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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11月30日晚的可可西里志愿者死亡事件，目前正处于事故原因调查阶段。有关志愿者冯勇和司机李明利的死亡原因，目前初步得出一氧化碳中毒或因寒冷致死的两种可能性。昨天，志愿者冯勇的家人刚刚通过电话得知噩耗，预计今天从成都赶往事发地点。两位遇难者遗体已运往格尔木22医院，法医鉴定工作将在两位遇难者家属到达后进行。 记者昨天再度通过电话联系到现在格尔木的李亮，作为志愿者之一，他将事发当天自己的日记通过网络发给了记者，详细叙述了事件的整个经过。 据李亮介绍，有关冯勇和李明利的死亡原因，调查人员有两种猜测：一种说法是，冯勇和司机李明利是在零下30度的天气里，因体温过低死亡。而调查者普遍认为另一种说法更有可能性。由于调查人员在现场发现，第二辆救援车的发动机未熄火，车内仍是热的。而两名遇难者却在第一辆车内被发现，并双双被冻死。故猜测，两人是先在救援车内吸入因排气管故障而排出的废气，感觉不适后转移到第一辆抛锚车中，死亡原因系之前吸入过量废气。 两人的遇难给了两家人沉重的打击，目前冯勇的父母正准备赶往格尔木，并再三嘱托，希望法医鉴定在他们抵达后进行。而另一遇难者，当地司机李明利的妻子目前还怀着4个月的身孕。 经历了这样的事件，剩下的5名志愿者并没有提前回家的打算。 不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本该避免的，终于没有避免———有两名志愿者被可可西里恶劣的气候夺走了生命！ 我到过可可西里，在那平均海拔4600米左右的雪域高原，空气中的含氧量甚至不到平原城市的一半。而冬季最低气温甚至可达零下40多度。在这“生命的禁区”，如果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别说是“从事环保工作”，就是连生存都是个极大的问题。 遗憾的是，很多志愿者却对此重视甚少。 今年5月，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组织了首批保护藏羚羊志愿者行动，作为随队采访的一员，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志愿者装备最充沛的竟是拍摄器材和胶卷，而为防“万一”的简易氧气袋却无一人有备。浪漫的火苗，在一些队员的眼神中闪动。而仅仅一两天，10名队员中的3位就被高原的严酷所击溃，不得不提前下山。 脆弱的神经，是经不住严峻的现实之手“拨弄”的。 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价值观的进步，这些年各种组织形式的志愿者活动已非常普遍。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在志愿者队伍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的同时，志愿者年龄结构也越来越年轻，这就使“志愿者行动”很容易被与“时尚”联系在一起，而其所包涵的风险（包括无谓的牺牲）则同样很容易被淡化。 突然想到去可可西里的途中，问几位志愿者，“知不知道，那里可能要有生命危险？”“不会吧。”他们像躲避什么似地把眼神闪开———然而现在事实告诉我们，这是无法躲避的。 看过一部电视纪录片，说的是北大山鹰社一次登雪峰的经历———带队队长面对前方山峰正在雪崩的现实，最后不得不作出下撤的决定。最后登山协会的专家评点说，这才是真正的勇士，“因为，对无法回避的危险你是不能漠视的。” 对于志愿者行动，我要说的是：当一名志愿者，你是否作好了所有的准备？而作为组织者，你又是否为志愿者提供了足够的保障？如果两者都没有准备…… 我对两位亡故者的悲痛之情，如山一样重。 志愿者李亮当天的日记（有删节） 11月30日晴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零下32度 今天是我在索南达杰保护站工作的最后一天。昨晚和接我班的4名志愿者及冯勇商量，今天去野鸭湖。 中午12时，我们6人上路了，到了野鸭湖附近就发现很多塑料制品垃圾，野鸭湖是野生动物的重要饮水区，这些垃圾会严重污染水源。 我开车到每个垃圾处，冯勇就立即下车将垃圾放到车斗里。在开过一条1米宽、15厘米深的浅滩后，我感觉车有点不对头，和冯勇下车检查，发现发动机支架一端掉了两颗螺丝，一段破裂，造成发动机倾斜，我们试了几回都无法将发动机归位。无奈，冯勇作出决定，他和感觉（一志愿者昵称）徒步出去寻求外援。 下午2时，他们朝保护站方向出发了。我们朝公路方向徒步突围。 下午6时，我们来到12局发电厂。这时感觉说，他们4时多就回来了，冯勇到对面工地找徐冰要了一辆双排座货车，带上水、食品，5时半就进山救援去了。 天太黑，又没有车，考虑冯勇救援时带了食品和水，救援车是新车，燃料又足，所以大家躺到床上合衣等冯勇，恍惚中天已亮了。 第二天中午，在距保护站10公里处找到救援车和我们的吉普车，两辆车都陷在一条小河沟里。我打开吉普车的门，看到救援车驾驶员小李（李明利）躺在后排座上，裹着棉被，我用手推他的身体，没任何反应。冯勇蜷缩在座位下，面仰天，睁着眼睛，嘴角流了一点白色分泌物，全身已冻僵。感觉为他们检查，都没了脉搏，瞳孔已放大。抱着冯勇，我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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