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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研究一下长江三角洲的发动机———上海的问题，就会发现，要想实现“大上海”之梦，上海自身也仍然面临一些隐忧。 怎么面对商务成本迅速窜高？ 近日，一位书生模样的年轻人，推开上海浦东青华房屋中介的门，“请帮我找一套两室一厅全装修备家具的住屋，”书生操着一口台湾腔，“价位在3400左右。” 青华房屋中介乐盈盈开始接这下这单生意。 “最近非常忙，他是中芯国际的，”中介老板对记者介绍，“从台湾一下子过来了500多人，很多人选择这片地铁附近的房子”，“每月3400元，全额报销，要开发票”，老板一边说一边流露羡慕之色。 中芯国际这500多人的到来，使上海地铁二号线世纪公园站附近的住房租金一月内上涨了20％！上海的商务成本就是这样不停往上窜。 而且，在全国诸多城市的综合商务成本中，上海已然最高。比如说工资，宝钢集团内的上海矽钢厂，员工年平均工资2.6万元，上海矽钢生产热轧硅钢片，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这个行业中，全国一半左右的产量出自江浙地带。 据记者调查，江苏淮阴硅钢厂员工年平均工资是8000左右，浙江诸暨硅钢厂的这一数字为8200元左右，苏州的一家同类工厂则是1万元左右。 上海矽钢厂销售经理潘钟亮说，我们靠着综合的技术、经验优势，使产品单位价格高于同行10个百分点，但作为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状况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上海市委书记、市长陈良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公开表示：“商务成本的提高令我头痛。” 很显然，作为长三角龙头城市，尤其是面对近一两年来，许多跨国公司越过上海进入苏锡常的状况，上海一个必须的选择是尽快向服务业转型。目前，服务业占上海GDP比重为53％左右，而香港、新加坡都在80％以上。一个数字更说明问题，上海的律师数量仅为4000名，纽约是9万名，香港是6万名。 同时，制造业应该集中于高水平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否则，上海与长三角直至更为广阔的江浙腹地之间，在制造业方面已存在大量重构，由于商务成本不同，其竞争力令人堪忧。 保住国资之后怎么办？ 上海有国有资本5000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3800亿元，加上中央投资以及各省区投资的1200亿元，占到上海全社会资本的50％左右，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近年来，被中央肯定了的上海模式，完成了上海国有资产连续6年的两位数增值（这里面有一些特别因素构成支撑，比如，土地批租一项，上海有330亿元资本充实到国有资产当中）。上海国有资产平均收益率达4.5％，是国内大城市中比率最高的。不过，与混合所有制———股份公司的平均收益率8％、银行目前一年期贷款利率5.18％相比，仍相形见绌。 而且，在3800亿经营性资产当中，有500亿是亏损性资产。 2002年10月，陈良宇罕见地带私企老板、上海最大的私营企业———紫江集团董事长沈雯陪见外宾，以提升私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 陈良宇称，上海市政府对国有、集体、外商投资、私营等各种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上海希望有更多私营企业与外国企业合作，外国公司也可以更大胆地收购兼并上海的各类企业。 现在看来，这是十六大前上海释放国资的一个信号。 原因很简单，紫江企业也是上海2001年度本地上市公司15强中，惟一的一家民营企业上市公司。 上海民营企业力量与上海的经济总量相比，尚显力薄。 而且，上海的国有资产50％左右仍存在于竞争性行业领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利可图。所以，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杨建文认为，这些资本不能单以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目标去“与民争利”，国资应投到对经济有先导作用的领域中去。 在这一点上，上海的规划是在上海新一届政府任期内，初步完成国有资本退出的目标，更确切地讲，这一时间段为2003年到2008年。 作为设计这一目标的主要智囊，杨建文11月27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大致介绍了整体思路。 其中，除汽车业与现代农业之外，国有资产将全面退出，从实体型转向投资型，使国资流动起来。 在石化产业、基础化工方面，全部交给中石化系统，精细化工方面，也改为投资型。 一个原则是，涉及中央级企业投资的产业全部交出去，原因很简单：一、与中直企业相较，难有竞争优势；二、交出去也不涉及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 按照这个原则，上海冶金局下属的一钢、二钢、三钢、五钢、十钢等都交给了宝钢，上海医药集团公司也让华源集团控股。 成为金融中心还有多远？ 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南京西路支行行长助理张剑涛，驾着普桑轿车，开出上海市区两个小时，身后的经济区域，是张剑涛和同事们可以操作异地贷款的势力范围。 “两小时车程，”张强调说，“这是深发展给下辖近20家分行定的原则。” 这样，深发展上海分行的资金能量可以辐射到苏南、浙北等长三角的核心城市。 但是，人民币存款余额上的巨头俱乐部里的成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不许这样做的。建行上海分行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支行行长说：“为了避免分行间竞争以及管控方便，守土有责是条死规矩。” 据透露，目前上海金融机构的存贷差在1500亿元以上，以四大国有银行占有60％的存款余额计，则有900亿资金放空，不能转化为产业资本。 与900亿放空相对照的是，长三角很多城市，金融活动的积极性跟不上经济活动发展步调。比如嘉兴市，目前银行的贷款额度比1997年下降了70％，与嘉兴同期经济的增长根本不能匹配，使嘉兴之类的城市在经济发展上过度依存外界的辐射。 深发展这些中小型的股份制银行，因此成为标准意义上的金融中心的实践者，他们用1500亿存贷差的一部分，为长三角的腹地、甚至到安徽提供融资服务，从事着银行从小到大、开疆拓土的金融竞争。 但是，无论是深发展还是建行，他们对于上海是否成为金融中心的判断上，都表明了“还不是”的态度。 什么是金融中心呢？也就是资金的聚集地、配置地和发散地，供求双方的集中地。上海已成为中外银行的集中地，但是，资金需要方———公司总部却远没有向这里集中。 目前，将公司总部移至上海的并不多，公司财务中心不放在上海，银行不可能全面地为异地企业服务，原因很简单，财务决策部门及信息不放在上海，银行无法全面地、低成本地对公司进行贷前调查及贷后监控。 国内大公司总部为什么不扎堆上海？ 1998年，上海出台“服务全国、扩大对内开放”的24条政策，向国内大企业招手，吸引他们将总部迁入上海。 虽然截至今年3月底，各地在上海开设的企业超过22600家，注册资金达近千亿元，但这些企业绝大多数是将销售公司或子、分公司放了进来，主体进入者仍然寥寥。 中国经营规模最大的10家企业集团，只有宝钢集团一家总部位于上海；全国十大中外合资企业中，也只有大众汽车销售公司、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上海西门子有限公司三家在上海；中国进出口十强中，只有东方国际集团一家总部位于上海；即便拿体制灵活的民企十强来看，也只有上海新高潮一家在上海。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总体规模仍然偏小，使得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还没有将总部从原地迁出的要求。 《中国企业发展报告（2002）》显示，2002年中国企业500强平均资产规模只有2002年世界500强的6.46％。而建行的这位人士认为，从国际上来看，以银行信贷而论，金融中心服务对象主要是大公司，而中小公司的贷款一般来源于地方中小银行。 因此，上海金融业看起来机构林立，但竞争非常激烈，同样体现为有效需求不足。 其实，最重要原因却是一个老问题：很多地方，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企业与原在地政府已形成依附关系，而且，即便企业想走却关卡重重，结果，很多公司号称将管理总部迁至上海，其实不然，最后盖了个大楼，仅是个上海代表处或销售公司，地方用不完，出租出去。 当然，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有不少，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咨询部负责人张兆安说，对异地企业投资实行双重征税，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跨地区迁移以至于兼并、重组。 而上海社科院流通所汪亮直言，如果大上海拿出气度，“企业总部迁过来，税在原地方交，上海的企业总部就会多起来！” 同时，跨国银行与跨国公司形成上海扎堆的风潮，二者相辅相成，使上海散发出国际金融中心的气息，不过，一位上海金融界人士坦言，“只要人民币不实现自由兑换，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仍不可奢望”。 2001年，上海金融业掉头向后，增长率仅为2.1％，而当年GDP的增长率为10.3％。这一年也是上海将金融业确立为六大支柱产业之一的第一年，令上海大跌眼镜。 增长率大幅衰减，主要受到证券业的拖累，即将过去的2002年，也很难有所改观。 “上海可动用的金融资源很少，”杨建文补充说，“主要指政策方面的资源少，我们主张尽快推出股指期货，使市场始终能有生气。” 不过，据记者调查，证券市场之低迷，却收到了另外一个积极的结果，那便是，资金还是寻求出路，很多投资公司选择实业型投资。 上海浦东，聚集着大大小小3000家各地的国资、民资投资公司。诱使这些投资公司的第一块肉是资本市场，但是，近两年低迷的行情，使他们开始转向。 上海保银投资公司的一位财务部人士说，去年股市转阴时转做国债，现在，开始埋头到江浙进行一部分实业投资，做长线投资。 江苏海通农品公司老板施宏义，已成为这一波投资公司实业型投资的受惠人，“现在，做农业获利不菲，”施说，“上海一家私人投资公司上个月向我公司投了1000万元。” 今年第三季度，江苏省新登记的农业个体工商户及农业类公司突然增加101％，民间资本向农业领域流动趋向明显。 “30％的收益率。”施宏义说。资本之逐利本能，正在引导产业者发现新的方向。作者: 王丰 翟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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