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仕胜

　　6月27日，印总理瓦杰帕伊在一片“互利、双赢”声中结束了他为期6天的访华活动。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此次访华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它是一次充分发掘并扩大两国互信互利领域的访问，是一次致力于“绘制中印新型双边关系蓝图”的访问，是一次将中印关系带入全面合作轨道的访问，同时还是一次刻意淡化双方间问题与分歧的访问。此次访问注定会在中印两国关系史上留下很深的烙印。

　　首先，这是一次全面增进双边互信的访问。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印关系几起几落，既有过1950年代的蜜月期，也有过1960－70年代的冰封期；既有过1980年代未期以来的不断升温期，也有过1998年印核试后的短暂停滞期。中印关系之所以起落不定，曲折反复，关键在于缺乏互信，尤其缺乏政治与安全互信。1962年的边界冲突是两国互不信任的剧烈爆发点，而1998年印借口“中国威胁”进行核试验则是这种互不信任的另一重要注脚。

　　好在世纪之交，两国领导人均认识到双边关系的起伏不定不利于各自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顺利推进，有必要摆脱双边关系这种大起大落的怪圈。于是，近两三年来，中印两国政府不断开拓各种“增信释疑”渠道，基本建立起从民间到军事诸多领域的“增信沟联”管道，如保持高层互访频率，建立安全对话机制，军舰互访，印军官进入中国军事院校进修，创立“中印名人论坛”，开通中印直航，签署旅游协议，等等。

　　但尽管如此，由于缺乏明晰的指导原则，中印关系仍不时受制于一些不愉快、不和谐的“聒噪之音”的干扰，其中较为突出者有“中国商品威胁论”、“中国围堵印度论”、“中国导弹威慑论”、“美印联手遏制中国论”，等等。

　　此次瓦杰帕伊总理访华的重要意义即在于填补了这一严重空白。两国总理6月23日共同签署的《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最终确立了双边关系今后的发展目标与指导原则，并明确表明“尊重并照顾彼此关切”，“两国互不构成威胁”。尤其是在遣词造句方面，该《宣言》与两国1954年在双边关系蜜月巅峰期缔结的《中印西藏协定》（首次在国际条约中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国家间关系）有许多共通之处。这也从另一侧面表明，双方均有意跨越历史恩怨，埋葬彼此不快，恢复两国50年代的友好互信关系（当然，现时的恢复更多了层理性与务实的精神）。《宣言》的发表是此次瓦杰帕伊访华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它预示着中印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摆脱过去那种起落无定的状态，从而踏入一个崭新的全面合作的良性互动期。

　　《宣言》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印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明确表态，即“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也是印政府首次在政府间文件中申明此一立场。1959年西藏叛乱前，印政府曾公开承认过“西藏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此后却一直反复宣称“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这一表态也见于1988年、1993年印拉·甘地总理和拉奥总理的访华成果中）。虽然前后表态只有几个字的差异，但却是一种质的飞跃。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重在从“自治区”这一政治概念来描述西藏与中国的关系，带有印英帝国时代的殖民痕迹，即只承认中国对藏拥有“宗主权”；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国的一部分”，重在从领域主权的概念来强调西藏的法理地位，即承认中国对藏拥有“主权”。

　　作为回应，6月23日，中国政府在与印方签订的一份《谅解备忘录》中重新恢复自1962年边界冲突以来一直中断的“西藏与锡金”边贸，并承认“锡金腊土拉山口”为中印两国“边关”。通过这种策略性的安排，中方事实上承认了“锡金为印度的一个邦”（锡金在1975年正式成为印的一个邦，此前为印之保护国。实际上，印度拉奥总理1993年访华期间与我达成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也含混地表述了中方这一立场。印报当时载文称，《协定》所提的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也包括锡金段，表明中国“默认”锡金并入印度这一事实。当然，中方此次通过边贸安排则进一步明确了此一立场），从而消除了印方在锡金问题上对我一直存在的严重疑虑与耿耿于怀。

　　双方在如此敏感问题上的务实互动充分禀持了《宣言》所倡导的“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关切”的精神。实际上，这种对“彼此关切”的关注正是双方今后化解矛盾，弥合分歧，增进互信的最佳手段，特别是有利于边界问题的逐步解决。目前，围绕边界问题，中印边界问题专家小组业已召开了12次会议，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也已进行了15轮会谈。为增加边界问题今后的磋商力度与效率，此次访问期间，两国还分别委任了边界问题特使（印方为国家安全顾问米什拉，中方为副外长戴炳国）。这也充分显示，双方政府愿意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以及“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相互调整”的精神为边境问题找到一个公平合理、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

　　此外，瓦杰帕伊访华期间，中印两国领导人还在双边关系问题上采取了“一切向前看”的积极姿态，既不过多强调双方间的问题与分歧，也不过多纠缠化解问题的微枝末节，而是利用各种场合反复重申双方“挖掘巨大潜力，抓住有利机遇，深化互利合作”的重要意义。这种“一切向前看”的姿态不但为今后双边关系的不断开展树立了良好的范式，而且有力地营建了浓郁的双边互信氛围。

　　其中，中国国家海洋局和印度海洋开发部6月23日在京签订的《两国海洋科技谅解备忘录》堪称“一切向前看”的典范。根据该备忘录，中印两国将在海岸带综合管理、海底资源勘探与开发技术、极地科学、海洋能源、天然气水合物勘探与开发技术、海洋资源评估、海藻养殖及加工、卫星海洋学以及双方同意的海洋科学其它领域进行合作。两国还拟建立一个“海洋合作联合委员会”（双方各5人），负责“总结、协调、促进和监督海洋领域的合作，并积极推进双方感兴趣的新的合作”。海洋合作备忘录的签署不但结束了中印两国间无海洋合作的历史，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效地促进了两国在海洋领域的互利与互信。

　　实际上，近年来，随着两国综合实力不断向海洋延伸，从阿拉伯海到南海一带的水域已经初现中印矛盾与冲突的端倪。一方面，印度总是以疑惧的眼神看待中巴、中缅在沿阿拉伯海－印度洋一带的各种合作项目建设，担心中国抢占印度洋（印认为印度洋是其势力范围），挤压印战略空间；另一方面，中方也对印近年来不断加强与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在马六甲－南海一带的军事巡逻、联合演习（以及国防合作）表示了高度的警觉，怀疑印借口维持“海道安全”而有意在这一地区扮演“牵制中国”的角色。

　　因此，可以说，中印双方此次本着互信互利的原则展开海洋合作，有助于及时化解两国的顾虑与疑惧，实际上是开通了一条海上合作的通道。沿着这种通道，两国完全可以将一个可能会引发激烈争夺甚至冲突的水域变成一种互利合作的和平水域。这实际上也是两国新型合作关系的重要体现，即通过合作化解或冲淡潜在的矛盾与冲突。

　　除了上述海洋合作备忘录外，印总理访华期间，双方政府还签署了10项协议，内容几乎涉及双边关系的方方面面。有理由相信，今后，这些协议的逐一执行无疑将不断夯实两国的互信基础，40多年来存在于中印之间的“对立与不信任”也有望逐渐被“互利、互信、合作、发展”所取代。

　　其次，这是一次全面推动双边经贸发展的访问。

　　1990年代以来，中印两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态势，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两个经济体，两国市场规模也不断扩大。然而，由于两国40余载“的对立与不信任”，这个拥有13亿人口、GDP总量达1.3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却未能在中印两国经济发展中发挥应有的推动作用，两国间巨大的经济互补优势长期以来处于闲置状态。

　　虽然，近年来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与相互投资呈现迅速增长势头，但总体而言，这与两国间现有的经济规模仍很不相称。去年，两国间贸易总额为49亿美元，还不到当年中国外贸总额的1%、印度贸易总额的5%；中国在印合资企业只有15家，协议投资总额仅为3720万美元；而印度在华投资项目71个，合同额也不过1.88亿美元。

　　当然，两国政府早已意识到这一点。2002年1月，朱镕基总理访印时即呼吁两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充分发挥经济互补优势，大力发展经贸关系，争取尽快实现双边贸易破百亿美元的大关。自去年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开始显现迅猛的发展势头。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两国贸易额为49.5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37.6%。今年以来，双边贸易增长似乎有加速度之态势。1－5月，双边贸易额达到29亿美元，同比增长70%，其中中国从印进口16.8亿美元，对印出口12.2亿美元，分别增长104%和37%。此外，今年2月初，印度产业联合会举办的“2003年国际工程技术展”吸引了80多家中国公司参展，创历史新高。今年10月，印度产业联合会还将在北京举办“印度制造展”和“印中高科技”（与中国外经贸部合办）。

　　而此次印总理访华正是高举大力发展两国经贸关系的大旗，将保持两国目前的贸易发展态势列为其访华的重中之重。这从其庞大的企业家代表团即可见一斑。共有40位印方企业家代表随总理来访。代表团里既有大企业（不少已在中国立足）负责人，也有印度两大工业团体（印度产业联合会和印度工商联合会）负责人。此外，商业与工业部长阿伦·雅伊特雷（他6月23日赴京）、信息技术部长阿伦·舒里亚（6月25日从德里抵沪与总理在上海会师）也先后加入总理的访华经贸大军。

　　从瓦杰帕伊总理的日程安排中也可见经贸活动是其访华的重头戏。他不但在与中国总理的会谈中着重探讨了双边经贸问题，称经贸领域为两国“最大的互利领域”，而且还分别出席了6月24日在京举办的“中国－印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研讨会”，并发表演讲，呼吁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促进双边贸易的多元化，并对两国贸易额很快即会突破百亿美元充满信心。6月26日，他又在上海向印度和中国的信息技术巨头们发表演讲认为，“中印都是古老的文明古国，我们两个发展中国家应该成为信息技术领先的国家”。他还在演讲中特别提出，中印两国的经济合作应该“跳过某些领域，进行超常规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此次访问双方签订一系列有助于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协议，主要有：双方将成立由官员和经济学家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负责研究两国扩大经贸合作的潜在互补关系，并制定今后5年中印经贸合作发展规划，鼓励双方企业界扩大合作（该小组将于2004年6月底之前，向两国政府提交有关全面经贸合作措施的研究报告和建议）；建立财经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加强农业领域合作；中方向印提供5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印度产业联合会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并发起“印度俱乐部”，让印中两国公司负责人每年会面，旨在促进两国中小公司间的合作；中国贸促会与印度工商联合会塔建联合商务网络平台，并签署两商会合作协议，等等。

　　这些文件或协议的达成将在很大程度上充实中印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全面合作，并将中印两国经贸关系带入持久的快速发展期。两国专家纷纷对此持乐观态度，甚至认为，“世界上两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实体接近有助于改变亚洲的经济地图，今后甚至有助于改变世界的经济地图”。印度主流大报《印度教徒报》6月24日即刊文指出，中印两国的经贸合作“将能使亚洲变成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可以预见，随着中印两国经贸关系的不断加强，两国双边全面合作关系也因拥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将更形牢固。

　　不仅如此，这种全方位的经贸合作将有助于最终提高印中两国的国际经济影响力、国际政治影响力，成为抗衡全球霸权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坚强堡垒。这是因为双方通过这种经济优势互补能迅速在国际经济舞台打造“印中制造”的经济品牌，从而不断获取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发言权、规则制订权，直至打造代表包括中印两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并继而推动以“民主化、多极化”为目标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确立。

　　第三，这是一次全面打造新型合作关系的访问。

　　瓦杰帕伊此次访华被普遍视为“互利、双赢”的关键原因即在于，此次访问确立了中印两国间的新型合作关系。之所以称之为“新型合作关系”是因为：

　　其一，这种合作具有“全面性”。一方面，双方保证将继续在政治、安全领域展开深入接触与合作，如双方同意开展经常性高层交往，深化在双边、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协调与对话，两国外长每年举行会晤，进一步加强两国政府各部委、议会及政党之间的人员往来和友好交流，加强两国防长以及军方各层次的互访；另一方面，双方还着力在以经贸、文化为主的广泛的非政治领域大力拓展全方位合作。此次双边协议多达11个，涉及文化（双方决定在首都互设文化中心）、交通（加强空中和海上直航）、旅游、卫生、科技、经贸、教育、卫生、法律、水利能源、海洋等诸多领域。这充分表明，印中两国政府非常重视全方位地推进两国间的“共同利益”与“共识”，最大限度地在所有领域以互利合作、平等互信来化解或冲淡或明或暗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增加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保险系数，防止双边关系因过于单一而大起大落。

　　其二，这种合作具有“发展性”。这是一种“发展取向型”的合作关系。中印两国“一切向前看”，一切重在发掘并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不纠缠于分歧与问题。这种“发展性”在瓦杰帕伊的访华中尤显突出。以《宣言》为例，它两度强调中印“共同利益”：“中印存在着发展睦邻关系的共同愿望和广泛的共同利益”、“双方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再以两国领导人在此期间的表态与讲话为例。瓦杰帕伊总理在访华前接受中央台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应把历史作为镜子而不是沉重负担”，他23日在北大的演讲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应该认识到两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双方应求同存异，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推动共同发展。我们的相互信任与理解应该能够超越我们之间的分歧。”曾一度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印防长费尔南德斯6月23日也在印度古吉拉特邦表示，“印中两国必须埋葬过去不愉快和误解的历史，沿着已经起步的友谊之路，快速前进……在2200年的中印交往史中，友好关系占了99.99%，误解只有0.01%。现在就是我们埋葬这0.01%的时候了！”。同样，奉行强硬民族主义政策的印副总理阿德瓦尼也在瓦杰帕伊临行前表示，印中两国关系的发展没有必要跟任何其他方面挂钩，“中印之间可以先把问题放在一边，重点放在合作领域上”。而中国领导人在与瓦杰帕伊总理的会晤中也无一例外地倡导两国“一切向前看”，登高望远。

　　其三，这种合作具有“稳定性”。由于这种合作具体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不影响各自与他国的外交关系，同时由于这种合作重在“自身的发展取向”，重在解决自己的事，挖掘自身的潜能，因此，这种新型合作关系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会轻易受制于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动，也不会轻易受制于任何第三方的影响。这种新型的合作关系不仅有利印中双边关系的稳定，而且还有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正如《宣言》指出的那样，“两国友好合作符合中印社会经济发展与繁荣的需要，符合促进地区与全球和平与稳定的需要，也符合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利用全球化积极因素的需要”。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中印两国间从此相安无事，双边关系一帆风顺。实际上，两国间悬而未绝的问题的最终解决绝不会轻松。这些问题在解决之前还会存在一段时间，有的还相当长。因此，任何人都无法保证这些问题不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引发不利于两国关系良性互动的言论，甚至行动。尤其是边界问题解决起来尤为费劲，双方间的分歧非常大。由于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必然涉及到“互谅互让，有取有舍”，如若事先不做舆论引导和宣传，这种在“领土”问题上的“出让”势必会激发中印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两国政府都不得不对此予以慎重考虑。此外，问题解决前，两国政府还须修改相关法律文件，这也是一项耗时工程，对印而言尤为如此。印议会曾在1962年边界冲突后通过了一个“寸土不让”的决定，并写入宪法。因此，印政府若想在边界问题上做出调整就需首先修宪。然而，修宪的前提是联邦政府的决策能力必须十分强大，但在联合执政时期（联合执政已经成为印政坛难以改变的特色），各党形成如此共识难度颇大。同样，中印关系中的“中巴关系情结”也恐难一时消解，加之印巴关系时起时落，因此，中印关系很难完成摆脱“中巴关系”的影响。

　　实际上，人们不可能指望一次访问就化解中印两国半个多世纪日积月累的分歧、矛盾与问题，但可以告慰的是，随着瓦杰帕伊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不断倡导的中印“全面合作”的新型双边关系的不断推进，两国间的这些问题或会逐步得到解决或谅解，或再也不会象过去那样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从这点而言，印中关系确实迈入了一个持久、稳定发展的新阶段。这既有助于中印的稳定与发展，也有利于南亚的稳定与发展，更有利于世界的稳定与发展。（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