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关乎金融安全
2002年8月27日11:19 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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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反危机建立的监管体制，维系了西方各国金融的长期稳定。20世纪70—80年代，西方掀起了两次放松金融管制浪潮。亚洲新兴工业国对其盲目模仿，引发了一场新的金融灾难。跨入新世纪，世界各国对金融监管合作，开始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
有一则寓言，讲的是农夫和驴子的故事。农夫牵着心爱的驴子走过悬崖，惟恐它跌下去，用力牵驴子靠里面走，驴子却坚决不肯，越牵越往外挣扎，最后失足深谷，一命呜呼。当代经济社会，金融监管当局就像尴尬的农夫，管制过严，会遭到金融界左右抱怨，百般抵制；监督太松，又担心日积月累，酿成大祸。，牵动经济兴衰，分寸拿捏殊为不易，越来越为各国所重。
现代金融监管，始于银行风险防范。说起来难以置信，在英文中，“银行”（bank）一词来源于“板凳”（bench）。很早以前，地中海地区城邦林立，各小国都发行货币，重量殊异，成色不一，给贸易造成极大不便。有些人瞅准商机，坐在长板凳上，专门为各路商人兑换货币。生意多了结人缘，“坐板凳的人”得到贸易商的信任，又为其代管金银，收取保管费。天长日久，这些人悟出了门道：客户的钱并非日清日结，存取有个时间差，代管的钱财总有大量剩余。于是，他们便将其贷出去，赚取更多的利息。后来，干脆以自己的信誉作保，为客户开出票据，承诺随时可以提现。于是，坐长板凳的货币兑换商摇身一变，成了腰缠万贯的银行家，他们开出的票据，成了可以流通的银行券。可是，五花八门的银行券充满了风险，它以单个银行的信誉、实力作后盾，一旦银行家破产，客户求兑无门，便会引发经济混乱。一次又一次银行动荡，逼得政府出面，挑选实力雄厚的银行，赋予其银行券独家发行权，并由它承担最终兑现义务，此即中央银行制度的雏形。央行控制货币发行和流通，不仅在当时，而且至今仍是金融监管的核心。
从1844年英格兰银行独占货币发行权算起，在长达80多年的时间里，欧美各国奉经济自由为圭臬，金融监管主要锁定在货币发行上，对金融领域几乎放任自流，即使银行从事高风险业务，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为是人家的私事，还是少管为佳。孙悟空如果不戴紧箍咒，怎会乖乖去西天取经？既然政府不管不问，商业银行便大起胆子，拿储户的存款，做自己的发财生意，大搞证券投机。结果，银行不仅玩火自焚，还引燃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萧条中，大批银行倒闭，货币制度崩溃，国际信用瓦解。各国饱尝切肤之苦，痛定思痛，相继通过新法律，在银行开业、经营范围、贷款限额、存款保险和检查监督等方面，作出种种严格规定。金融监管机构接过政府的尚方宝剑，行使审批、监督、管理、制裁权，生杀予夺，无所不及。
金融业准入限制，筑起了金融监管的头道防线。作为经济社会的骄子，金融机构风光独占，身价不凡。无数人朝思暮想，期望能够登堂入室，到金融界呼风唤雨，大快朵颐。然而，金融业集财富、智慧和信誉于一身，利益与风险“双高”，倘若什么人都去玩一把，难免鱼目混珠、泥沙俱下。而且，从业者过多容易导致恶性竞争，增大全行业运行风险。为此，各国法律对金融机构开业，都设定了门槛，如注册资本最低限额、高级管理人员数量、业务经营范围等，不具备条件者被拒之门外。实行分业管理，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又一高墙。早期的商业银行如同超市，信贷、证券、保险都可经营。美国政府判定，正是由于混业经营，特别是商业银行负债炒股，才使金融业危机四伏。1933年，美国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该法案规定，商业银行只能经营短期信贷，禁止其涉足证券市场。中长期信贷、证券、保险、居民储蓄等金融业务，必须分门别类，严格分开，由专门机构来经营。从此，金融超市变成了“专卖店”，各人招呼各人的买卖，谁也不准趟对方的混水。
大危机期间，美国曾在一年之内，倒闭过2000多家银行。其实，并非这些银行全都有问题，而是由于证券市场崩盘，储户纷纷挤兑，银行一时无力支付，只得关门歇业。为避免信用危机再次发生，1934年，美国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商业银行吸收存款，要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上保险。如果再发生银行破产事件，储户可按存款额和一定比例，最多得到近10万美元赔偿。该制度以强制银行投保的方式，给公众吃上定心丸，从而大大降低了金融风险。与存款保险制度相比，资本金管理对金融机构来说更为具体。金融机构的最大特点是“中介”，它最大的本事，是欠储户的账，赚贷款人的钱。为了避免金融机构办成皮包公司，玩空手道的把戏，各国都规定，银行必须有一定比率的自有资金。1988年，西方十二国央行行长会议通过《巴塞尔协议》，进一步明确规定，商业银行自有资本率应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应达到4％，否则轻者亮黄牌，降低信用等级，重者亮红牌，取消营业资格。此外，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内部控制能力等，监管当局也都制定了具体的考核指标。
基于反危机建立的监管体制，维系了西方各国金融的长期稳定。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金融界“松绑”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传统的监管方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一时期，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解体；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陷入了“滞胀”怪圈。商业银行面对通胀压力，不提高存款利率，只能眼睁睁看着储户被股市拉走；不进行多角化经营，只搞存贷款业务，早晚坐吃山空。此外，国际金融竞争压力增大，大量闲置资金舍低求高，而外汇管制成为资金流动的桎梏。不作变通，只能等死。金融机构见缝就钻，创造出很多“四不象”的衍生工具，如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期货期权交易等，回避金融监管，摆脱法规限制。与其让监管成为聋子耳朵瞎摆设，不如干脆做个顺水人情。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方掀起了两次放松金融管制浪潮。如美国1980年后，允许商业银行与储蓄信贷机构某些业务适当交叉；1999年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分业重新走上混业经营；美、德、意、英等国，相继取消存款利率限制；多数发达国家放宽或取消了外汇管制。
一收一放，几多悲喜。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使其经济出现了转机。而亚洲新兴工业国的盲目模仿，却引发一场新的金融灾难。很多学者认为，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金融监管缺位是致命伤。其实，在金融国际化浪潮中，金融监管已非某一国力所能及。就像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样，跨国银行的业务风险，往往会牵动全球经济的神经；国际游资就像嗜血的幽灵，总会在全球监管最薄弱的链条下手，进而引发世界金融震荡。正因如此，跨入新世纪，世界各国对金融监管合作，开始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2001年1月，巴塞尔委员会征求多方意见后，公布了新的资本协议，金融监管标准国际化的列车，已经缓缓启动。
如果把金融比作大江大河，那么金融监管则如同防洪堤坝。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们创造了金融，也一定有足够的智慧管好金融，让其为人类少带来一些灾难，创造出更多的福祉。（王东京 孙浩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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