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人都向往民主、透明、公正的社会，足球赛场也许不失为一种微缩“样板”。人们花钱买票看球，不仅是体育竞技之美的欣赏者，还要充当裁判执法水平的评判者。无论是欣赏还是评判，大概都需要说话或呼喊，故球场内不可能禁止大声喧哗，更不会强令一律不准出声。否则，鸦雀无声的赛场定然了无情趣。刘涌改判案作为重大社会事件和司法实践，人们尽管没买“入场券”，但同样也享有“鉴赏”、思考、发言以及呼喊的权利，它是宪法所赋予的。

　 球迷大都懂得比赛规则并具有一定的欣赏水平，大都具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追求———比赛公平。于是，裁判的一举一动便置于众目睽睽之下。诚然，观众各人对规则精通程度不同，坐位不同观看角度误差难免，把没“越位”误认为“越位”的情况大概也有。一个秉公执法、水平高的裁判，完全可以坦然面对观众的各种反应。即使部分观众误会了、质疑了、“公愤”了，充其量是群体性呼喊而谈不上什么暴力。

　 按说，司法本应也是阳光下的活动，但人们看司法却不如看球那般明了，这既有客观的限制，也有主观上的阻碍。刘涌案经历侦破、审判、改判等一系列的程序和环节，其复杂性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质疑者的声音仅能通过媒体传达，“公愤”者即使颇为激动，也不会对案件“裁判”构成实质性威胁，更何谈“暴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向是许多中国人的座右铭。对于不干个人利益的事，多数人一般持漠然态度，尤其对那些可能引火烧身乃至潜在生命安全威胁的事，更是退避三舍。这种麻木，与当年鲁迅笔下的“国民性”既有文化传统上的关联，也有许多新的时代特征。也许正是这种集体麻木症，才演绎出歹徒众目睽睽下抢劫、杀人、强奸然后扬长而去的一个个荒唐而尴尬的场面。不过，新近发生的一些事，已预示着国人的苏醒。《楚天都市报》的报道就是较典型的一例：湖北省荆州市中级法院一辆警车在行驶中与两市民发生纠纷，司机将一市民打伤。周围群众义愤填膺，随即与被打的市民追赶打人者，警车司机遂逃之夭夭。可以想见，假如没有群众的公愤，打人者根本用不着、也不屑于狼狈而逃，荆州中院处理纠纷的领导们也不会来得如此神速。

　 在对刘涌案改判表示不解乃至愤慨的人群中，几乎找不出一个质疑者曾受刘涌黑社会集团的伤害，或系被伤害者的亲朋好友，可见人们在质疑中表现出的并非私愤而是“公愤”。在世俗者看来，刘涌或死或活与您何干？有时间干点儿什么不好，干嘛非得绞尽脑汁在那里没完没了地“质疑”？而质疑者则肯定有自己的价值追求，与湖北荆州追赶打人者的群众相比，质疑者所表现的是一种更宝贵的精神和品质，因为它更深刻、更“稀缺”———当一种已成为极度稀缺的“资源”重回人间时，它越发显得宝贵，我们不仅不该惊恐，而且应该高兴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