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赵晓秋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这样一批在海外打拼的游子。在历尽文化苦旅后,他们倾注所学,隔海观望中国的法律建设,尽管他们的名字对国人来说大多是陌生的。
——题记
北京,初秋的傍晚仍弥漫着夏天的燥热。
记者对沙银华的采访,只能在见逢插针中完成,因为他实在太忙了。这一点,沙银华已经习惯了。
曾经在“上山下乡”的道路上跋涉了整整8年的沙银华,如今担任日本最大的生命保险公司智囊机构——日生基础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已经攀上了保险王国保险法塔尖的沙银华仍在思考如何再向上攀登。
土洋插队的“文化苦旅”
对于自己,沙银华的概括是“道路坎坷,体验复杂。”2003年9月17日晚间,东京打过来的越洋电话中,沙银华的语调并没有沧桑的味道。
“在小学,我接受的可是英才教育。”当年就读于新中国最一流小学——上海实验小学的沙银华也曾为自己勾画了懵懂的未来。然而沙银华没想过,一个人在世上的生存从来都不是孤立和既定的,多少偶然的插曲决定着人的命运,何况这个插曲是延续十年的时代悲歌。
小学时代的沙银华还没来得及熟悉“花季”的风景,“文革”风暴开始了。
“当时全国上下一片‘上山下乡’运动,到处敲锣打鼓地动员下乡。说实话我都蒙了。”为了不让有心脏病的母亲经受突然打击。沙银华主动要求到江西下乡插队,但这种“积极”有几多无奈和不甘。
“我不恨农村,但我不甘心就这样一辈子呆在农村,只要有机会,一定要回去。”这种想法是沙银华当时对生活全部的信念。
为了“回城”这简单的目标,沙银华拼命工作和学习,找来一切可以阅读的书籍。本来被推荐作为“工农兵学员”去念大学的他由于“成分不好”被拒绝在大学的门外,但从此“念大学”的梦便在他的脑子里深深扎了根。
知青大规模返城之前,由于胃出血,病得一塌糊涂的沙银华被“退回上海”。
浩劫终于过去。
1984年7月在原上海第二教育学院政治教育系学习的沙银华发现自己对经济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感到我国当时法律理论还欠缺的他苦于无处求知的困惑,在年近33岁的时候做出了一个让亲友反对的决定:自费到日本学习法律。
作为那个红色风暴弥漫的年代里的青年,骨子里本能的不甘心在沙银华身上得到了发挥,这样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每一步选择。
就这样,带着一个被人认为“不真切的梦”的沙银华在33岁的时候只身前往日本学习法律。
多年以后,曾不理解的亲友感悟到,人不仅生活在现实中,也要生活在理想中。当时就是因为心中那个还不是很清晰的理想,让沙银华走出不同于大多数知青沉沦的命运的道路。
做梦是一种能力,因为充满激情的梦即便是在被认为“可笑”的现实下也拥有顽强的生命力。
攀登,不停歇
日本求学,真切地改变了沙银华的人生轨迹。
度过语言关后,在日本,沙银华考上了日本国法学泰斗、著名保险法专家石田满的研究生。当时石田老师一句“你现在才来,比我其他的学生来晚了十年”话让沙银华有了一种悲凉的心境。
为了不“掉份儿”,当时对老师“我一定会把时间赶上来”的承诺让沙银华16年来就没有停下攀登的脚步。
作为自费留学生,在追求知识的同时不能死守“崇高”。在异国他乡,必须要考虑如何生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下,沙银华为自己规划了一天的时间表:白天到研究生院上课;晚上17时到23时打工赚钱;24时至第二天凌晨4时回到家写硕士论文,睡四五个小时后,再去上课。
这样的时间表,沙银华坚持了两年。沙银华说,作为一个大男人,他是含着眼泪把硕士论文写完的。当时1.80米身高的他体重只有88斤。
当有人问起沙银华这样生活累不累时,沙银华都会讲起一个关于攀登山峰的故事:
一群人从山脚攀登一座高峰。这座山很高,到半山腰的时候,大家都筋疲力尽,吵着要休息一下。尽管你同大家一样的疲惫,但在这个时候,只要你往上再爬几步,你就有可能超过了别人。如果你再坚持,你就达到了顶峰。”
沙银华不习惯说自己是成功的。他认为自己很笨,所以要笨鸟先飞。
“晚上,我哪怕再累,我也要坐在电脑前,写我的文章。”沙银华说,他最喜欢的格言,也一直在身体力行的格言就是“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
50岁是个尴尬的年龄,老少都不靠边的感觉有时会让很多人无所适从。所以人在挂五望六的时候多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回味。
然而“知天命”的沙银华说,他没有时间思考过去。他浪费的十几年的时间使得他在40岁的时候才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我的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有点不合拍。50岁的我才工作八九年,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规划。现在我惟一思考的就是怎么能爬上山顶。”
他从勤奋这里源源不断地撷取所需。这样一个生性特别的人,以他自己的方式追赶岁月。在年轻人眼里已经出局的“知青”——这个历史特殊群落慢慢淡出人们视野的世纪,沙银华对自己说,“我要在20年后攀上顶峰。”不同于那时一代人的沉沦,沙银华走了常人不走的路。
如今沙银华不仅成为老师心目中最勤奋的学生,也得到了法律同经济一样发达的日本国本土法学界的认可。作为日本生命保险基础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的他永远知道岁月流逝的痛惜。
隔海相望中国保险
1995年3月,沙银华从日本上智大学研究生院法学博士后期课程修满。3个月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新中国第一部《保险法》。
这时的沙银华经过多年来潜心研究日本的保险法理论,在保险法理论研究方面已经很有造诣,并在日本出版过多部专著并发表了几百篇论文。
中国保险业从开始恢复到现在,发展很快。但毕竟恢复的时间太短,按平均数计算,中国内地每人只有0.3张保单,香港每人拥有1.5张保单,美国每人拥有2张保单,而在日本这一数字高达6张。这样的数字可以看出中国消费者对把防范未来风险寄托于保险公司的不信任。而中国一些与保险相关的纠纷和诉讼的日渐增多也让国内保险界和法律界感到困惑。
作为保险王国日本知名保险学者的沙银华对国内保险业的快速发展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有深深的担忧。但沙银华有自己的谨慎,他说,毕竟他的身份只是个局外人,不能对国内保险同行指手画脚。
然而后来,一位朋友“你为日本人写了那么多的保险法论文,什么时候也写给咱们中国人看看”的玩笑话却让沙银华当时有了一种真切的痛楚,这种痛楚让沙银华放弃了自己的谨慎。
从此,沙银华经常奔波于中日两国之间,在中国一些报刊上便常常能看到他的文章;在国内大学的讲坛上也常常看到他的身影;在电视节目中也看到他像邻家大哥一样给普通消费者讲解如何利用保险来理财。等等这些都是沙银华为朋友的那句话所做的某种意义的“补偿”。
2002年,沙银华所著《日本经典保险判例评释》一书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这是他在国内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作品。该书的责任编辑杨克说,沙银华是个工作狂,往往为一个字、一个数据深夜打国际长途过来纠正。
沙银华说,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引进诞生于西方的保险事业,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将其改造成为符合东方生活习惯的事业。中国保险业与其借鉴西方保险经验时既要花费许多移植的时间,以及在移植后磨合的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不如直接借鉴已经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保险的成功经验。
“《保险法》是门很复杂的法律,但在国内并不被重视,还没有保险法方面的专业律师。这种法律上的缺乏,使得我国的保险业面临了太多的‘成长烦恼’。” 沙银华说。
每年沙银华都要回国为国内大学保险专业的学生讲课,他说,做这些事情,不必讲报效祖国的空话,只是希望自己在经历了文化苦旅后,可以帮助他人少走一些弯路。
面对中国保险业,沙银华隔海相望。
【档案】1953年12月出生于上海。1995年至今就职于日本最大的生命保险公司的智囊机构日生基础研究所保险研究部门主任研究员;兼任国内上海保险学会客座研究员;东北财经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兼职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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