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长江三角洲城市的后发优势日益明显。在上海的带动和辐射下，“长三角”已成为今日中国经济最发达、发展最迅速的区域，据了解在世界城市群的表现排名第六。“长三角”的政府和企业也参与和组织了四个区域性的合作组织: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长江开发沪港促进会;同时还建立了“长三角”三省市高层沟通机制，并对“长三角”的发展前景达成共识。但是，区域经济长期以来仍呈悬而未决的态势，竞争多于合作，产业结构趋同，市场壁垒不少 (如苏、浙的电视节目，至今未被获准落地上海)，外资引进时优惠政策搞N+l，同类产品出口时价格搞N-1，最终大大增加了外商商业利益，而使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区域发展也出现了不平衡。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提出“要积极探索同长江三角洲地区联动发展的新路子”，这表明加速长江三角洲经济进程已成为一项亟待实施的发展战略，即以城市群这个更大的能级，来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由于“长三角”不同于“珠三角”，在一个行政区域内，在现行的体制下，地方利益是不可能被完全排除，因此联动发展的新路子是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实现产品和要素市场一体化。以市场为核心，推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统一规划要素市场网络建设，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要素市场体系，尤其是金融、人才、技术、产权等大市场，并形成“长三角”大旅游圈。

　　二、实现产业布局与结构的一体化。根据各区域工业化发展阶段和层次，来选择各城市的支柱产业。同时，不同层面的城市，形成分工和协作的联系。

　　三、实现新兴产业一体化。按照已有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形成“长三角”新兴的产业链，以及规模型、集约型的生产体系;形成全球制造业的中心、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中心、企业制度的创新中心；共筑区域内企业产权交易市场，推进企业制度建设的多元化。

　　四、实现经济运行与管理机制的一体化。建立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主要领导联席会议制度，研究重大事宜，建立“城市联盟”来统一行使跨界职能，协调政府间的利益、解决政府间的公共服务问题。

　　五、实现制度与政策的一体化。在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改革方面，加强行政协调，实现区域制度架构的趋同。

　　六、实现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由交通部牵头，通过协调和衔接，推进区域大交通体系的规划，为将来实现城际快速轨道交通做好预案；拟订三省市电子政务和信用体系的共享信息服务平台的方案；加快三省市天然气管网互联互通建设，实现区域内气源的互补等等。

　　七、实现环境保护一体化。围绕太湖流域水环境的综合治理，建立三省市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合作框架，并建立三省市环境违法行为的联防机制，使多数城市的大气和水质达到或接近环境质量的二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