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发生的北大教授王铭铭“抄袭事件”令全国学术界愕然。 “学术腐败”，生了即打，打了又生，愈生愈旺，连北京大学都不能幸免，根源在哪？ 在“王铭铭事件”沸沸扬扬之后，中国学术界人士痛定思痛，开始了理性而深刻地思索。记者近日采访到多位学者，他们一致认为，“学术腐败”毫无疑问与学术队伍的本身素质有关，个人道德修养与自我约束的“滑坡”是导致这一腐败的内在原因。但是，同时不容回避的是，学术界一段时间以来的浮躁、浮夸的“大跃进”式的风气，亦是导致“学术腐败”和不良学风的重要外部原因。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葛剑雄认为，尽管学界和教育界一些有识之士早已意识到了关于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可能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问题的严重性，但大多数人却没有正视它。由于浮躁、浮夸的“大跃进”式的主观愿望不仅满足了现实的需要，也造成了大批既得与将得利益者，所以在明知做不到的情况下也会搞得轰轰烈烈。在这种潮流面前，能不受影响的人不是绝无仅有，也只能是凤毛麟角。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界的风气如何端正得了？ 近几年来，众多大专院校的大门口换牌子算是一道风景了。专科都要升学院，学院都要改大学，改了大学还要办综合型，一所大学中又要设置大量的学院、研究院、中心。葛剑雄教授说，本来这些都是教育事业发展的自然结果，现在却恨不得一天做成，甚至根本不必做什么，只要换块牌子。短期内出不了如此多的人才，而表面的标准又不便降低，注水拔高，甚至弄虚作假就在所难免了。 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点、博士生和硕士生导师的资格评定，曾是国务院学科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的专利，以后逐步下放，如今除了博士学位授予点外，其余都能由重点大学或地方教委自行评定了。葛教授认为，这些本来都是研究生教学事业发展的正常趋势，授予点和导师资格也只是一种工作安排，但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个单位、一个地区水平高低、实力强弱的指标，成为一种新的职称，连学科评议组成员的身份也成了招聘人才时的一项条件。于是“实现博士点、硕士点零的突破”、增加多少博士点的目标进入了党政领导的计划和人大、政协的提案。 我们还是一个高等教育相当落后的国家，但这些年来我们的教授数量增长之快却是许多发达国家望尘莫及的。葛剑雄分析道，由于实际上已成为终身制的职称亦是各种待遇的同义词，一旦教授到手，工资、住房、津贴、医疗、甚至各种领导岗位都可以随之而来，职称自然成为大学教师资历的标准，并成为校外各种各样的人等追逐的目标，上至省部级党政要人、大企业经理厂长，下至乡镇官员、青年职员，无不争过学历的独木桥，学术之外的因素大量介入职称评定，使职称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地位贬值，也助长了不良学风的蔓延。 据说是为了提高科研水平，目前无论何种高校晋升职称时一律强调要有论文和研究著作，受此推导，甚至已有幼儿园要求老师评职称时必须提交学术论文之事，令人啼笑皆非。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提出，学界同样存在“生态平衡”问题，必须“退耕还林（草）”。学校的主要功能是传授知识，能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当然更好，但不能成为硬性指标。研究型大学的教授必须有专业著作，至于社区学院或专科学校的教师，则应该主要考核其教学效果。不同类型的学校分流发展，对于教师也应该有不同的要求。如今一刀切，全部要求论文及著述，是不合适的。杨玉圣说，这种“全民搞学术”的做法违背了科学的发展规律，最后结果只能像50年代大炼钢铁那样，出一堆废品。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普遍急于求成，追求短期效应；学术评价中的量化管理等等，都已经在学术界凸显出越来越深的弊端。 许多学界人士感到，面对学术界的不良学风和腐败现象，大家在痛心疾首的同时，往往会感到无能为力，或者言行不一，刚才还在斥责某种行为为学术腐败，现在却要如法炮制。葛剑雄说，如果我们能实事求是地估价我们的学术界和教育界现有的水平和发展潜力，去掉浮躁浮夸的心态，不要急于求成，不搞学术“大跃进”，讲求实效，至少能为学风的端正和学术腐败的消除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刚刚卸任的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教授何芳川认为，我们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发展都离不开人文精神和人文学养，知识经济在没有人文精神和学养底蕴的时候，很容易出很多毛病，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整个社会来关心。 中国有句老话，欲速则不达。事物的发展是有其自身规律的，特别是学术的发展和学术人才的培养，它们有一个积累渐进的过程，绝不是靠大干快上而能“大跃进”的。相反，只有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不尚虚名、埋头苦干，才最终能把中国的学术引向真正的发展与繁荣。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张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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