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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谷:你们发现的中国自杀者只有63%在自杀当时有精神障碍，与国外自杀者95%以上都有精神疾病相比，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这种比例究竟有什么样的特殊性？ 张明园:这次大样本全国性的心理解剖研究得出的“独立的自杀危险因素”，按重要性排序，有8个因素。中国的自杀者有精神疾病者只有63%，与国外相比，要低很多，但在各项因素排序中，精神疾病在中国仍然是最重要的自杀原因。这一调查还表明，有精神病症的自杀者，接受过治疗的仅7%。这意味着，有精神病症自杀者中绝大多数缺乏足够的关注与治疗，而精神病，特别是抑郁症是可以治疗的并能够好转的。 费立鹏:与基督教文化相比，现有的证据意味着在中国人中存有一种在文化上允许自杀的倾向。但是，台湾、香港地区的中国人自杀率要比大陆低得多，这一情况又否定了中国文化从本质上来讲产生高度自杀的论点。如果中国文化对自杀存有预先价值确定性，那么它一定受到心理与社会经济各项因素影响，才会造成中国大陆城市区域自杀率高达3倍的差异。 杨功焕:我后来与费立鹏的一项研究表明，对没有精神疾病的自杀患者来说，特别是急性紧张得分高的自杀患者来说，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自杀是一种表示对周围生活不满的方式，也是作为证明自己无罪、对受到不公平待遇抗争的方式。 李鸿谷:我注意过《中国的伤害研究》这份报告，用自杀表示不满、证明无罪与显示抗争，也有一些被采访对象引用过，问题在于:自杀者的目的究竟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费立鹏:我们对自杀未遂者的调查表明，可能有部分自杀者，大约20%，就是因为匆忙，没有故意想要追求什么，没有什么目的。还有部分，认为自己不得不死，所以就选择了。经常出现的目的，我们有7项指标:减少他人负担、解脱痛苦、现实抗争、回避责任、报复他人、威胁他人、其他。从目的来看，解脱痛苦是主要的目的。 杨功焕:中国人的自杀，我以为很难说解脱痛苦是主要目的。要说解脱痛苦，老年人自杀的可能性更大，但中国农村女性，特别是年轻的自杀率更高;而同时15～34岁人群，自杀死亡甚至排到死因的第一位。如果说与中国文化相关，可能我们是更在意别人的评价。印度的研究者也发现这一文化原因。这与我们的“丢失面子”相关。 李鸿谷:综合目前的研究结论，中国农村女性自杀率高，自杀未遂者调查表明其考虑自杀的时间极短，而中国的自杀工具比如农药极易获取。这里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个逻辑关系——用自杀表示不满、证明无罪与显示抗争，虽然可能这种冲动性自杀本意未必在于真正想死，但由于农药的巨毒性与容易获取，又由于农村抢救的医疗设施有限，结果导致了死亡。 杨功焕:从一般人角度看，确实可能存在这样的逻辑关系，但这需要社会学者与心理学者更深入的研究。“丢失面子”与我们的羞耻感有关。如果我们从自杀者亲人的角度来看，自杀是最不能够接受的一种死亡方式，这种死亡会带来更大的震惊与悲痛，同时会有强烈的罪疚感、羞耻感。而且我们的调查表明，有自杀未遂史、有血缘关系的人有过自杀行为、朋友或熟人有过自杀行为都是自杀的危险因素。即使有血缘关系的人有过自杀行为，我都不太倾向认为这与遗传相关。这里是否存在着模仿性，目前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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