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聚众打死人命首犯”罪，36岁获“贩卖毒品”罪。

　　50岁的生命中曾有两次入狱的经历及25年的刑期。

　　出狱10年后，他投书媒体惊揭“三种毒品掺有吸毒者尸骨粉”的骇人秘闻

　　迟来的忏悔

　　一名曾经贩毒者的自白

　　撰稿／陆幸生（记者）

　　他曾打电话到上海“调查记者”

　　他1954年12月生，今年虚岁50。在他随身带的老式文件夹里，30多页“文件”，记录着他两次入狱，共计被判刑25年的历史（实际被关押时间约为18年）。第一次入狱的时间是1973年，他19岁，判决书上写的罪名是“聚众打死人命首犯”，刑期20年。第二次入狱时间是1990年，罪名为“贩卖毒品”，刑期5年。25年刑期，恰好是他年龄的一半。

　　我约他到重庆我所住的宾馆见面。在他跨进门来的刹那，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基层的工人，一件化纤Ｔ恤，普通的长裤，一双塑料凉鞋，是市面上最廉价的商品。他肤色晒得有点黑，剪一个平顶的短发，表情谦恭。

　　数天前，网站上一条短消息引起我的震撼：“毒贩揭惊人秘闻：3种毒品掺有吸毒致死者尸骨粉”。这骇人的报道，揭开了我们从来不知道的一个贩毒内幕。消息的披露地是重庆。经转辗联系，我终于与公开报道中名叫洪辉的披露人通上了电话。他同意在重庆“合适地点”接受我的采访。

　　眼前的洪辉，与我想象中“贩毒罪犯”的形象大相径庭。更没想到的是，他开口跟我说：我已经调查过你了。我大为吃惊：你已经调查过我了？他说：你给我打电话后，我跟在上海的熟人也打了电话。后来，上海回电话说，上海有《新民周刊》，“属于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的，这个记者也确有其人。我说：你怕来的人是个假的记者？他讲：我不能不怕，我说了那个“死人骨灰”的消息，我怕有人来报复。“我很害怕，贩毒的人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我注意到，他没戴手表。第二天再见面的时候，他依旧没戴手表。我已经知道，他穷。只是，不戴手表，是否也标志着他对时间，也就是对生命都已甚为“冷淡”？可他又为什么要披露这样惊世骇俗的消息？这消息又从何得来，孰真孰假？

　　“重伤致死人命”，19岁入狱

　　洪辉说话的声音不高。当他说到“我是个下乡的知识青年”时，我插话讲，我也下过乡。于是，他嘴里“你知道”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就此高了起来。

　　记者：你在1990年贩卖过毒品，因此被判了刑。我感觉到，你是个很有故事的男人。

　　洪辉：我是1971年2月下的乡，我才读到初二。你知道，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搞教育改革，说是初中念两年就够了。我下乡的地方是云南勐腊的生产建设兵团。连队里有我们重庆的知青，也有你们上海的知青，还有北京来的。

　　我父亲是个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我们兄弟姊妹一共5个，我是老四。就我离开家到了云南。在生产建设兵团劳动，种橡胶。国家一级农工的月工资是28元。

　　我把我的“材料”都带来了。你看，这是“云南省勐腊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刑事判决书”，刑判字（73）第××号（具体文件号码应洪辉要求，均删去。下同）。这上面是这样写我的：“首犯洪辉资产阶级思想严重，……1972年11月返家探亲，……返回后更加胆大妄为，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继续偷窃。特别严重的是于1973年4月18日约集同伙偷傣族生产队甘蔗。当傣族民兵追捉时，该犯即煽动知识青年与民兵对抗，并指挥同伙将一民兵打死。……为加强民族团结，对聚众打死人命首犯洪辉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0年。刑期自1973年4月23日至1993年4月22日止。”

　　你知道，那一年我才虚岁19岁。19岁的小青年，各种毛病肯定不少。但是，那时候的人脑筋还是单纯的，我出生在工人的家庭，家境贫穷，我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那时候兵团连队就看《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没别的报纸。我看到过一个数字，说是“美帝国主义”生产了1亿辆汽车。现在我也记不清楚，这是多少年的累计，还是一年生产的，反正数字很好记，1亿辆。我就说，美国两亿人口，生产了1亿辆汽车，那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有一辆汽车。这话我是说过的。还有，《参考消息》上说，美国的小麦60美元一吨，我一算，合我们3分钱一斤。我说，我一个月吃100斤小麦，3块钱就够了。领导就批判过我，说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记者：那判决书上特别提出的“1972年探亲后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是怎么一回事情？

　　洪辉：1971年下半年，上面有个规定，单位要给工人加工资。但是在时间上一拖再拖。工人生活困难哪，我父亲那个单位工人就闹了事，车间里挂了横幅，要求加工资。我回到云南以后，跟老乡、同学聊天，讲起这件事。有人跟领导汇报了，这大概就是我的“煽动无政府主义”。

　　出事那天晚上，我跟同学到傣族农民的地里去偷甘蔗，想解解嘴馋。那时候这样的事不少。后来夜里看守甘蔗的傣族人就来追，一直追到我们的连队里。知青没地方再逃了，就跟他们打起来。我是叫唤来着，但是我没动手。你看判决书，后面写着的“主犯李某”，“在洪犯煽动下积极（原稿如此）围打傣族民兵，用石头击中民兵太阳穴，致使颅骨骨折，颅内出血死亡。”我没打人啊。但我叫唤得凶，判得最重，20年。动手的人才判了15年。

　　后来我多次上诉。那时，革命委员会已经没有了，是勐腊县人民法院作的裁定。1981年，我27岁，在牢里已经8年多。（81）刑申字第××号“裁定书”这么说：原判认定事实俱在，证据确凿。但定性聚众打死人命罪不妥，对洪、李犯处刑过重；“改判首犯洪辉有期徒刑15年”。这次定的罪是“重伤致人死命”，刑期自1973年4月23日起至1988年4月22日止。

　　告诉你这位记者，我是被五花大绑着押到看守所去的。我才19岁，懂什么啊。先在勐腊看守所，后被关在思茅，最后几年在昆明监狱。

　　记者：从你的材料上看，你在1985年还出过一件事情。

　　洪辉：那时我是10年以上的老犯人了，已经在监狱的生活科干活，“有点小自由”，还可以跟着到外边买东西。我给犯人带过信。这是违反监规的。但是，对于信的内容我是不知道的，我也不要知道。后来，事情暴露，有人加罪，对于我是“在本案中不构成犯罪，决定宣告无罪，仍按原判决执行刑期执行”。

　　记者：还有3年就到刑期了，你还这么“作死”，就不怕加刑？

　　洪辉：你知道，我上诉了好多次；我文化也不高，也不知道怎样度过监狱里的日子。从19岁关起，到1985年我31岁了。我这个心里边，乱。

　　为筹划开餐馆的本钱，冒险贩毒

　　洪辉原本是为了弄几根甘蔗吃，甜甜嘴。可是他没想到，由此的民兵追捉，彼此厮打，从而闹出的人命案件，将他关进了监狱。今天的洪辉说，当时就是随地抓起石头，砸了过去，要是照今天的医疗条件，如果山路再好走一点，快点送到医院包扎一下，那个民兵是不会死的。我对他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个民兵不会死，你的历史也就会重写，不会是今天这样的。洪辉说：过去了的事情，能重新来的么？

　　洪辉说话，会时不时地向对话者看一眼，眼神复杂，但绝不凝视对方。

　　记者：你是被提前半年多被释放的？

　　洪辉：是的。（87）昆刑减字第××××号“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这样说：“尚能认罪服法，服从管教，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态度端正，服从分工，能完成或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经常加班修理工具，多次记功受奖，确有悔改表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1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对罪犯洪辉准予减去剩余刑期，予以释放。1987年9月5日。”

　　我在33岁的时候，终于走出了监狱。整整14年半，我没有回过重庆，没有见到过父母、兄弟、姐妹。信是通过的。我是坏人了，谁敢到云南来看我？大哥是个残疾，姐和妹都成家了，谁也没有那个钱用来探监。

　　记者：30多岁的人，该成个家了。

　　洪辉：你知道，当时云南监狱里什么样的人都关在一起，各种各样的案情，政治的、刑事的，复杂。我在那样的环境里过了14年多。唉，我该怎么给你说在这里面听说的和看到的事情呢？

　　在1983年的时候，有工程队来监狱里盖房子，队里有个20出头的女青年。我在生活科干活，彼此有接触。那年我29岁，她小我9岁，20岁，是个高中生。跟你记者说吧，我们也通个信的。有个知青，已经当了干部，后来出了什么“事故”，把他抓进来。他是个“领导责任”，不是他自己犯的事，所以他比较自由。我和她的信就是他来递送的。

　　我穿着不印字的工作服出了狱，在昆明市里跟她见了面，随后马上回重庆看父母。在家里待了十几天，户口落在了重庆。我返回昆明，跟她结婚。（记者问：结婚请客了吗？）得请，吃了好几桌的酒。我没什么钱，但是她家坚决要办酒。当然，也是图个隆重、正式的意思。我就到处凑钱。后来租个小房子，做点小生意，在街头卖水果，卖香烟。大部分是当地云烟，那时候外烟还进来得不多。就是有，好像也就是“希尔顿”牌的。日子马马虎虎，也就吃口饭吧。

　　1988年，我老婆怀孕了。我们两口子回到重庆来生孩子。因为我在监狱里的生活科干过，知道一点做菜的事，就在重庆我父亲的厂区里租了个门面，开了个小餐馆。月租是200元，这费用当时算是挺高的了。我父亲是老工人，那时工资才100多一点。我今天店面开张，第二天老婆就生女儿。是双喜临门呀。有半年时间，我每个月的营业额有600到800元，我日子过得挺好的。我多想这世界上的日子就这样子过下去吧。

　　没想到，出租店面的人不愿意了，犯红眼病了，想自己来照样开个店赚钱。他要收回，他的法子就是提高租金，让我受不了。我要养孩子，哪有余钱。我只有让了这个店面。

　　没出路总不行。我还是想要开餐馆，因为我开餐馆还挣钱了不是？我另找地方。可人家要“买断”，开价7500元。天哪，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数字。我到哪儿去弄这笔钱？

　　记者：所以就有了你的第二次吃官司，你去贩毒了。

　　洪辉：你知道，我不是贩毒的惯犯。当然，别人可以说，你可以想别的办法。可我当时就是弄不来钱。我没主意了，我是想搏一把。

　　在云南监狱里的日子长，里面关着的贩毒罪犯，我认识得不少。也可以这么讲吧，云南边境地区贩毒的案子挺多，山里人穷，有的人遇上有事情需要钱了就干上一回。而且，边境两边的人，是亲戚的很多，脸很熟，路也很熟，“那边”的毒品，便宜。

　　我与重庆的Ｙ取得联系，再跟贵州的Ｈ联络好。1990年2月，我与Ｙ相约坐火车来到贵州Ｈ的家里。2月14日，3个人从贵州出发，前往云南边境。19日，我们从施甸步行来到龙陵县一村庄的熟人家联络。最后，Ｈ在潞西县的中缅边境买到了125市两鸦片。

　　我们这次买鸦片，是经过算计的，就是既能赚到钱，如果一旦发现被抓了，又不至于杀头。当时好像有个政策，贩卖20斤鸦片就要被判死罪。我们就弄个13斤左右，不到20斤。贩毒也有“规矩”，就是我们3个人说好，从境外到怒江这一段，由Ｙ背着，如果被人抓住了，就“算”是Ｙ一个人犯了事，另外两个，我和Ｈ都不承认，“也就是牺牲一个保护两个人的意思”。过了怒江到昆明，说好是由我来背，如果出了事情，我就一个人承当，不能说出Ｈ和Ｙ来。从昆明到贵州，鸦片由Ｈ来背，同样，如果被抓了，由Ｈ一个承当。

　　从境外到国内，毒品的价格是过一个县城翻一倍价钱。

　　我和Ｙ的工钱也是事先谈好了的，事情办成功，我和Ｙ每人可以分得8000到1万元。我的心就这么大，我想弄个开小餐馆的本钱。但是没想的是，Ｈ拿到了货，开始翻脸了。嘴巴上一个劲地往下压价钱，说是这鸦片到了内地也卖不出好价钱，我们的工钱也只能给个两三千元。我和Ｙ心里特别不痛快。这是要赖账。这时候我们还没走到怒江，有一天Ｙ跟我说，到了江边你别管我，“我要动手”。

　　Ｈ也看出点“意思”了。他很警惕。28日那天，我就怎么也觉得不得劲。我半夜3点多就醒了，我对他们两个说，我们趁早赶路，翻山走。Ｈ死活也不动身，他是害怕天没亮，我们两个到路上，会对他有什么“动作”。一直熬到天亮，才上路。其实，晚上已经有人向公安报了警，人家已经在半路上等着我们3个了。我们在河边等摆渡的时候，警察把我们抓了。前边是河，后边是警察，这真是最合适抓人的地方了。

　　记者：这就是你的第二次判刑，作为从犯，以贩毒罪被判5年。

　　洪辉：我现在有点感谢这次被抓。如果这次真的搞成功了，尝到了贩毒的甜头，我不会光在重庆开个小餐馆就罢休的。我肯定还会有下一次，贩毒来钱比开餐馆快。如果那样，我肯定还会被抓，那是真的没活路走了，必死无疑。

　　听到在毒品原料里掺骨灰，头皮发麻

　　（90）龙法刑字第××号云南省“龙陵县人民法院判决书”这样写道：洪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刑期自1990年2月28日起至1995年2月27日止。（1993）保中刑执字第×××号“云南省保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根据“罪犯洪辉在服刑期间，尚能服法，服从管教，……出工出力，保证质量，1991年2月至1993年1月获记大功4个，确有悔改表现，……对洪辉准予减刑。减刑后的刑期自1990年2月28日起至1993年8月27日止。”

　　1993年8月28日，洪辉走出了“云南省第15劳改支队”的监房。

　　洪辉出狱，得知老婆早已带着女儿返回了昆明，而且“已经吸毒”。老婆没有跟他回重庆。对于老婆那时的状况，洪辉说道：女人吸毒了，“就是那么一回事情了”，她已经有个相好的，不过那个男的打她。“我从来没有打过她”。

　　1995年的一天，老婆终于回到重庆，与洪辉“重新过日子”。但是，她被查出了严重的妇科病。他重复说道：女人吸毒了，就是那么一回事情了。在一个晚上，老婆在家中自杀。他说：在夜里，我睡了。她有病，我们是分床睡的，我醒了，但是边上一点声音都没有。人睡着是有声音的。我点灯起来一看，她“上吊”了。我知道完了，我当时没敢动尸体，因为怕染上什么嫌疑。后来公安部门验尸，确认人已经死了两个多小时了。老婆死的时候只有33岁。

　　洪辉：（眼眶发红）我知道，我贩毒被抓，我老婆是没路走了，才吸的毒。我对不起我老婆。我女儿现在10多岁了，在云南姥姥家，他们也不让我去认。

　　记者：在毒品中掺有死人骨灰的事情，你就是在那次贩毒中知道的？你那次贩毒，前后总共才20来天的时间，你是怎样知道有这样的事情的？据常人看来，这是很吓人又很秘密的事情。

　　洪辉：那次贩毒，我们3个人到龙陵山里的熟人家。晚上，吃完饭，大家坐着聊天。我们3个人，还有“家里”的几个男人。女人家是不参与男人讲话的。

　　因为我们就是为贩毒来的，当地的男的也就不忌讳我们。说话的内容也就是有关毒品的。鸦片3斤多一点分量一块的，在他们的嘴里叫作“一拽”；4号海洛因350克一块，两块合起来叫作“一件”。吸一克毒品，在当地唤作吸一“个”。这次我们3个去贩毒的人，自己都不吸毒。跟我们联系的这几个男人，自己也都不吸毒。他们说起，他们认得的境外那边贩毒的人，自己也不吸毒。“吸毒的人，留不下好尸骨”。

　　问起为什么留不下好尸骨，他们说：“我们这里就有这样的流传，吸毒的人，他骨头里是会渗进毒品去的。一天吸一‘个’毒品的人，只要有钱，天天吸，大概可以活上个3年左右。这样的人死了，骨头最值钱。因为骨头里渗满了毒品。所以，就有‘老板’专门收这样的骨头。”

　　记者：我很难想象，有老板收骨头，就有人去挖吸毒死了的人吗？

　　洪辉：他们说，有人专门做这个事情。对于方圆多少里内的人，谁吸毒，大家都知道。等这个人死了，就会有人去盗墓，把骨头挖出来，往那个塑料编织袋里一扔，就去卖给老板。说是老板有做试验的纸，那么一划（洪辉做手势），就可以检验出来“成色怎么样”。“一副好的骨头，一次就可以换半件4号，也就是350克海洛因”。

　　记者：老板收了骨头，再怎么弄了往毒品里掺和呢？

　　洪辉：很简单，就是用石头做的那个舂米的舂子，把骨头砸碎了，越碎越好。老板再拿这个碎了的粉末，到“厂”里，放到搅拌的机器里去，与毒品掺和在一起。“这次触毒，知道了不少毒品名堂道道。尤其是境外毒品加工中，凡2、3、4号（即吗啡、黄皮、海洛因）都会掺进尸骨。也就是境外或境内边境地区，因吸毒致死或有吸毒史死掉的人，不管埋了多久，都会被盗挖出来，将尸骨弄去掺进毒品原料中，加工成为毒品，增量重复利用。”

　　老板是不管这些死人生前是否得过艾滋病的，还不管吸了有病骨灰的毒品会不会得艾滋病。我听说后，真是头皮发麻，那太可怕了。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贩毒老板一是把尸骨“重复利用”，二是降低一点自己的“贩毒成本”。真货大概总比尸骨要贵。

　　洪辉：还有，境外境内的山民里面做贩毒的人，想赚点钱的人，本钱也不是很多的，总想价钱便宜一点，东西买到的多一点。

　　我绝不是跟你讲瞎话。后来我进了龙陵的监狱，里面被抓的贩毒的人很多，大家都是一样的犯人，所以这个毒品原料里掺骨灰这件事情，不止一次被说到。有个县城的有点名气的小痞子还跟我拍胸脯子说，别小看了这副身板，死了还能卖个好价钱呢。

　　记者：这些都是你在1993年被释放以前，在贩毒过程当中和在龙陵的监狱里听说到的，你自己是否亲眼见过这样的事情？你进到过那些“搀和”的厂里面吗？

　　洪辉：我这是老实话，是没有亲眼见到过。在贩毒过程中，是头一次听说，后来进了监狱，说到次数就多了。那些制毒的厂（洪辉用手作指示状），领路的人可以指给我们看。说到底，就是个小“作坊”。但我们外来的人不准进去。

　　写出真相，向重庆报社投稿

　　与洪辉的谈话，一直到夜里10点半。我向他提出要求，是否可以到他现在的家里去看看。洪辉略有犹豫，但是最终同意了。

　　从我所在解放碑的宾馆出发，到达洪辉居住的地方，单程车费是45元。出租司机告诉我，这是重庆的远郊了。繁华的市区早已在身后，嘉陵江边的平直大道上，停靠着许多看上去“档子很高”的各种类型摩托车。我对司机说，这么晚了，他们来干什么？司机说：飙车啊，政府管了许多次，还是有不要命的，来出这个风头。

　　洪辉现在住的宿舍楼，是他父亲原来住的地方。此地属一企业的园区，房子已经非常老旧。路口有小店，亮着盏灯。洪辉领我上四楼，一边走一边拍巴掌，因为电灯是“声控”的，听到响声它才亮。洪辉的家，外边是一客厅，水泥地，一个旧沙发，一个电视机。一间卧室，一间小厨房，一副家常的杂乱模样。

　　洪辉在1996年重新成了家，老婆是个农村人。老婆原有个女儿，现在20岁出头，在上海做医药推销。他说“让上海熟人打听《新民周刊》”，指的就是这女儿。

　　我征求洪辉的意见，是否可以拍他的照片，使用时一定进行技术处理。他同意。

　　记者：你是在1993年听说毒品原料掺和骨灰这事情的，怎么“想”起现在要对当地报纸说出来？

　　洪辉：我年纪大了，在家里跟姐姐也说过这个事情。我总觉得我对不起死了的老婆。而现在年轻人还有吸毒的。我要把这件事情写出来，我6月24日写好稿子，自己坐车到市里报社去。编辑接待了我。我说，我要求6月26日在国际禁毒日登出来。没想到，第二天25日报纸就给登出来了。

　　我有份原稿，我来给你找找。

　　洪辉将一个装杂物的抽屉放在了地上，随后蹲着翻找里面的东西。终于，他找着了4张稿纸，跟我说：这就是我的原稿。我读原稿，发现当地报纸上引用的“2、3、4号掺骨灰”的述说，基本遵照的是原文。我拍下了洪辉寻找原稿的照片，他老婆神色忧虑地对我说：拍下来，要紧吗？毒贩子很厉害的。洪辉说：他答应了的，要处理的。

　　过了半夜11点，我要求洪辉把“文件”给我，让我做些摘录；也把投稿的原稿给我。洪辉同意了。第二天上午，我对部分资料作了复印。

　　下午，洪辉来宾馆拿资料。我再次问起毒品原料掺和骨灰的事情。他说：千真万确的，我是要让青少年们知道，这毒品碰不得。这有毒还不算，里面还有死人骨头的！

　　记者：你是听到了毒品原料里掺有骨灰的事情，但你自己是否相信，这样的骨灰真的含有“残留的毒素”，真的能够“顶替”毒品？

　　洪辉：我是真的听到了这样的事情，只是你要我说是不是真的能够顶替毒品，我说不上，因为我自己不吸毒。我想，这个“道理”大概只有医生才能够讲明白。我要向大家说明的，就是边境内外有人在干这样的事情。

　　记者：你在重庆的报纸上，用的是“洪辉”这个假名。这个假名是你自己起的，还是发稿时候记者临时给加上去的？

　　洪辉：我听自己姐姐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正好是早晨，打开窗户，天边的太阳正要升起来，满世界的朝霞，很亮，很好看。我多么向往阳光，向往朝霞，所以，就叫洪辉。

　　记者：那你现在干什么活计来养活这个家？

　　洪辉：（略有迟疑）我这么个人，两次吃官司，没什么手艺，更没什么技术，年龄又到50了，有谁要我干活？其实，我什么活都能干，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没二话的。

　　我送洪辉到重庆素有“西南第一街”之称的解放碑市中心，周围行人如织，倩女如云。我对洪辉讲，我给你拍几张在太阳下的照片。洪辉大概是很久没有这样的经历了，他走到解放碑的一侧，面对着我。我摁动按钮。镜头里的洪辉，似乎想按照常规笑一下，但这个“动作”没做出来。

　　我与洪辉在解放碑前握手告别。他漫步走入潮水般的人流。洪辉属于掉进人群就找不着的人，转眼他就“湮没”了。我镜头里留下了他的背影。这次采访与重庆的同行见面，说起半夜到“这样的”人家里去，同行大呼，“你胆子太大，应该小心些，如果有危险呢”；还说你可以打电话，让我们陪着你去。我回答：他也是人，他的人生演变有自己的责任，也有当时社会的原因。当时在搞“文革”，“文革”时期的中国本来就是个非常态的世界。他刚刚踏上社会参加劳动，“想吃几根甘蔗，这个想法没错，只是他用的办法从一开始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