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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浙江频道8月21日电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于芦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不久，即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农历八月廿二日)日寇飞机首次轰炸衢城。此后八年间，寇机空袭无算疯狂地滥施轰炸，并空投鼠疫等致命性细菌残害后代。 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战争暴发。日寇为了确保其所侵占的东南沿海地区，并解除美国飞机利用衢州机场轰炸日本本土的威胁，于一九四二年五月，集中五万兵力，分左、中、右三翼发动浙赣战役。以中翼酒井兵团为主力，左翼大成户兵团和右翼武内兵团为助攻，直扑衢州。当时，国民党集团为了保存反共反人民的军事实力，竟一再下令“避免在金兰、衢州决战”，公然地“决定开放浙赣全线”，因而集于浙赣线上的86军等三十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几乎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了衢城。六月六日(农历四月廿三日)，日寇侵略军入城关，盘居八十四天之后于八月二十八日(农历七月十七日)撤出。这是日寇第一次窜扰衢城。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农历端午节)，日寇再次兵临城下，国民党守城部队向水亭街、西安门溃退，被日寇打死在衢江淹死约三千人，尸骸蔽江，江水变红。六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日寇第二次践踏衢成。日寇前后两次侵占衢城期间，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罪行滔天！衢城人民遭受了亘古未有的灾难。日寇撤离之后，家破人亡的人们回到残破不堪的古城，又受到饥饿和疫病的侵袭。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血海深仇，至今还牢记在广大人民的心坎。人们愤恨地说：“提到毫无人性的日本帝国主义，牙齿咬得断铁钉！” 纪录这笔血海深仇，也就是具体揭露帝国主义的丑恶本质。为此，编辑室于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至十月二十日两个月间，在城关举行了小型调查座谈会二十一次，社会老人一次，参加座谈的共八十五人，又过别访问二十三人。这一百另八位亲眼目睹或身受其害者所揭露的日寇暴行，比较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寇机轰炸的暴行，日寇两次践踏城关的罪恶，鼠疫蔓延的惨象，寇兵撤离后的余殃。根据他们所揭露的史实，编辑室又于九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在上街、下街、坊门街三个街道办事处的协助下，组织了三次讲座，听讲居民五百七十人，进一步核实和补充了资料。这份调查报告就是以群众提供的确实可靠的活资料为主整理编写出来的。日寇暴行，罄竹难书，因为限于篇幅，这里记述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己。 一、狂轰滥炸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农历八月廿二日)上午十一时左右，敌机三架从金华方向窜入衢城上空，国民党的防空监护哨不发警报，市民不知是敌机，因此毫无戒备。有些人还以为是“盟国(指美国)飞机来了。”结群观望。当时，开往杭州方向的12次客货混合列车刚要进站，火车站上小贩、行人众多，月台上候车旅客拥挤，副道长还停着一节准备挂走的15吨棚车，有五、六十名常山押来的壮丁被反锁在内。敌机盘旋几番之后，突然俯冲下来，轰炸火车站并夹射机枪。连续三次，投弹十多枚。顿时，烟尘蔽空，血肉横飞，炸毁房屋近百间，伤亡无确数。被反锁在棚车里的壮丁，全部炸死。据事后收尸的人回忆，收拾拢来的死难者残体、四肢、头庐、碎肉，一共装满三十二口棺材(有人说这次被炸死一百另六人，伤五十人)。这是日寇首次轰炸衢城的罪行。 一九三九年四月五日(农历二月十六日)上午十二时，敌机轰炸城隍巷，弹落于今新华幼儿园广场，炸死四人，伤二人。 一九三九年九月×日(农历八月×日)，敌机重磅炸弹轰炸府山衢州中学，炸毁衢中图书馆，学生寝室和自修室(即正谊书院)。与衢中毗连的府城皇庙、关帝庙、行宫殿、晏公祠、叶家、天主堂、育婴堂震塌房屋二十余间。育婴堂婴儿被炸死七、八人。 一九四O年四月十五日、十六日(农历三月初八、初九日)被炸两次、重伤十二人，轻伤五人，死亡十四人，炸毁房屋二十八间，财物损失价值一万元。 一九四O年十月×日(农历九月×日)，敌机五架轰炸新驿巷、新河沿、炸毁民房无数。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农历二月二十四日)，敌机八架，投烯烧弹一枚于新桥街天福堂国药店门前，大火沿南街延烧至德茂布店(今糕点公司附近)。 一九四一年四月五日(农历三月初九日)清明节，人们正在吃青明粿，敌机投弹于城隍巷、天福堂栈房附近，炸死七、八人。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农历三月十九日)，上午十时左右，三十架敌机滥炸西河沿石板厅、道前街、五圣巷、道贯巷、荷 花厅、醋坊甚，共计炸死二十一人，伤二人。其中特别是西河沿石板厅，厅屋被炸塌，死十三人、伤二人。被难者全系挑水、拉车、修补、拣破旧的穷苦人民。爱花娘一家七口，炸死老娘和四个儿女，仅剩下夫妻两人。死难者无一全尸。 一九四一年五、六月，敌机二十七架轰炸火车站，弹偏落于衢州铁工厂附近，投弹七十多枚。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七日(农历四月廿二日)上午十二时，贫民数百结队于广盈仓(积谷仓)门前(今衢州一中东首)等购平粜米。敌机三架，投弹、扫射机枪，贫民纷乱逃往北门、西门，炸死三十余人。西河沿、城隍巷同时被炸。西河沿投燃烧弹数枚，烧掉房屋三十余间，城隍巷附近，被炸死计多人。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农历九月廿六日)中午，敌机十八架，分三路纵队从西安门沿城炸到北门，被炸的地方有白衣庵、馒头山、及新河沿一带，共投弹三十余枚。白衣庵内炸死三、四人，馒头山防空沿炸死二人，伤二人。 一九四一年，敌机还炸过杨家巷和钟楼底。 一九四二年一月×日(农历十二月×日)敌对集群狂炸火车站，弹偏落于今火车站饮食店后面(当时是火车站防空沿)投弹三十余枚有人受伤。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农历四月十二日)即日寇第一次窜扰衢城前十天，敌机九架狂炸火车站。当时，车站上正停着一列列车，由那时浙干线上最好的“315号”机车带引。列车上全是壮丁，有的被反锁在棚车中，有的三五人手连手缚在一起，被禁闭在料车上。月台两侧，堆满弹药和火柴(当时没有煤，火车是烧柴的，所以月台上柴火很多)，敌机投弹后，弹药爆炸如百子炮，柴火足足烧了两天两夜，整列车的壮丁因为动弹不得，全被活活炸死、烧死，只逃出几个军官。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农历三月十五日)敌机炸荷花巷，死三人。次日又炸死八人。 一九四二年五月三日(农历三月十九日)，敌机炸荷花巷，死六、七人。 一九四四年×月，敌机又炸府山。 日寇轰炸衢州飞机场次数最多，先后空袭五十九次，合计投弹一千三百四十一枚。 在那几年中，城关人民几乎每天逃警报，受尽惊吓，惶惶不可终日。每日鸡叫三遍，家家点灯起炊，有时饭碗刚捧起来，警报已响，只得丢下饭碗就逃，否则就要遭到军警拦阻。家里老少牵累大的，每天更是惊魂动魄，县西街有个叫龚新四的，他老婆一天带两个孩子去逃警报，走到西门浮桥头，一声紧急警报，顿时吓得她脸青唇白，口吐泡沫，结果到第五天死去。北门蔬菜队余棠奶，有两男三女，每次警报响了，只得暂避于城墙脚下，无力逃到城郊，一九三八年敌机炸府山，小儿子邵松贵因出天花发高烧，受大惊而变疾病，如今邵松贵已三十一岁了，但言行举止，犹如儿童。警报常常到下午四时不解除，逃警报人饥惊交迫，十分难熬，因此无不祈求天下雨。每次被炸后，断垣残壁，嚎啕悲泣，惨象触目惊心。每当警报一解除，人们即奔往烟硝弥漫的瓦砾堆挖寻亲人尸体，有钱人家点燃气没灯，一夜挖到天亮，穷苦人家只得连夜摸黑挖。一九三九年四月五日敌机轰炸城隍巷，裁缝程小秋炸死于瓦砾下。傍晚，他的老婆严秀英拖着炸伤的腿，带着三个女儿，爬在地上挖尸，天暗下来才挖到一具尸体，这人满脸焦土，辨不清面目，严秀英吐口唾在衣角上去抹焦土，这人受了惊动，倒抽一口气，用手比比，要喝水。严秀英惊喜交集，爬过瓦砾向邻居讨来一杯水，等到回来，却见这人大堆肚肠挂在外面，她荒忙跑下去用手按住伤口不使肚肠继续外溢，但怎么也按不住，此人因受痛剧烈，等到她将水送到口，只喝了两口，人就断气，她再仔细一看，原来这人并不是她的丈夫。一直挖到第四个才挖到了她的丈夫，她扑上去一看，双手已断，胸口一个大沿，严秀英顿时天昏地黑，蹶倒地上。醒来时，女儿们已将她抬到医院门口，医生认为她的伤口难治，要锯大腿，严秀英哀求说：“我丈夫已死，再要据我大腿，连领孩子讨饭也没法啦！”后来弄些土药，贴贴膏药，伤口足愈，但左腿终年冰冷，至今麻木不仁。 那时，城市工商业几乎停止营业，大店家成天不落牌门，只有几爿夫妻杂货店半开半闭撑撑市面，手工业者，已形成半失业状态。一到天黑，商户开门摆摊，市民和近郊农民蜂涌进城，争购一点日用必需品。有钱富户，从此将衣著、食物、珍饰、被褥逐步搬运到乡间去。资金雄厚的工商业者，并在乡里租了房子，开设分店，并将家小送到乡间去住，因此所受的惊吓和遭受轰炸的灾难，比穷苦人民要轻些。 二、铁蹄践踏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日(农历四月廿五日)，即日寇第一次流窜衢城前半月，驻衢的国民党86军军部在钱家山召开紧急会议，命令衢县县政府于五月二十三日以前完成城区四万居民的疏散任务。县政府即日张贴布告，下了强制疏散的命令，限居户在三天内将物资、人口疏散出离城四十华里，说是“以便作战”。并扬言：如果在限定的三天之内不遵照政府命令疏散，遗留的人就要遭到枪杀的惩罚。86军16师46团第2营借口“固守衢城”，强令沿城居民拆屋毁房。老百姓十有八九不忍拆毁，结果第二营部队放火焚烧，将浮桥头至大西门一带及火车站附近的城外民房全部烧毁，几百家民房连烧数昼夜，化为灰烬。当时，国民党政府徒有强制疏散的命令，毫无安置四万居民疏散的措施。那些大资本家、大地主固然得到官方的方便早已有应变准备，而广大劳苦居民，甚至于一部分中小资产阶段，临时手足无措，手牵一群肩挑一担，惶惶然挥泪而别。实在无能力疏散出去的人，则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挨户驱逐。那一年，正逢六十年未有的特大洪水，泼天大雨连日不停。西门浮桥已被大水吞没，难民全靠渡船交通，人多船少，十分拥挤，有些人失足落水，丧了生命。城区菜农的牛和猪，难民携带的细软财物，甚至于食油、咸盐，都被沿路驻扎的国民党军队夺去，他们说：“不送老子，还留给鬼子吗！” 日寇第一次窜扰时，分南、北、中三路包抄衢城，先窜扰26个乡镇(当时全县共32乡镇，只洋口、岭头、上方、双桥四乡镇未遭敌扰)，后侵占衢城(即峥嵘、鹿鸣两镇)。因此，疏散出去的难民，不久就受到日寇的蹂躏。新桥街酱坊工人叶竹生三次被鬼子捉去挑担、牵马、抬伤兵，受尽虐待和侮辱，结果还被鬼子打一枪，子弹从后背打进前腹穿出，右手食指被弹掉。逃出虎口之后，手烂腹臭，无力医治，只得采些“活梅”(草药)包扎，不久又碰上鬼子抓夫，他老娘再三磕头求情，鬼子不但不理，还将她毒打一顿。七十岁的老人家遭此毒手，不久就死去，破席子包包埋在九殿山下。县学街胡宝玉的婆家和娘家十一人逃到石梁麻蓬天主堂里，八月二十六日(农历七月十五日)，被敌机炸伤三人，炸死六人，她自己的头部也受了伤。有个世居衢县的安徽人叫青狗，一家七口逃到南乡湖山，妻子被三个鬼子奸污而死；吃奶的婴儿被鬼子用刺刀朝屁股一挑，从半空中落地摔死；另外四个孩子，被鬼子用马刀一个个砍死；青狗自己被鬼子抓去挑担，他心如刀绞，那里挑得动，结果被鬼子狠狠的一枪柄，打中太阳穴，血如泉涌，当即倒毙。青狗的一家，就这样惨死在鬼子的屠刀之下。狮桥街居民柴凤高一家八口人逃难出去，回来时只剩下她母女三人。他的儿子被鬼子抓去挑担死在江山，丈夫被鬼子打死，孙儿和孙媳妇饿死病死，媳妇和孙女至今未回。象叶竹生、胡宝玉、青狗、柴凤高这样被鬼子害得家破人亡的人家，不是少数，而是很多很多。 有幸不死的人，也受尽了惊吓，吃尽了苦头。他们风餐宿露，在山窝里疲于奔命，以吃糠、吃芝麻叶吊命。化龙巷居民方成洲一家人逃到上彭川，靠拾螺蛳充饥。生火烧东西，只怕暴露了目标，就吃半生不熟的螺蛳。结果，她的女儿小宝从肚里吐出活蚂蝗，当时无药，只得灌石灰水硬治一下。 国民党军队借日“固守衢城”把居民强制疏散之后不久，就丢下衢城撤走了。6月6日，日寇占领了城关。 敌寇入城后，设城区司令部于三桥头青年服务社，设军医院于中国农民银行(美俗坊)，设无钱电台于裕民银行(南街)。凡车站、邮电、水陆等地均设堡垒，分驻寇兵，并装置电话线，维护据点之间的相互交通。城内各寺观庵庙所有香炉铸钟都被运走；北门钟楼上五千竹重的古铅铜钟、阜成印刷厂五、六架平板机、数万磅铅字以及电灯厂的全部机械，城区电线、电话线都被劫去。各旅馆、民家的铜床、铁床，居民门墙上的铜铁锁环，拆下后堆积于华天泰参行和忠烈庙前一带。所有商号和居民房里的财物被洗劫一空，捆扎打包，用飞机和船只劫运而去。房屋、家具、电线杆、不是被烧掉，就被毁掉。据《东南日报》民国三十一年九月二日的报导：“衢县敌溃退时，在城内外大肆纵火，城外民房尽成瓦砾，城内民房亦仅十分之一。”又据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九日出版的第28号《群力周报》记载：“敌溃后，街道尸首狼籍，尤其法院及衢中附小内横陈倒毙，何止数百。”整个城市的生命财产，遭到日寇毁灭性摧残。 驻城寇兵，并掳劫城郊与城内不及逃跑的居民、菜农以及国民党军队的败兵数千人，强令修筑道路、桥梁、机场，撤退前又强令彻底破坏，人民受害尤深。被掳去的人，都集中在东门周家沙湾一带的所谓“难民所”里，每人发给“苦力”臂章，每日枪押绳牵，到飞机场掘地埋雷，破坏机场、抬运木头。苦役终日服于苦役暴日之下，既饥且渴，稍不如意，就遭鞭打脚踢，有病即杀，疲困于稍停的也杀，死者不知其数。苦役潜逃，重则活埋，轻则毒打。菜农邵正昌潜逃被捉回，打下门牙一排，几次昏厥才止。一般罚以扛抬重物，以毛竹作抬杠，两端凿沿，各串铁圈，抬扛时，将铁圈套在被罚者颈上，两人前后牵累，行走困难，一人受打两人遭殃，并不予休息，直到昏厥。被掳“苦力”每日仅发给四两砻糙米，病饿而死于“难民所”的，每日都有。死者被裸体抛在北门郊外乱坟堆中，任饿狗啃食。 日寇第二次侵占城区的时间虽只有四天(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九日)，但杀人放火的暴行却仍十分严重。七月五日，即日寇退出城关的六天之后，国民党衢县县长梁济康致电龙游县长说：“衢江两岸浮尸甚多，间有腐化下流的事，请出指示谕贵县民众暂勿饮用。”当时，衢江江西上浮尸多得如放木排。 根据国民党衢县县党部的统计，一九四二年及一九四四年两次敌灾损失总数是： 一九四二年，总值一亿四千二百万元。 一九四四年，总值七百四十八万元。 三、疫病猩獗 一九四零年十月四日上午九时许，有敌机一架低空飞行，经衢州城区东门止马湾，闹市巷、和平巷、县后街、三桥街、下街、杨家巷、县学街、大公塘、上马石、井钟巷、罗汉井、柴家巷、县西街、上营街、水亭街、天皇巷、下营街出西门，往鹿鸣山古铜塔逸去。经过地区皆投下了大量麦料、粟米、破布、麦肤、黄豆、白色粉末、传单、跳骚。跳骚有些是散播的、有些是包装的(十只一包)，当时居民即进行打扫，但不彻底。事隔十七天之后(即十月二十一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即发生鼠疫。罗汉井五号投中传单的黄权一户其家属郑冬香首先得病，先胎儿早产，后死亡。嗣后水亭街和县西街都陆续发生，至十二月底共发病二十二例，死亡二十一人。到一九四一年鼠疫流行猖獗，这年二月初，先发生在天皇巷，至五月中旬升为高峰，六月初开始下降，十月又复发至十二月止，在城区共发病256例，死亡病人约千计。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伯力海军军事法庭审判细菌战犯时证实：日本帝国主义细菌战犯石井将军曾率促特种部队在“华中”用飞机空投感染鼠疫杆菌的跳蚤，以致引起宁波、衢县、湖南省常德、桃源一带的鼠疫流行。 当时，国民党县卫生院、省防疫大队、省卫生防疫处、中央卫生署医防大队、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军区防疫大队等六个卫生单位曾进行所谓防治。他们采取的防治措施有：一、疫区封锁：由当地警察驻地宪兵在县学街头、新驿巷口、上营街口、天皇巷尾、下营街至美俗坊口站岗放哨，禁止出入。又将坊门街童家巷、费家巷划为隔离圈，筑墙封锁交通。二、拆烧疫户房屋。被烧房子有叶家七间、元大森三间、德有兴五间……共二十六间，并把城区大部分房屋的天花板、地平板、明壁板拆去。三、病人隔离。当时，在西门船上、宁绍会馆、药王庙、洪山坝设立病人及其家属的隔离所。被隔离的人都得不到药物治疗，也得不到生活照顾，规定住满七天，若病情恶化，就强迫病人自己先挖好尸穴，半死不活即被埋葬，亲人不得收殓。三桥街五魁内有两个病人被埋时，眼泪汪汪地哀求“棺材头”(土工)说：“我还活的，等我断了气再进棺材好吗？”“棺材头”摇摇头说：“只怕等会宪后来了，棺材也不让你装了。”这样被活埋的人不计其数。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经国民党政府的如此胡乱“防治”，疫灾不但不能扑灭，而封锁区经常有人越界潜逃，同时，居民有病不敢报，死后偷葬。大西门蔡荣章的娘一九四一年五月死于鼠疫，为了怕封门、烧屋和隔离、活埋，蔡荣章半夜买棺材重价雇人埋葬郊外，同时将妻子与两个儿子去江山逃避。但到第四天，逃往江山的三人也感染鼠疫病亡，蔡荣章又偷偷去江山运尸。由于隐瞒病情、搬运病尸和病人奔避的结果，疫病非但不得制止，反而日益扩散。天皇巷疫户丰宝松搬逃到鹿鸣山古铜塔即死，不久，古铜村鼠疫盛行，后来竟蔓延至双港口、樟戴、双桥、翁梅、西坑里、牌门、下蒋、太平桥、塘凌邵、丰家、钱家山、万川、航埠等十九个村。特别是日寇两次窜扰期间，人口流动性大，竟还扩散至义乌、东阳、兰溪等县境。国民党政府和当时的防疫机构，为罅偷葬疫尸和疫病扩散，还规定过凭卫生单位证明买棺材的办法，但死户宁可不买棺材，包以草席埋葬，或任尸体烂在家中。有的病人怕活埋、或不愿暴尸，临死前躲在床下，藏在柴堆里，或锁好大门。城区人们至下午四时就关门闭户，不敢外出，也不敢轻易谈鼠疫的事，深怕受连累，当时，真是“谈鼠色变”！ 常言道：“继兵灾必有凶年。”经日寇两次窜扰，人民流离失所，风餐露宿，以及寇兵蹂躏鞭打，身体受到极大摧残，再加上日寇溃退前夕的烧、杀糟蹋，当时城区，横尸满街、白骨成堆、河水凝滞、蛆虫串尸、牲畜仰面朝天、秽气熏天刺鼻。那时饮水无源，河水、江水腥臭难闻，井里不是投入尸骨，就是粪便。吃的不是蛀米，就是臭米，吃了无不呕吐腹泻，菜缺盐、炊缺柴，只得吃淡菜冷饭充饥。因此，人们回城不久，疫病盛行，生疮、疟疾、痢疾蔓延不可遏。轻重患者达全城居民的百分之八九十。因为人们体质衰弱，疾病染身就一蹶不起。那时缺医缺药，即使有药，但是价格昂贵，一般是一元一针，好的十元一钟，非一般人所有负担。因此烂脚人，任其蛆虫乱爬，直至串洞而死，患痢疾的人有蹲着倒毙在厕所里的。有的全身肿胀，死时全身呈黑色。死后多半无力买棺材，用门板拖去埋掉。 四、劫后余殃 衢县城关经过日寇的几年轰炸和两次窜扰的糟蹋之后，居民生活极度困难。没有住，没有吃，再加上国民党政府所谓“医治创伤”的骚扰，苦难竟无终止。 城中房屋破坏惨重，全城最闹的长达360公尺南街仅存华天泰(今百华公司)、新昌布店(今被服厂)正泰新、日泰新(今碗店附近)、与今邮局等几间店屋。长达520公尺的坊门街，仅存叶泰兴布店和今商业局附近几爿小杂货店街面屋。长达840公尺的上街仅存聚丰园附近几间街面屋。长达840公尺的上街仅存聚丰园附近几间街面屋。长达680公尺的新桥街，房屋仅存十分之七；化龙巷、后街巷、狮子巷、浮石门、陆家巷等民房被毁十分之一。唯西门隅县西街、水亭街存屋较多。县政府、地方法院、孔庙等建筑物间架尚存，里面损毁甚大。衢州中学、衢州师范、平民工厂，破坏严重。根据国民党政府一九四六年的统计：鹿鸣镇共损失房屋4160.5间；峥嵘镇共损失房屋3968间(当时城关分为鹿鸣、峥嵘两镇)。逃难回来的人们，大部分人都无家可归。大地主、大资本家有的在废基上重兴土木，有的租屋住。家业大房屋多的，店屋毁掉住机房，大厅毁掉住平房。劳动人民只得住庙宇、祠堂，几十户挤在一起，每户仅占一席之地。稍有劳动力的，在废墟上用几声门板或稻草搭棚作屋，吃、睡、大小便都挤在一丈见方的棚内，乌烟瘴气，日晒雨淋，犹如贫民窟。 日寇两次窜扰衢县的时间，都在农事的重要季节，农业生产破坏极大。一九四二年，又遇霜灾，豆、麦(荞麦)不熟，田园荒芜，再加上奸商、大户囤积居奇，城内粮食几乎绝迹。劳动大众，既无存粮又无银元，只得采野菜和麻叶充饥，中毒饿毙的无数。手联社陈高化一家七口，逃难回来，父亲帮船户打蓬，每天做到鸡叫，仅挣回来一斤米，煎米汤喝也不够，一家人都去采胭脂花吃。不久父亲饿死，一家人生活更加困难，他的娘就去米厂偷糠度日。不久年老的祖母，年幼的妹妹也都饿死，陈高化饿病不起，他娘与姐姐只得出去讨饭。当时国民党政府虽也拨款求救济，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且手续繁琐，要经过调查、登记、签名盖章，或打指模等种种手续，才有可能领到一点款。所以一笔帐款往往要几个月才能发到灾民手里。领到食米或现金，饿的已经饿死，寒的已经冻死了。而且弊端百出，贪污、克扣无奇不有。一九四四年的“平粜谷”售价每石二千元，其中掺杂、掺假，倍于市价。一九四三年在周王庙、府山一带举办冬令施粥，但人多粥少，吃粥者有的连鞋子也挤进粥缸里。宁绍巷居民徐和娣带领孩子去吃粥，险些连孩子跌进粥缸里。有的灾民，因为饿得久了，见粥就狼吞虎咽，当场噎死。同时，这种粥，都是烂米臭米，并冲以石子、杂物，饿病者吃下去并无多大好处。 劫后居民生活朝不保夕，托儿所在饥饿线上。而国民党政府又以“医治创伤”“恢复生产”为名，“兴修农田水利”。日寇第二次撤退后的一个月间（8月8日至9月11日）被征民夫达万人。 不论乡村、城镇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的壮丁，一律被征。身患重病的人也得经乡镇长允诺才能幸免。国民党的官员和特务，厚颜无耻的以“保卫衢城者”和“光复衢城者”自居，耀武扬威，任意欺压劳苦人民。日寇第一次窜扰衢城之前，区保安副司令徐子余派出走狗滥抓民夫，为他搬运囤积居奇的柏油，替他的小老婆抬轿逃难。日寇撤退之后，以“治安”为名，用手枪当众随便打死人（被害者只因从长兴酱园里拿了一碗辣酱）。国民党特务许樟海兄弟回城后强拉西门一带的民众数十人，拆去西门浮桥，扛木抬砖，在洋桥头为自己盖造新洋房，并恬不知耻地说：“老子为国效劳，百姓应该出点力气。”在那个年头，我们的人民真是多灾多难！（楼翠如 朱子善 吴亨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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