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往往根据某一时代的科技标志或经济特征，称其为某某时代，如“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以及当前的“数字化时代”等等。这种说法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不可把某一特征惟一化、绝对化。

　　　 牛顿力学的成就，现在只是中小学课本和初级科普的内容；但曾几何时，它的正确性和有效性被无限扩大，以至于人们把一切都归结为“力”，形成了机械论的世界观，统治了人类思维数百年。

　　　 当前，人类已进入数字化时代的门槛。人文研究领域中的“泛数字化”的倾向也已经露头。

　　　 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一些地方官员非同寻常地强调增长数字；即便是著书立说的专家学者，也高度“泛数字化”，常常关注的仅仅是篇数、字数……人们似乎是生活在一个“形而下”的“数字化”世界中，“形而上”的地位、功能则大打折扣，尽管会提到重视社会科学，但人们所关注的常常只是可以用数字来表达的、能够很快产生效益的经济等应用性学科，而对不便于用数字描述的人类学、民族学、文学、历史学、宗教学、哲学等等，则兴趣淡漠，甚至轻视。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经济学本来就具有两种根源，即两种人类行为的目的：一种是对财富的关注，一种是更深层次上的目标追求。由此产生两种方法，一种是“工程学”的方法，也就是数学、逻辑的方法，一种是伦理的方式。这两种根源或方法，本来应是平衡的。但不同的学者重视的方面有所不同。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比较注重伦理问题，而威廉·配第、大卫·李嘉图等更注重工程学方面。现代经济学大大发展了工程学方面，忽略了伦理方面。

　　　 忽略伦理学、脱离人本精神的经济学，实际上就是远离了或者曲解了社会生活的本质。人们曾经以为：科学技术与经济发达，自然会提高现代化水平和文明程度。可是，事实提醒人们：高科技一旦与人文精神、人文关怀脱节，将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难道不是吗？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文主义呼声，在航空母舰和精确制导武器面前，竟然显得那么孱弱！

　　　 同样道理，数学与逻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科学工具。数字与数学的产生，是人类思维和人类历史的伟大进步。马克思认为一门科学只有达到可以用数学进行描述的时候，才是完美的。然而，历史上许多学者曾把数学绝对化，认为“数”是世界万物的根基、本质和本源，因此将世界神秘化、机械化和绝对化了。

　　　 没有量就无所谓质。量化作为分析功能，是研究经济社会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没有量化基础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只能对对象进行猜测，不可能深入到事物的内部。但是，社会是极为复杂的有机体，其本质绝非仅靠数字可以揭示。社会生活除了可以用数字来描述的表层事实之外，还有更加深刻的、无法用数字来描述的内容：除了物质的一面，还有精神的一面；除了世俗的一面，还有崇高的一面；除了确定性的一面，还有不确定性的一面。心理学家马斯洛尚且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其中最高层的是精神方面的需求。那么，我们在研究分析社会问题的时候，就更不可片面地强调和停留于量化的层面，更不应仅仅沉迷于“泛数字化”，而忽略了人们社会活动的人文本质。

　　（作者 王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