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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宝 1980年7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信使》杂志中文版创刊。这本发行量不大的杂志很深入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生活，它针对各类问题发言，拢聚了全世界最卓越的见解，其中有些预言真是惊人的准确。法国作家巴赞90年代中期逝世前接受《信使》访问时说，他并不认为核武器是现实的主要危险，因为它被最严密地控制着，小国也无力制造原子弹，但是，生 物学是真正的危险，因为任何一个能摆弄病毒的助理实验员都可以造成毁灭。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感受到这种威胁:想一想一年以前美国的炭疽热粉末造成的恐慌，以及世界政要对恐怖主义生物武器的焦虑。巴赞的担忧其实更进一步:即便是生物病毒一次无意的泄漏，就能让巴黎、旧金山、伦敦成为毒鼠强袭击下的南京汤山。我比较悲观地觉得人类总有一天会在事后想起巴赞的警告。 由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财政困难，《信使》今年起停止出版。为了对发行了21年的《信使》中文版作一次纪念和总结，《信使》中文版的出版单位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选编了一套“信使精华丛书”，将《信使》中文版各期译文精华分类成书，计划一共出12种，目前已出6种:《世界名人一席谈》、《神灵、图腾和信仰》、《媒介的变迁》、《城市迷宫》、《电影一百年》、《天涯孤旅》。编者感慨地说，但愿这套丛书不是绝唱。 “信使精华丛书”智慧清明，有很多文章并不长，但能给你很透彻的知识。《媒介的变迁》有一篇《18世纪法国的畅销书和流言蜚语传播者》，提到巴黎街头的咖啡座，咖啡座实际上是法国的一种大众媒介，流言蜚语的大众媒介，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咖啡座里充斥着各种谣言和传闻，还有诽谤性的歌谣，这些流言蜚语始终围绕着两个主题:专制统治和腐化堕落。这些民间传说和歌谣最后居然是法国大革命的成因之一，它甚至还规定了攻打巴士底狱的革命的具体路线——传说中巴士底狱里关押着无数专制统治的牺牲者，但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占领时里面只有7名犯人，而且大多数犯人还是因为不道德行为应家人要求而下狱的。《媒介的变迁》中另有一篇《一切权力归麦克风》，标题模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句式，说的是十月革命后，苏联领导人通过无线电将辽阔的俄罗斯紧密地联系起来。十月革命刚刚结束，列宁就下令把优秀的俄国工程师从监狱中释放出来，送往下诺夫哥罗德的无线电技术实验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苏联已经拥有100多万台收音机，广播网络遍布全国。“二战”期间，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首席播音员戈里·列维坦上了德国人的黑名单，倘若莫斯科沦陷，他就要被处决。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时候，广播电台中断了音乐会的转播，播放从卫星上发回的无线电信号，几千万苏联人围在收音机前聆听。这一出足以成为主旋律影视的经典画面。无线电广播如今已是明日黄花蝶难来，现在的口号应该是“一切权力归摄像机”。 信使丛书最大的优点不仅仅在于它的国际题材，更在于它的国际眼光。比较遗憾的是，丛书中以国际眼光看中国的文章很少。《城市迷宫》中收有一篇法国人皮埃尔·克莱门写的《北京:琉璃厂》,直言不讳地对北京琉璃厂的改造提出批评,指出改造之前的琉璃厂“可以说是18至19世纪清王朝统治下的艺术生活的见证”,而改造只考虑这个地区的外表。“该地区的内涵,实质和真实性以及地区发展的条件,却全然未予考虑。这条街经过损伤破坏，正在失去它对于过去的记忆，它原有的风貌也已荡然无存。” 《电影一百年》中，日本电影导演大岛渚以《日本、整个世界和自己》为题反省，他说:“日本发展的最大障碍始终是我们的家庭体制。给予父亲的极特殊的权力是向封建制的倒退，甚至在明治时代日本已走向开放以后，法律中仍然有这样的规定。父权已渗入日本的社会结构，蔓延到商界甚至军队中。公司总裁过去常常拥有过高的权力，在有的时候今天也仍然如此，这种权力会把雇员变成像儿童一样，毫无责任能力和成年人的感情。”而“年轻一代已没有任何传统观念。他们完全迷失了，他们甚至不知道要与谁搏斗。他们不再面临困难。他们甚至感到难以交流，因为反抗是交流的一种基本形式。情况越来越严重，这就是日本的现状，你看到年轻人自我封闭，陷入一种孤独的状态”。东亚国家面临的问题有相似的地方，我曾经听我的朋友说过类似有点偏激的话，但他没有大岛渚说的精彩。要知道大岛渚的主业并不是说这样很概括的大话，而是拍一些既肮脏又好看、常常会引起“日本退伍军人协会”激烈反应的电影。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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