来自汉中城固县的七名矿工因没有拿到分文工钱，每人只靠下井背尸体、搭停尸棚挣了50元。这点钱是远不够坐车回家的。所以，从孝义到汉中，1400公里回乡路，他们决定徒步走回去！

　　3月27日上午，在同乡的祝福声中，七名民工迈开了回乡的脚步。他们对记者说，路上计划再打零工挣些饭钱，估计两个月就能靠脚板走回家……

　　黄华军小两口来到矿上后，倒是没有太多失望。虽然赵国华许诺的“给几十名矿工做饭”并没有兑现——来自各地的矿工们大多自己开伙，也有的自愿组成大小不一的“伙食团”，唐贵香就是这样的“伙食团团长”之一。来她伙上吃饭的矿工有七八个，每人每天给她一块钱，一个月能挣200来块。唐贵香合计着：等到来我伙上吃饭的人有20个，一个月就能挣600元了。

　　黄华军也是拉煤的，每天要在井下干5～8个小时，苦累异常。他从井下上来时，唐贵香说我都看不到他的脸了——丈夫的脸上全是煤灰，身上也全是煤灰，全身上下只有牙齿是白的，有时连牙齿也是黑的。

　　尽管这样，黄华军也没想过不干。他觉着这里工资高，一天能挣四五十块钱，好好干几年，就可以回家起房子了。

　　黄华军、唐贵香和朱以林都没有听说瓦斯爆炸的事，也不知道煤井会爆炸。但陈家伸却知道。

　　陈家伸曾经下过半年煤窑，他跟记者说，他以为瓦斯爆炸这种事是很偶然的，几年一次或十几年一次，甚至有的矿工干了几十年也没见过瓦斯爆炸，没想到他们才来一个月就碰上了……

　　在井下，陈家伸负责打巷道，一个月可挣千把块钱，儿子陈方开小绞车，也能挣500来块钱。陈家伸说，打工嘛，只要工资能兑现，再艰苦点也不怕。在家乡时，自己背受着难以养活家人的经济压力、身心压力，下到煤井后，虽然苦些、累些，但感觉自己有用了，能养家糊口了，心里也得到些安慰。

　　因此，每天在480米深的井下默默劳动，远离尘世的喧嚣，不用再看别人的冷眼，陈家伸倒不似在家乡时，有那么多牢骚了。甚至在这暗无天日的地底下，在苦累异常的劳作中，陈家伸还重新感到了自己的价值，重新体会到了作为家里顶梁柱的自豪，他的内心是充实的。

　　跟陈家伸父子一样，很多矿工是与自己的家人一起来的。黄志喜的弟弟叫黄志章，黄志礼的弟弟叫黄志义。两人的弟弟均在此次事故中死亡，两个哥哥则幸免于难。

　　黄志喜说，井下的环境非常恶劣，煤灰飞扬，有的地方需要专门用水浇煤灰。矿工在井下干一会儿活，浑身就湿透了。因此，他们虽然穿着工作服下井，但到了井下，就把衣服叠起来，放在一边，全身光溜溜地干活，等到升井时把衣服穿上。这衣服也是黑乎乎的——矿工到了井上，整个儿就是一“黑人”，不洗澡就没办法吃饭、睡觉。吐一口痰，嘴里都带着煤灰。

　　记者问他们是否知道这样的工作环境对健康极其有害，矿工们都说知道。他们平时也常常觉得肺部难受，但对此不太在意。

　　除了能够充分适应又苦又脏又累的工作，矿工们也练就了对枯燥、乏味的业余生活的适应本领。

　　上班的八个小时是没法吃饭的。早上6时上班，下午2时下班，洗洗弄弄，吃饭时就到三四点了。附近的村子都不种菜，菜贩从县城拉菜来卖给他们，白菜一块钱一斤，黄瓜三块钱一斤，贵得离谱，一个月的生活费就要花掉200来元。

　　隔个十天半月，矿工们也买点猪肉、豆芽、酸菜，改善一下生活；几个乡党相聚，买两块钱一袋的二锅头酒喝喝。黄志喜说，“二锅头”味道不好，不如他们家乡的苞谷酒。

　　不上班的时候，矿工们就蒙头大睡、闲聊、打牌，或者在附近的山上乱逛。山是土山，寸草不生，也没什么好逛的。用唐贵香的话说，这个地方是“没有一点娱乐空间”！

　　煤矿到年底才放假，因此矿工们也要干满一年才能回家。来自南郑县的矿工们大多已婚，记者问他们一年不过一次夫妻生活，能否受得了？矿工们一听，都憨厚地笑了：“……挣钱最重要，夫妻生活不过也无所谓！”

　　如果没有3·22矿难，大多数矿工们的人生轨迹就这样延续下去了：以自己的体力、健康、生命为代价，艰难而缓慢地赚取生活费用，养活自己，也养活几千里外的全家老小。这样的命运，是他们在家乡时就注定了的——就像冥冥中有一只手，引导着他们离开家乡，来到山西，来到孟南庄潮湿闷热的井下，面对无尽的黑暗与死亡的威胁。

　　3月22日12时57分，一声巨响，他们的命运轨迹都划上了暂时或永久性的休止符。

　　“嗵的一声巨响，

　　井口冒起了黑烟”

　　孟南庄煤矿的矿主孟昭康，当过乡长、县煤管局局长、地区能源公司总经理。当地人称他是“孝义第一大财主”。保守一点说，他的资产有几千万元。光是他的孟南庄煤矿就有四口井，三口出煤，一口通风，方圆12公里都属于该矿开采范围。

　　矿工们不认识孟昭康，他们连矿长是谁都不知道。这个矿的规模如此之大，矿工们都以为它是国营煤矿。矿上的包工头们见过孟昭康，因为他三天两头地来矿上视察。但是工头们也都没跟孟昭康说过话。潘婷说，孟昭康60多岁，非常威严，来了就是在矿上转转、看看，跟矿长都不怎么讲话。

　　孟昭康的老家就在孟南庄，因此他对家乡人非常关照。孟南庄村民所用的煤、电、水，都由矿上无偿供应。

　　也许正所谓“财大气粗”吧，何况孟昭康还是一个“很有背景”的人。今年以来，吕梁地区一个半月内接连发生三起重大煤矿事故，全地区的煤矿正处在停产整顿期，但孟南庄煤矿还在顶风开采。3月11日 ，孝义市安全监察局给该矿煤井贴了封条，矿长孟国平一把撕下封条，继续生产；3月12日，监察局来人在井口上了锁，没想到孟国平连锁也砸了。3月18日，孝义市委、市政府召开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要求孟南庄煤矿停产，但矿主孟昭康、矿长孟国平等人仍置之不理。

　　3月22日，孟南庄煤矿。

　　上午10时，矿工朱以林的手指受了伤，让工友送上来包扎。潘婷一看见，心里就咯噔一声：“今天怎么回事呀？工人一下去就受伤？不是好兆头……”

　　潘婷的二姐夫李福林在孟南庄煤矿风井工作，二姐及外甥女也在矿上。这天上午，李福林要下井时，五岁的女儿抱着他，死活不让。李福林就此躲过一劫。

　　11时20分，孟南庄煤矿停电，风流短路。风送不下去，井下瓦斯浓度逐渐增大。有十几名矿工忍受不了，升井上来，又被矿长孟国平骂了下去。

　　中午12时，天空忽然飘起了鹅毛大雪。

　　12时57分，纷纷大雪中，嗵的一声巨响，井口的预制板被震飞了，井口冒起了老高的黑烟！

　　潘婷正在跟请来的乡村医生聊天，她赶紧问医生：“咋回事？咋回事？”医生惊慌失措地看着井口说：“哎呀，瓦斯爆了……”

　　潘婷当时就知道井下的人肯定全完了！

　　跟潘婷有同样预感的，还有陈家伸、黄志喜等未当班的矿工，以及唐贵香等矿工家属。有亲人在井下的矿工都嚎啕大哭；唐贵香哭着往井口跑，井口冒出的煤灰掺着雪花糊了她一脸，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流，去拉她的人，还以为她也受了伤……

　　唐贵香的丈夫黄华军遗体被打捞上来，已是两天以后。人们不让唐贵香去跟前看，怕她受不了。

　　然而，3月29日，黄华军在介休火化那天，唐贵香还是见到了他：“他的头发烧没了，脸肿得像橡皮娃娃一样，全烧黑了。他的下半身是白的，上半身是黑的，洗也洗不掉。他的眼睛还是睁开的，说明他临死前有放心不下的事……”

　　三天后，包工头赵国华的尸体也找到了。跟他一起葬身井下的，还有其他三名包工头，以及一名生产矿长。

　　3月31日，记者去孟南庄煤矿采访时，还有九名遇难矿工的尸体未找到，其中包括三名南郑籍矿工。

　　死者长已矣，活者怎么办？

　　事故发生后，抢险指挥部在善后方面分了两个组：孝义组负责处理当地遇难矿工善后事宜；介休组负责处理外地遇难矿工善后事宜——所有外地遇难矿工的家属，都被安置到了介休市西关旅社。

　　3月31日，记者来到西关旅社。事故已经发生10天了，遇难者家属们的心情逐渐平静，脸上的悲伤已被麻木所取代。在这三四天里，记者见到了30多名遇难者家属，他们没有一个人再哭。

　　有关方面已经查封了孟昭康在银行的账号，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事故处理，其中每名遇难矿工的家属，都得到了8万元抚恤金，据说是按当地最高标准给的。死者家属们对此都无异议，只有潘婷问过记者一句：

　　“你觉得拿8万块钱赔一条生命，合理吗？”

　　3·22矿难发生后，潘婷哭求矿方组织下井救人。但生产矿长已死，主管矿长被警方带走，矿上没人管事，谁都不愿下去。潘婷又急又气，昏死过去，在孝义市人民医院住了一夜，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她回到矿上，发现家门被撬开，留在家里的6000块钱被人偷走了。

　　这些钱是赵国华生前向矿上借的高利贷。潘婷说，矿上怕民工半路走人，就压他们两个月的工资，第三个月起才发薪。南郑县的矿工们从家里出来时，身上只带四五百元，有的一到矿上就没钱了。赵国华便决定提前一个月发薪。他打算用自个儿的积蓄来支付这笔开支，但是钱不够。他去跟矿长交涉，矿长只给他预支了5500元，还缺一万元，他便又借了矿上三分利的高利贷。

　　那天早上，回到煤矿的潘婷，工人围着她要工资，矿上拿着借条催她还债。因生产矿长已死，5000多元的产量未签字上报；遇难矿工在她那里借支的钱也已“死无对证”，潘婷的总损失达2万多元。

　　不管死去还是幸存的矿工，都没有领到足额工资。他们所使用的工具：拉带、铁锨、矿灯、安全帽等，都要自己掏钱购买，价格要比市场上贵一倍左右。至今遗体还没找到的矿工朱兆久，毛工资1037.6元，实际只领到425元。来矿时间短的矿工，有的还要倒找钱。

　　事故发生后，遇难矿工13人的陕西安康市很快派来了处理善后工作组，妥善处理完了遇难矿工的后事。而遇难人数更多的汉中市南郑县，市、县、乡、村没有一个官员来晋，因此南郑籍遇难矿工的后事处理很不顺利，家属们屡屡与当地事故处理小组发生冲突。

　　跟黄华军有“事实婚姻”关系的“遗孀”唐贵香，希望能分到3万元抚恤金，但黄家人只肯给她1.5万元，唐贵香无奈地接受了。她跟记者说：“我这人可怜得很！根本没有人同情我。别人都知道我是他妻子，但是因为没有结婚证，他们家根本没把我当回事，他爸只说我是黄华军的女朋友。当初我们是两个人一起出来打工的，现在我一个人回去，好寂寞……”

　　因事故发生前受伤而幸免于难的朱以林，现在仍惊魂未定，不知该喜还是悲，整天躲在旅馆床上睡大觉。对于记者的采访，他很烦躁地拒绝了。记者问他打算以后怎么办？朱说：“以后在家务农，一辈子也不出来了！”

　　然而，其他幸存矿工却都不像他这么极端，虽然大家也都表示以后不会再下煤窑了，但回家歇两个月，把地种上后，他们还会再次出来，找其他活路。

　　3·22矿难发生后，山西省政府责令吕梁地区关闭所有小煤矿，一一整顿验收。所以这些煤矿的矿工也都失了业。

　　但是，特大矿难的发生没有“吓倒”所有外地矿工，吕梁地区关闭小煤矿也没有“难倒”这些矿工。

　　3月27日，事发后仅五天，孟南庄煤矿的18位陕籍（来自与南郑县相邻的西乡县和城固县）幸存民工已联系到一个新矿井，包车到100公里外的山西交城继续挖煤。来自陕西安康紫阳县的幸存矿工们也开始寻找新矿井。

　　可以预料的是，吕梁地区的多数小煤矿迟早也都会“整顿合格”，继续开办，一批又一批的矿工还会重新聚拢在这块黄土高坡上，重新下到险象环生的煤井下，继续着他们安危难测的劳作。

　　不外出打工就没有活路，外出打工又只能到不多的几个地方，包括到事故频发的煤窑，来廉价出卖自己的体力，来面对生命和健康的严重威胁。什么时候农村不富，农民不富，什么时候民工们就难以摆脱这个宿命连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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