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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性决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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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3年10月29日05:29 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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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
李君如简历：男，1947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宁波。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研究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长期来主要研究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历史性的会议 纲领性的文件
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中，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这是对我们改革开放全局有根本指导性意义的文件。尤其是《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因此，完全可以说，无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还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这次全会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这次全会和全会通过的文件，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举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衡量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成效，关键要看实际行动，看实际效果。而一个理论要在实践中取得成效，必须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紧密结合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紧密结合执政党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中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把理论原理、原则转化为方针、政策，转化为法律、法规，转化为制度、机制，才能付诸实施，使之实现。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紧紧抓住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根据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修改宪法部分内容上做大文章，做大决策，表明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坚强决心和科学态度。这次全会在完善经济体制和修改宪法两个方面，作出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大举措。
其次，这次全会和全会通过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我们的改革开放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到现在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
改革从农村起步，然后推进到城市，推进到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引进了市场机制。这一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要从根本上变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因而是一个历史性的变革。特别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认识到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不是根本对立的，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尽管当时强调，改革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上已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邓小平对此有过高度的评价。到十三大，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在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要通过“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来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
第二阶段，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到20世纪末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由于我们在改革中引进了市场机制，于是，引发了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关系的争论。长期来，人们总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强调，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破天荒地提出了关于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的全新观点。根据邓小平这一重要思想，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级干部进修班上作了《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搞得更快更好》的重要讲话。他针对当年一些人提出的不同观点，尤其是根据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这个意见，得到了全党的赞同，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写进了十四大报告。经十四大审议以后，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一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乃至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十四大的精神，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样，我们的改革开放就由前一段“摸着石头过河”进入到按照明确的目标探索前进的新阶段。到2000年，我们经过艰辛的努力，在克服经济过热和由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紧缩等各种困难的过程中，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是过去我们的改革所经历的两个阶段。进入新世纪，我们的改革还要继续往前走。因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尽管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正如这次三中全会所分析的，我们在发展中还存在着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其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事实上，在中央提出的新“三步走”战略中，就已经明确：我们要用10年时间，到201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周年的时候，使我们的体制更加完善和定型。然后，再经过30年努力，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次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是根据这一新“三步走”战略，制定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蓝图。
由此可见，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是贯彻十六大精神的一个重要的文件，同时又是标志着我们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放到这个大背景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次全会有着特别突出的战略地位和历史意义。
再次，这次全会和全会通过的《决定》，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般来讲，5年开一次的党代表大会是总结前5年、部署后五年的决策性会议。党的十六大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不仅仅总结了前5年，而且总结了前13年，也不只是部署后5年，而是部署了未来一二十年。这次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也是总结前一二十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验，规划后一二十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蓝图。所以，这是一个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历史性文件，从而进一步表明这次全会所研究的问题不是管三五年的，而是要管十年二十年的。它和一般的全会不同，是一个带有战略意义和长远意义的全会。
所以，无论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来看，从改革开放的历史来看，还是从这次全会通过的文件的内容来看，都告诉我们，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完善经济体制 全面建设“小康”
大家已经注意到，这次全会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决定》中有一个重要的词语叫“完善”。完善首先是相对于我们已经宣布的到2000年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言的，是在“初步建立”的基础上向前走，逐步达到“完善”。同时，完善又是同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目标相联系的。因为完善与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完善是相对中的绝对。我们讲的完善，是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完成这一阶段的体制改革任务。与“完善”相对应的，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全面”。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体制的完善来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这就是这个文件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众所周知，我们进入21世纪以后的头20年要打一个大仗。这个大仗就叫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面”，我理解应包括三方面意思：
第一，是目标上的“全面”。这就是十六大讲的，要实现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可持续发展在内的四大战略目标，达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第二，是实现途径上的“全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通过正确的途径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应该包括实现途径的“全面”，最重要的，就是东中西部能协调发展、全面推进。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打好三大战役，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样从区域上的全面推进，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很大的战略部署。实现途径的“全面”，还包括社会力量的全面动员和组织，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我们要明确，改革的最深层的动力来源于人民群众。只有人民群众自觉、积极、主动地参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才能成功。由于改革是个利益的调整过程，势必有的阶层得到利益多一点，有的阶层得到利益少一点。作为中国共产党来讲，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方针政策来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这样才能建成全面的小康社会。实现途径上的“全面”，同时包括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改革开放需要大量的人才，包括有较高科学文化素质和文明道德素质的普通劳动者，所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构筑人人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使每一个人民群众的素质都能得到提高，而且思想政治素质、公民道德素质、科技文化素质和各方面的业务素质都能提高，使各个岗位上都有合格的人才、合格的劳动者，都能生产出高质量的物质成果和精神产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第三，是制度保障上的“全面”。这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有制度上的全面保障。也就是说，我们要根据江泽民提出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一系列体制改革。为了能够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都解放出来，把潜在的能量都能够释放出来，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着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推进全面改革。在各方面改革当中，毫无疑问，经济体制改革是居于基础性的和领先的地位。只有当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其他方面的改革才能获得基础和根据。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过20多年的努力正在逐步深化。现在我们已经明确，今后一二十年，只有在“完善”两个字上做出一篇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文章、好文章来，才能保证“全面小康”的实现。所以“完善”和“全面”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完善的经济体制才能保证“全面小康”的实现，而“全面小康”的奋斗历程又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
那么，这个《决定》所讲的体制的“完善”，体现在哪里呢？
只要认真研读一下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就可以发现这个文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上，都作了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对策，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
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就是要研究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运行中的地位，就是要研究国有经济和农村经济怎么在市场经济中更有作为的问题。《决定》提出，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经济体制”，就是要进一步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及其内部相互关系上的一系列问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决定》为此提出了突破性的对策，这就是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制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使得经过规范的股份制改造的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进入市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要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过去2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相当活跃。在未来的20年中，为了增强国民经济的活力，解决中国庞大的人口就业问题，它们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就必须解决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所受到的种种制约问题。这次全会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和“同等待遇”问题，允许它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那些重要领域。这样，就对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怎样在市场中发挥作用提出了明确的政策。
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体，也就是研究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首先启动的是商品市场，逐步扩大到整个物流市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从短缺经济到一个比较繁荣的小康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商店的商品充足，品种丰富，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需要，而且进入了世界市场，占据了世界市场很大的份额。从商品市场到物流市场，这是市场经济建设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但又不能不看到，我们的市场体系中仍有很多不足。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多年来发育不充分，也不规范，从而影响了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决定》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客体，对各个方面的市场如何完善，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如何完善，使整个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能够按照经济规律合理地、自由地流动，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出了一些统括性的意见和对策。特别是强调要“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强引导和管理，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强调要“大力推进市场对内对外开放，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发展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促进商品和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强调要“积极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扩大直接融资”等等，这对于建设全国统一市场，具有重大意义。
解决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和客体问题，还要同时对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行研究，才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次全会根据我们体制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有突破性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强调要废止妨碍公平竞争、设置行政壁垒、排斥外地产品和服务的各种分割市场的规定，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二是要进一步健全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和宏观调控体系；三是要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四是全面推进法制建设，加强执法和监督。在这个主客体关系协调和规范的过程中，有看不见的手，有看得见的手。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看得见的手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政府要进一步改善宏观调控的手段，转变政府职能，尤其要完善财政税收体制、深化金融改革，使之在市场经济运作过程中发挥良性的调控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加强道德和法制在协调和规范市场经济主客体相互关系中的作用，在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过程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内容非常丰富，但是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个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物质运动过程来看待的话，它无非是市场经济的主客体相互关系问题。《决定》共12部分42条，讲的就是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如何完善这一经济的客体、如何完善这一经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这样的“完善”来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面”的目标得以实现，也保证“全面”的途径得以实现。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次《决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体制性的保障。
创新的理论 科学的决策
人们高兴地看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突破性的发展，在理论创新上取得了新的成果。可以说，它把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理论界提出的重要观点，尤其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来后理论界的一些创新性的意见都采纳进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历来是在领导和专家相结合，以人民群众实践经验为基础的集体攻关中推进的。没有群众的实践，就没有理论创新的基础，没有专家的研究，就没有理论创新推进，同样，没有领导的正确决策和指导，也不可能有理论创新的成果。这次《决定》的理论创新成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
这个《决定》中，大家很关心它提出了哪些新观点。具体讲，有很多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理论创新成果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就把全党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在这个历史性的转折当中，我们党对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逐步加深。应该讲，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形成“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么一种科学的认识，是来之不易的。与此同时，我们都知道，发展需要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发展应该是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江泽民强调，我们的发展应该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的过程，应该是人和自然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过程，应该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过程。所以，不仅不能把增长等同于发展，也不能片面地理解发展。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发展，这是我们在实践中得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
但是，我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是有限的，条件以及环境也是非常复杂的。究竟怎么能够保证“全面发展”的实现？因此我们不仅要强调全面发展，而且要强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协调，是保证全面发展的条件，也是全面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这种全面的协调的发展，不应该仅仅只考虑眼前的需求，还要考虑到子孙后代，所以必须把可持续性发展作为我们新的发展观里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这个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总之，以人为本的，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以过去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验、尤其以最近13年的经验为基础，在理论创新中提出的一个突出成果。
第二，与此相联系，提出“五个统筹”与“五个坚持”相统一的新的统筹兼顾理论。
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包括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包括资源不足，包括我们人口众多等等。所以我们可以有理想和目标，但是绝对不能把什么都理想化。要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实现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个非常艰巨、繁重的任务。许多问题和困难，可以说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碰不到的，只有中国有。比如，我们讲以人为本，13亿人所有的利益都得到满足，谈何容易？比如讲农业问题，我们可供耕地那么少，人家农业劳动力劳均土地上千亩、几百亩、几十亩，我们只有五亩多，东北、新疆稍高一点，劳均七八亩，长江以南劳均仅1亩。我们要解决好农业问题，是多么艰巨！所以，要有理想的目标和追求，但不能太理想化，而要始终紧紧地结合我们的现实，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和方案。正确的方针，就是要统筹兼顾。这个方针是毛泽东提出的，是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提出的正确处理全局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针。这几年，江泽民在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候，从新的实际出发，重新强调这一重要方针，提出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关系。这次十六届三中全会，拓展了统筹兼顾方针的对象和范围，提出了“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既不是片面地照顾某一方面利益，也不是搞平均主义、一刀切，而是既承认差别，又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与此同时，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把坚持统筹兼顾方针，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联系起来，强调“五个坚持”，以此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显然是我们理论创新的又一个重要成果。
第三，提出了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观点。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是我们党一贯强调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坚持这个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关键就要看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不仅能够生存，而且还能够发展；不仅能够发展，而且能够影响全局。因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是人为赋予的，而是应该在实践和经济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经过多年的探索，我们得到的认识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容与形式作了科学的辩证的分析，指出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同时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组织形式，不能笼统地说它是姓“公”还是姓“私”的，可以作为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种实现形式。这次十六届三中全会就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我们要以股份制为载体，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
在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中，最难的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从一开始我们就讲，国有企业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一系列探索，到十四大以后，开始用公司制取代工厂制，使得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建立一个健全的公司是不容易的。怎样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走出来，走到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司制，涉及到的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代表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到底是谁？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以什么样的制度形式得到保护？经营管理层的地位和作用靠什么制度来实现？这一次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国有资产出资人问题，对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问题，以及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管理者的关系问题等，都有了明确的规定，所以这就能够保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16字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得以实现。
第四，提出了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使其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的观点和政策。
对非公有制经济，要进一步鼓励、支持它发展，并引导它能够更好地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适应，是这次《决定》中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成果。
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人们对它的认识从不能正确对待到能够比较重视，从比较重视到赋予它应该具有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以后，到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和创新，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又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改革开放是从搞活经济的要求出发的，最初是让个体经济在社会主义土地上成长起来。后来，雇工问题就发生了，最著名的是“傻子瓜子”事件，那时候党内外舆论大哗，邓小平的态度是，放一放再说，不能因此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和全局。这一放就放到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这个时候就不止有一个“傻子瓜子”了，而是出现了一批非公有制经济，一批民营企业家，他们活跃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非公有制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从1989年不到1％，发展到2002年已占20％以上，主要是这13年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起来，势必涉及到对这个经济成分怎么看，对于与这个经济成分相联系的新的社会阶层怎么看的问题。这是个很尖锐的政治问题，也是个很深刻的理论问题。江泽民经过大量的深入调查研究，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联系的新的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为了使全党能更好地接受这个道理，十六大又进一步从劳动和财富两个方面作了论证。一是强调私营企业家原本就在从事劳动，成为私营企业主以后他们仍然在从事经营管理劳动。民营科技企业的业主，还从事科技劳动。这些都是创造很大价值的复杂劳动，理应得到全社会的承认和尊重。二是强调财富是劳动和其他各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来的，合法的劳动收入与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所允许的，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有没有财富、有多少财富来评判他们政治上的先进与落后，而要根据财富是哪里来的、是怎么使用的、是不是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来评判他们的先进和落后。这就从理论上解决了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问题。
在这两个前提下，怎么样在未来的20年更好地运用好非公有制经济这种经济形式，同时把他们引导到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更相适应的道路上去？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同时要教育非公有制企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政府也要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这是对非公有制经济最大的政策支持，也是理论创新上一个很大的成果。
第五，提出了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
这几年来，怎么样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人们非常关心、甚至非常揪心的问题。这次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根据十六大精神，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思路。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制约和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这个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越来越突出。开放搞活以后，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里打工，为城市建设和整个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他们在当地家庭生活的改善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们无法真正进城，作为一个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待遇。这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突出问题。所以，十六大明确提出了要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一方面提出要通过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市场和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来进一步解决农业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提出，要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通过城镇化以及相应的户籍制度改革来解决二元结构的问题。当然，更深刻的是，要通过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创建、提高农民素质等多渠道地来解决“三农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前景，一个拥有庞大农村人口的中国，如果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的确将是个世界奇迹。
此外，《决定》关于继续改善国家宏观调控和加快政府机构职能的转变，关于财税和金融改革，关于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关于就业和分配体制改革，关于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关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改革等方方面面，都有不少理论创新的成果，我们就不一一阐述和分析了。
总之，我们要响应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号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全面贯彻十六大精神，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不断促进三大文明协调发展，为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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