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争取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说到底，是为了解答一个困扰了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怎样才能振兴百年积弱的中国

　　如果说十年前市场经济路向的确立是市场发育的第一推动力，那么进发阶段的推动力则源源不断地来自于社会各阶层的接续。十年市场路，正是一个各方身体力行，不断发力、不断调整路标并步步突围的征途。这里选取的，只是众多推动者群像中的个案。

　　市场经济十年

　　□本报驻京记者马克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吴敬琏亲历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每一次重大事件，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大、十四届三中全会、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报告的拟定，为中国经济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进入21世纪，吴敬琏致力于法治和宪政研究，他认为这是中国避免陷入“权贵资本主义”泥沼的惟一路径。

　　再过3个月，吴敬琏就满74岁了。他说，我个人的生命是同中国改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我总觉得，争取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不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说到底，是为了解答一个困扰了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怎样才能振兴百年积弱的中国。

　　“吴市场”的脱胎换骨之路

　　1989年和199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为低靡的两年。

　　1990年7月5日下午，中南海勤政殿，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十几位经济学家应邀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等领导同时在座。

　　首位发言者的矛头直指1984年以来的改革方向，他说，1988年的通货膨胀等问题，都是因为市场取向这一错误的改革路线所致，经济改革必须坚持计划取向、坚持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

　　他的发言结束后，会场出现了片刻的沉默。大家都知道，1989年以后，要计划还是要市场已经成了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

　　第一个打破沉默的是吴敬琏。他针锋相对地回应说，出问题的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改革的方向应该明确为市场经济。

　　吴敬琏的发言几次被反对者打断。有人说，中央从来就没有讲过市场经济，还有人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我们只能讨论如何结合。

　　吴敬琏的支持者只有刘国光和86岁高龄的薛暮桥两个人。但是他们据理力争，强调市场取向的改革方向绝不能动摇。

　　几天之后，吴敬琏接到一个老朋友的电话，说已经有人把他称作不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吴市场”。

　　吴敬琏感慨万千。30多年的惨痛经历告诉他，中国经济的出路只能依赖市场取向的改革，但这条出路却被思想上的障碍堵得严严实实，中国的前途到底何在？

　　他想起了16年前去世的挚友顾准，正是与顾准的交往，才使自己大彻大悟，从一个笃信苏式计划经济的教条主义者，逐步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播种者和捍卫者。

　　1971年，41岁的吴敬琏深深地折服于顾准的铮铮傲骨和深邃思想，两人在干校朝夕相处，很快成为生死至交。在顾准的影响下，吴敬琏读名著、学英语，两人学思相长，层层深入地破解那个困惑他们多年的共同问题：为什么千百万人满怀理想、奋斗牺牲，得到的却是“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

　　顾准像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中，吴敬琏不仅看到了现在的自己——一个人格独立、思维睿智的知识分子，也看到了过去的自己——一个一度尘蔽心智、唯书唯上的风派人物。

　　此后的岁月里，他常常自问：在中华民族经历过的弯路和悲剧中，我们每个人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难道我们就无愧于心吗？难道我们就没有责任吗？

　　最让吴敬琏愧疚的是：他曾经批判过自己的老领导孙冶方。1964年，中科院经济所所长孙冶方因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也应讲利润、讲成本而遭到大规模批判，批判阵营的骨干之一，正是他器重过的吴敬琏。

　　尽管早已得到了孙冶方的原谅，但这段历史仍然每每让吴敬琏忏悔，一遍又一遍，吴敬琏告诉自己和他人，这个由于自私和盲从而犯下的错误是自己终身的教训。

　　往事悠悠，岁月如昨，1990年夏天，花甲之年的吴敬琏再度面临巨大压力，但此时的他已经荣辱不惊，在这个改革陷入低潮的时刻，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自己该做些什么。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姓‘社’姓‘资’”的争论尘埃落定。

　　当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江泽民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吴市场”有了全新的含义。8年后，吴敬琏回顾起那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他说：“顾准临死也没有看见曙光，孙冶方还在改革道路的探索时期就辞世了，薛暮桥也只参与了市场经济蓝图的制定和开始阶段的施工。我比他们幸运得多，因而责任更大。我现在不是为自己的主张被采纳而欣喜，而是为正确决定执行得不够快和不够好而惋惜。”

　　为法治和宪政而呐喊

　　世纪之交，中国加入WTO已成定局，中国在市场经济的路上渐行渐远，再难回头。但是，中国的前途从此就高枕无忧了吗？

　　1992年的秋天过后，和许多为市场经济奋斗多年的同仁一样，吴敬琏一度以为，中国已经走上了康庄大道，经济昌盛、人民幸福只是个早晚问题。然而，面对腐败蔓延、贫富分化、法制不彰、社会失范等现象，他开始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天空并非都是一片湛蓝。

　　1997年7月，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在危机最为严重的印度尼西亚，一年不到的时间里有超过一半的国民财富化为乌有。惨痛的事实促使中国经济学界深刻反思自己曾经鼓吹过的政经不分的“东亚发展模式”，反思普遍存在于东南亚各国的cronycapitalism(权贵资本主义，又译为裙带资本主义或亲朋好友资本主义)。

　　最早引入“寻租”理论的吴敬琏对中国权钱交织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深知：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专制传统和四十年计划经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稍有不慎，就会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沼。

　　从1998年秋天开始，吴敬琏如同一个守夜人，时时敲响“防止权贵资本主义”的警钟。他说，市场经济是有好坏之分的。目前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大多数，但是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法治的市场经济并不多，大部分国家仍然在权贵资本的支配之下，在坏的市场经济中挣扎。今天的中国已经出现了权贵资本主义的苗头，要想遏制这一苗头，惟有在经济上发展独立的民间企业，在政治上实现法治和宪政。

　　他特别强调，要警惕那种打着改革旗号、动辄以国家利益为幌子，实际是想固化现有的双重体制以便保持既得利益，甚至继续“设租”的力量。

　　他说，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就是因为体制未改的国有部门还支配着一些重要资源的主要部分。

　　他不仅说，而且做。比如，多年以来，他持之以恒地反对国有资本垄断证券市场、反对股市为国企脱困服务、反对政府托市、反对审批制的股票发行制度、抨击操控股票二级市场的幕后黑手、揭露既得利益者通过制造股市泡沫侵吞公众财富的险恶用心。

　　吴敬琏关于股市的言论引发了2001年的股市大讨论和随之而来的监管风暴，有人给他打过恐吓电话，有人往他的家里扔过石头，但他也因此而被称作“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

　　2002年以来，吴敬琏越来越多地与法学家呆在一起，他的文章和言论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法治、宪政、民主这样的关键词。

　　2003年，中国经历了震惊世界的SARS危机，吴敬琏公开声援率先戳穿谎言的蒋彦永大夫，并且积极支持新闻媒体对SARS真相的报道，积极参与对SARS危机的反思。他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写道：“重要的不在于宣言，而在于建设对基本人权和对政府权力约束都有明确设定的宪政秩序；这就是说，要按照中共十六大的决定，推进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法治社会。”

　　“皂雕寒始急，天马老能行”，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符号性人物，吴敬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学家的职业范围。他的学识、他的操守、他的社会责任感，汇集成他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批又一批他周围的人，而每多一个被他感染的人，中国走向“好的市场经济”就多一份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