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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朱总理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朱总理说他日夜都想着农民增收。朱总理还说，只有农民增收这个事最大。很多人都在研究农民增收这个头等大事，我也凑热闹说几句。
每给农民松一个绑，国民经济就有一次大发展，农民收入就有一轮高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给农民松了三次绑。
第一次给农民松绑是80年代初期，允许农民“分田单干”。这一次松绑，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农民获得了有限的生产自主权，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一次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大问题，并且农民首次有了剩余，有了现金积累。
第二次给农民松绑是80年代中期，允许农民“离土不离乡”——发展乡镇企业。这一次松绑，把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在乡镇所在地发展加工业、建筑业、饮服业等，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创业积极性，乡镇企业很快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河山，第一次结束了新中国商品短缺的历史，一部分地方和一部分农民也先富了起来。
第三次给农民松绑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允许农民“离土又离乡”。这一次松绑，把有寻求新的发展机会能力的农民从农村解放出来，让农民在全国的范围内、几乎所有的领域里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的发展积极性，一亿多农村劳动力异地就业，沿海劳动密集性产业带突飞猛进，大城市经济圈高速扩展。农民非农业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
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每给农民松一次绑，就是一次生产力的大解放，国民经济就会有一次大发展，农民也在国民经济的大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现阶段：给农民松绑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农民增收的根本措施现在，套在农民身上的绳索不是没有，而是还有很多很多。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再松四绑：
第一绑：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
现在，农民离开农村要办五证、交七费：有身份证、未婚证、计生证、毕业证、待业证，每个证都得交几十元钱；此外，还要交两费，一是计划生育季度妇检保证金，二是公粮水费、三提五统保证金。农民要办五证、交七费，少则500元，多则几千元。
农民来到城里还要办证、交费。有暂住证、健康证、就业管理费、治安保护费、还有企业收取的保证金。把这些办齐，少则500元，多则上千元。
这些歧视性的政策和不合理收费极大的阻碍了农民就业和农民增收，这种政策不应该带入21世纪。
第二绑：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
现在，农民有生产经营的权利，但农民没有不生产经营的自由。世界上如果有明知亏本，但又不得不做的买卖，那可能就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农民之间的买卖了。种田明明亏本，那就不种好了——休耕，没有收成也就用不着交税费，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中国农民还没有取得这个天经地义的权利，更有甚者，还找农民收取土地闲置费。这实际上是强制农民无偿或低偿提供劳动和土地结合，生产低价的农产品，为社会提供保障。这就是我国农产品多品种、大范围生产过剩，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根本原因。
第三绑：建立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让地主离城下乡，农工离乡进城。
农民愿进城，可是白白的丢掉土地和房产又太可惜了，进城的农民还担心老了以后的生存问题（社会保障）；城里有钱的人希望下乡做地主（办农场、农业企业），但没法取得农地的产权。如果能有一种制度能开通城乡的产权交易，促进各种要素在城乡自由流动、交易，那无疑将大大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大幅增长。
我建议建立土地金融社保制度。其基本内容包括：1、成立国家土地银行和集体土地信用合作社。2、将农业税改为农民社会保障税，建立农民个人社保专户，在土地银行系统设专户管理社保基金。3、将集体的土地股权化后分配给农民 ，土地的股权可以抵押贷款，获取进城发展的本钱。
可以用个人土地股权换取个人社保基金。4、与土地股权相配套的个人社保帐户可随个人在城乡社保系统流动。5、土地银行收购、集中土地，开发增值的经营收益，用于农村的公益事业或转为社保基金。
第四绑：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作主。
我们总以为比农民聪明，其实不然。民办学校管理权上收，由公办教师取代民办教师，由村民和教育系统双重管理变为教育系统垂直管理，结果怎样呢？农村的财务管理权上收到乡政府里管理，结果怎样呢？最近几年，各地大搞结构调整，“逼民致富”，结果怎么样呢？前些年，各地给村里派书记、村长，结果怎么样呢？
大量的事实证明，我们伸手管农民的事，比农民自己管差得更远，且成本高出许多倍。
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政府知难退出的领域，农民一进入就柳暗花明。从人民公社到分田单干，从计划种植到市场导向，从政府包办到个人承包都说明这是一个真理。所以，我主张：政府少为农民作主，让农民多作政府的主。
给农民松绑，就是解放农民，解放农民就是让农民逐步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即同等的民主权、税赋权、社会财富占用权、迁徙权和人身财产保护权。解放农民就是解放最大的生产力，就是农民增收的最有效的措施。（士柏咨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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