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是法国现代史上最有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他的政治生涯奇峰迭起，波涛起伏，富有传奇色彩。他也自称是“一个带有传奇性的人物”。 从上世纪50年代初进外交部的第一天起，我就同法国结下了不解之缘。自然盼望有一天能一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1964年1月，中法建交。我被派往巴黎使馆工作。当时正是戴高乐再度执政的全盛时期。我终于有机会实现了这一夙愿，有幸成为多次见过戴高乐的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之一。 印象最深的是1964年6月19日第一次见到戴高乐。那时我国驻法首任大使黄镇到任还不到半个月，戴高乐总统就主动约见，进行正式谈话。巴黎有一百几十个外国使节，能够同总统正式谈话的不多，总统主动约见更为罕见。这反映了戴高乐急于同中国对话的迫切心情。 会见在爱丽舍宫总统办公室进行。我陪同大使前往，担任翻译。我们一登上爱丽舍宫的台阶，礼宾官就前来迎接。按礼仪，应当让客人走在前头，可是从礼宾官旁边闪出一个穿燕尾服的人，大模大样走在最前面。幸而事先蒙友好国家外交官指点，我才明白此人是专司指引客人的服务员。 戴高乐的办公室位于二楼中央。我们先在办公室门前的小客厅稍候。不一会儿，办公室的门开了，戴高乐出现在门口。他着一身老式双排扣深色西服，气宇轩昂，仪表威严，颇有睥睨一切的气概。有人把他比作一钩新月，看上去似乎更清冷些。他先站着同我们寒暄几句。身高1米95的他得略略偏下头来同我们说话。他对黄镇说：“我们都是军人，一定能谈得来。”按戴高乐会见外国客人的习惯，他先请我们在办公桌前的两把帝国式的古色古香的靠背椅上坐定，自己坐到办公桌后边。三把座椅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戴高乐的那把椅腿加高了一截，以便能自由舒展他的两条长腿。主客隔着一张偌大的路易十五式紫檀木办公桌面对面谈话。戴高乐当时已是74岁高龄，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说话铿锵有力，字斟句酌，有时用手势来加强语气。 这次谈话历时约1小时，主题是印度支那问题。戴高乐对手下人说得很清楚：“我们希望越南重新统一、独立，实现中立化。这就需要我们同中国人取得一致，促使美国人接受这种解决办法。”我国大使到任伊始，戴高乐就主动约见，专门谈印度支那问题，自然有重要的信息转达给中国领导人。 他说，1954年日内瓦协议是好的，是保证印度支那和平的好办法，条件是协议应付诸实施。他强调：“现在存在着干涉，双方都有干涉，后果很坏，令人遗憾。”法国认为，应该回到1954年协议，并使之付诸实施。需要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在1954年协议的基础上停止干涉，恢复和平。他一边用双手比划着，一边提高嗓门一字一顿地说：“双方都应停止（干涉），这样才能促使会议召开。”信息是最清楚不过的了：不仅美国应当停止侵越，中国也应停止援越。 他又强调，中国的作用是“头等重要”的。“没有中国，就不可能解决问题；同中国一起，也许能解决问题。”如果中国响应倡议，并同法国一道，会对其他有关国家有重大影响。最后，为了对中国施加影响，促使中方与法国协调、合作，他特意表示：“我们希望中国在全世界，在外交、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它应有的地位。对新中国来说，东南亚问题是个机会，希望中国抓住这个机会。” 谈话结束时，戴高乐起身，彬彬有礼地送我们到办公室门口握别。那个穿燕尾服的人赶紧上来引我们下楼。在爱丽舍宫入口处握手告别时，我把早已攥在手里的一张50法郎的钞票放在他的手心里，对方心照不宣地收下了。这是一位资深外交官教给我的诀窍。凡是去见总统、总理、外交部长，客人得给引路的服务员小费，而且须用旁人觉察不到的方式很自然地交到对方手里。这种规矩是我闻所未闻的，也算得是初见戴高乐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