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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魔之战：人类与瘟疫的交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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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3年05月29日12:56 光明网-光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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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伊
在传染病的真相未被准确认知识的年代，人们相信雄雄燃烧的篝火能够消毒和净化空气。图为1865年前后，格拉纳达霍乱流行期间人们点燃的篝火。
人类与瘟疫的交锋有着漫长的历史。瘟疫、战争、饥荒被称为人类历史悲剧的“三剑客”，他们时常并驾齐驱，肆虐于人间，不仅带给人类痛苦与恐慌，而且也导致社会的衰退甚至国家的消亡。然而，人类并未因此退却，而是从无数次挫折甚至惨败中，吸取经验与教训，始终不渝地探寻着控制传染病的对策。从瘴气到戾气：传染病的古典解释
在人类认清传染病的实质之前，曾对各种瘟疫的原因作过天才的推测和猜想。早在公元前116年，古希腊医生就猜测有沼泽地区的空气中存在有许多微小动物，它们能侵入人的鼻腔及全身而发生疾病。但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能使人信服，后来人们普遍接受瘟疫是来自污浊的水潭或腐败的尸体所散发出来的有毒气体——瘴气——所致的说法。这种看法在古代中国也有。所谓瘴气，就是指不卫生的东西。它们可以通过空气传播，造成瘟疫，当人吸入之后，就可能引起疾病。“疟疾”拉丁文为“malaria”，本意是恶劣空气，来自于沼泽地区空气恶劣而容易发生疟疾。流行性感冒的英文名“influenza”是“影响”的意思，意为空气温度、湿度的变化而易发生此病。
隐约浮现出的真理，常被湮没在各种理论的迷雾之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医生们对疾病认识的进展集中在表征方面，记录了许多疾病的症状、体征，对各种瘟疫、热病和流行病逐渐有所了解，并能对预后做出恰当的判断。然而，他们对疾病的真正原因则知之不多。直至16世纪中叶，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后，随着人们自然观、疾病观的变化，医学家们开始探寻疾病的本原。
欧洲中世纪，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流行，欧洲居民染疫身亡几乎占四分之一。在与鼠疫的反复较量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类疾病与其他疾病不同，它们能在一个时候，使某一地区很多人患病，而且可由此人传及彼人，由此地传到彼地。人们竭力避免这种灾难，采取隔离、焚烧等方法来对付这种疫病。
15世纪末，欧洲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传染病。由于这种疾病主要通过性活动传染，有人将这种病称为“爱情疫”。意大利医学家伏拉卡斯托罗在《西菲利斯或高卢病》中，以清丽隽永的诗句描绘了牧人西菲利斯染此疾病的临床表现，从此人们就以牧人的名字西菲利斯命名这种病，译成中文即是“梅毒”。1546年，伏拉卡斯托罗在研究梅毒和其他疾病的基础上，出版了《传染病》一书，第一次提出了“传染病”的概念。全书分为三篇：第一篇论述了传染病的原因；第二篇描述了天花、麻疹、鼠疫、麻风、梅毒等传染病的表现；第三篇论及传染病的治疗和预防方法。他把传染病的原因归之于一种肉眼所不能察觉的微粒或“病芽”。他认为各种传染病，是由各种不同的特殊“病芽”所引起。各种“病芽”对不同的物种、个体有特殊的亲和力，不同年龄的个体对疾病也有不同的感染性。他还认为，随着环境的变化，“病芽”也可改变它的性质。因此，某些传染病可以发生周期性的变化。他提出了传染病的三种传播方式：一是由人直接传及他人；二是由传染物传及他人；三是传染物可藉空气传播。他还指出水、沼泽等因素也可以成为传染病流行的原因。
伏拉卡斯托罗根据“病芽”学说提出传染病的治疗措施。他认为可以用药物杀死、驱逐、改变“病芽”的性质；采取寒冷、高热来破坏“病芽”；或用药物抑制“病芽”的腐败过程；或用相反物质来中和“病芽”的活力。他主张采用隔离、检疫制度等方法来阻止传染病的蔓延，用焚烧、烟熏、曝晒、冲洗等方法来处理传染物品，使“病芽”失去活力。他还提倡不去公共场所、不去病家、保持居室通风、注意个人卫生、服用预防药物等预防措施。在伏拉卡斯托罗生活的时代，显微镜尚未发明，他自然不知道细菌和其他病原微生物的存在。然而，他凭藉丰富的经验和巧妙的逻辑推理建立起的学说，在今天来看，仍有许多合理成分。伏拉卡斯托罗也因此被誉为认识传染病的先驱。
早在2000多年前，中医已认识到有些发热性疾病与一般因受寒所引起的热性病（中医称为伤寒病）有所不同，由于对这类疾病的原因并不清楚，医生们主要从发病季节上来加以区别：因受寒而引起的热性病称为伤寒病，受了寒没有马上发病，而拖到第二年春天发病，就称为温病。东汉名医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一书中，提出可以从病人的症状上来区别伤寒病和温病，认为伤寒病有发热恶寒，而温病则不恶寒。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医将热性病的病因归咎为自然界不正常的各种气候因素：风、寒、暑、湿、燥、火。直到明代末叶，吴有性才明确提出，温病应当是一类独立的疾病，不论在病因、病理、症状和治疗上，都不能与伤寒相混淆。
明代晚期，疫病连年流行。吴有性目睹了“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的疫病流行惨状，深切地感到认识疫病原因、找到有效防治措施的重要性。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他深入细致地研究各种类型的温病的病症，提出了关于温病（即传染病）的病因、传播途径、传染方式、流行特点和治疗原则的“戾气”学说。
吴有性突破了历代医生所信奉的“六淫”致病理论，指出温病的病因是一种“戾气”，它与风、寒、暑、温、燥、火不同，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他认识到“戾气”可以通过口鼻侵入人体，也可由病人直接接触传染。只要是同一种“戾气”，不论是由哪种方式感染的，所引起的症状都是相同的。吴有性认为人感受“戾气”后是否发病，将取决于“戾气”的量、毒力和人体的抵抗力。若感染量大、毒力强，则很可能引起疾病；若感染量小，毒力弱，人体抵抗力强，则可能不会致病；如果人体因劳累。忧思等降低了抵抗力，那么也可能引起疾病。他对“戾气”、人体和疾病三者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此外，他对“戾气”引起的疾病大流行和散发现象也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还注意到“戾气”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戾气”可引起不同的疾病，所以他又将“戾气”称为“杂气”，并指出从大头瘟、痘疮、斑疹、痢疾和疟疾等不同的疾病上，可以认识到“杂气”的物质存在。
无论是西方的“瘴气”学说，还是中国的“戾气”理论，都没有真正揭示出疫病传播的原因。伏拉卡斯托罗的“病芽”学说由于缺乏物质证据，也基本上停留在猜想阶段，并未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从避疫到检疫：传染病预防的制度化
公元前293年，古罗马鼠疫猖獗，许多人因此丧生。于是罗马执政官派使者去希腊向名医阿斯克雷庇亚求教免除瘟疫的方法。阿斯克雷庇亚见到使者后，将他所养的一条蛇送给使者，要他带回罗马。使者迷惑不解，他想：“一条区区小蛇，怎能抵御凶猛的瘟疫？”当船驶经一个名叫梯白的小岛时，那条蛇突然离开使者，迅速地爬上小岛而再也没有复返。使者被这一情景给搞愣住了，静思片刻后，他恍然大悟。他立即赶回罗马，要求人们迁避到梯白岛，逃躲鼠疫，此后鼠疫逐渐减少。虽然这只是一种传说，但也可说明避疫措施在防止瘟疫中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古代也有隔离避疫的传统，《晋书·王彪之传》载：“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
采用隔离病人来避免传染的方法，是从欧洲中世纪才开始的。公元6～7世纪，欧洲麻风病流行。由于当时人们对于麻风病的原因和病理了解甚少，认为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因此十分恐惧，进而采取了一些相当严厉的措施，许多国家颁布法令，规定麻风病人必须居住在特殊的房屋里，不准随意外出活动。外出时必须身穿特殊服装，头戴有白飘带的大帽子，以提醒别人的注意。麻风病人成了社会的遗弃者，甚至有一些地方让牧师为麻风病人举行辞生祷告，祷告完后用一铲泥土泼在麻风病人的脚上，表示他已经被埋葬了。
这些措施，虽然在控制麻风病扩散方面有一定作用，但由于缺乏人道主义的关爱而受到社会有识之士的批评。公元736年，修士奥瑟玛在瑞士圣加仑创建了一所麻风病院，收容、照顾麻风病人，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当11世纪欧洲麻风病再次流行时，人们根据往昔的防治经验，迅速设立了麻风病院以隔离病人。至13世纪初叶，这类麻风病院在全欧洲共有近2万所，为控制麻风病的蔓延发挥了积极作用。
欧洲人从隔离麻风病人中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对于以后对其他传染病的预防有很大的影响。
1347年10月，13艘威尼斯船队从墨西那海港载运难民来到威尼斯，难民中有些人患有鼠疫，于是鼠疫也就在这个城市蔓延开来。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描述了当时受灾城市的凄惨景象：“这疾病太可怕了，健康人只要一与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仿佛干柴凑着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真的，到后来大家你回避我，我回避你；街坊邻居，谁都不管谁的事；亲戚朋友几乎断绝了往来，即使难得说句话，也离得远远的。”
这次大疫，对欧洲的生命、财产和社会文明都是一场浩劫，但也带来了某些积极的后果。正是这场浩劫震惊了人们，引起了公众和政府对环境卫生问题的重视。在瘟疫流行之初，意大利米兰市采取有力措施，使该城市在数月内未遭鼠疫侵袭。1374年，威尼斯首先颁布条例，凡鼠疫流行时，所有来往客商，无论是已受传染的或有感染嫌疑的，一律不准进城。禁止来自鼠疫流行地区的船只入港。其他意大利城市也都先后照例而行。1377年，在亚得里亚东岸的拉古萨共和国首先颁布了对海员的管理规则，规定在距离城市与港口较远的地方为登陆之处，所有被疑为受鼠疫传染的人，须在空气新鲜、阳光充足的环境里停留30天后方准入境。不久，30天的隔离仍被认为不安全，于是，又延长至40天，称为四旬斋，这就是现在海港检疫的来历。海港检疫制度的建立，对于控制传染病流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项制度作为预防传染病的措施，一直沿用到今天。
19世纪以后，各国对传染病的预防都非常重视，就预防传染病问题召开可多次国际会议并拟定了有关协定。后来经过数次修改，于1926年由国际联盟制定了检疫的国际守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卫生组织把检疫作为防止传染病传播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定了国际卫生规则，要求各国遵循，成为防止传染病传播的重要保证。从细菌到病毒：揭开传染病之谜
法国著名科学家巴斯德在研究葡萄酒的腐败变酸问题时，敏锐地感到发酵、腐败和传染病之间，有着极为相似的共同点。他认为“急需推进这些研究，为认真研究各种疾病的起因铺平道路”。他推测如果酒精发酵的变化，是由于微小的、具有生命的有机物所引起，那么这些微小的生物也可能引起人体的腐败性、化脓性疾病。巴斯德意识到自己已经掌握了解释传染病的关键问题，于是他决定转向传染病研究。
在巴斯德以前，医生们惯于用长长的拉丁语、法语词汇不厌其烦地解释瘟疫，以及用“恶魔”、“命运”、“体质”等阐述疾病的原因。渴求真理的举动，往往会被认为是破坏医学秩序的捣乱行为。1850年，法国医生达韦纳在对死于炭疽病动物的血液做显微镜观察时，看到血液中存在一种微生物。他从微生物在血液中的迅速繁殖来判断，认为它们就是造成动物疾病与死亡的原因。达韦纳在给科学院的报告中指出：“在感染了的动物血中，细菌的出现先于发病现象”。并且指出，只要血中不含炭疽病菌，便不会传播疾病。遗憾的是，他的观点遭到了一些医学权威的反驳。他们认为这些微生物是动物死亡后腐败变质的结果，而不是引起疾病的原因。
巴斯德根据自己的实验研究，提出了疾病与微生物存在之间关联是确实无疑的，是无可争辩的证据。他指出，细菌是一切传染病的根源，细菌在人们中间传播，就会造成传染病的蔓延。如果能找到查明细菌寄生地从而消灭掉它们，就能战胜传染病。1878年，在法国科学院宣读的那篇胚芽说的著名论文中，巴斯德明确地指出：“传染病、接触性传染病和感染性传染病的原因，本质上全在于有微小生物的存在。”
巴斯德的研究成果对医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医学家开始根据巴斯德的思想来寻找防治疾病的措施。1865年，英国外科医生李斯特采用消毒法对伤口和手术切口进行消毒灭菌，他用石炭酸喷洒伤口、手术部位和手术器械以及手术室，施行消毒，经过几年的实践，外科手术后死亡率下降了三分之二。1874年，李斯特在爱丁堡写信给巴斯德，将杀菌法的成功和外科医术的进步归功于巴斯德。
如果说巴斯德是病原微生物学的开拓者，那么德国医学家罗伯特·科赫则是病原微生物理论的奠基人。1862年，科赫入哥丁根大学医学院学习，得到当时德国解剖学和病理学权威亨勒的指导。亨勒提出的传染病理论引起了科赫的兴趣，从此科赫开始了研究传染病原因的生涯。早期的细菌培养是以肉汤为基质的。由于在肉汤里生长的细菌多种多样，互相混杂在一起，不便于分离和观察。一次偶然的机会，科赫从洋菜胶中获得灵感，他将肉汤洋菜胶倒入培养皿中，冷却后的肉汤疑固成胶冻状的平板。科赫轻轻地将带有细菌的接种器，在胶冻平板上划下几道线痕。几天以后，平板上出现了一堆堆单一纯种的细菌落。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次分离出纯种细菌。
在显微镜下，细菌是无色而透明的，很难看清它们的内部结构。为了能够在显微镜下清楚地观察细菌，科赫找来了多种染料，把它们滴在有细菌的玻璃片上，可是经过数百次尝试，这些颜色都未能使细菌着色。1856年，英国化学家珀金，发明了一种色彩鲜艳、着色牢固的化学合成染料——苯胺。科赫得知后立即用苯胺染料试验并获得了成功。细菌染色法的发明，为以后的细菌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提出的“科赫定律”，即判断某种微生物是否为一种传染病的病原体的原则，成为现代病原生物学研究的基础。
科赫利用自己发明的技术，揭开了一个又一个病原细菌的真面目：
1876年，分离出炭疽杆菌
1880年，与安柏林一起分离出伤寒杆菌
1882年，分离出了结核杆菌
1883年，发现了霍乱弧菌
在1891年，德国政府为表彰科赫的贡献，在柏林建立了传染病研究所，邀请科赫出任所长。为了研究传染病，科赫先后10次出国，足迹涉及非洲、印度和远东。他带领着学生研究了疟疾、鼠疫、伤寒、牛瘟、回归热、昏睡病等传染性疾病。为了表彰科赫对细菌学的贡献，1905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19世纪末叶，在巴斯德和科赫成功的鼓舞下，一大批学者集中精力探求各种传染病的病原体，各种致病细菌的发现，使人们对传染病的原因有了初步的认识。20世纪，科学家们又发现病毒在人类疾病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现已知道人类的数百种传染病，如天花、脊髓灰质炎、流感、肝炎、腮腺炎、乙型脑炎、黄热病、狂犬病、麻疹、流行性出血热、艾滋病等都是由病毒引起。病原体的发现为人类寻求防治传染病奠定了基础。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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