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增加农民收入被列为全年第二位的工作。3月15日朱总理会见中外记者时也坦言，最令他头痛的就是如何增加农民收入。 要想富裕农民，必须先减少农民，这基本上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为此，真正取消对农民的各种歧视，彻底打破城乡壁垒，赋予农民国民待遇，便成为富裕农民的根本出路。 我们当然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采取诸多措施，但遇到的问题是：将数亿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到城市，洽谈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问题的严重性又使问题的解决显得有点“迫不急待”。有没有在短期内可操作的、同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抓住症结并有效缓解困局的途径，便成为人们思考的焦点。 以下两篇文章，便是作者对此的思考一，对读者或许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希望所在：相信和依靠农民（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 声音 令我最感头痛的是什么？我想在目前来讲，主要是增加农民的收入。因为这4年里，国家的公务员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的工交，而物价没有涨。大多数大中型国有亏损企业在3年里已经基本脱困，很多企业职工的工交也有很大的提高。离退休职工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也增加了收入。我想他们都是很高兴的。 但是，比较起来，就是农民的收入增加得不快，个别地方还有所下降。对这个问题，这几年中国政府做了巨大的努力，在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用了大量的篇幅，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数字 “九五”期间，我国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逐年递减：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为9.0%，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仅为2.1％。 近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下降，还只是农民收入问题的表象。问题的严峻性其实主要在于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连年减少。 在1998－2000年这3年中，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纯收入是每年递减的，1998年比1997年减少30.25元,1999年比1998年又减少57.42元，2000年比1999年再减少43.94元。 因此，绝大多数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占农村住户总数的77.5％），他们的人均纯收入实际上是处于负增长。 2001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4.2％，扭转了农民收入增幅连续几年下降的势头。 在今年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经济学家吴树青代表一再呼吁：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他说，去年农业增长2.8％，今年如果这到3%，就能拉动国民经济增幅0.4％。 据透露，今年两会上政协的前10号提案都是“三农”问题。 到底谁是农民？ 首先要解决一个判断问题：我们到底是不是存在一个农民增收问题？农民应该是“农业居民”，而不是“农村居民”。后者的收入增长不能反映前者的收入增长。人们公认，这几年“农业居民”的收入水平几乎没有增长，有的年份甚至是下降的。去年因为粮食价格的上涨，农业居民收入才有所增加。 8000万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里打工，相当一部分完全脱离了农业，其余部分也不以农业为主，这些劳动力加上他们的家庭人口，应在3亿左右。他们也有收入问题，但性质不一样。他们在农村也有着税费负担，但主要是需要争取与城里人一样的公平权利。 真正的农业居民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在农村能干的居民向其他部门转移以后，继续以土地耕作为生的农民是农村最弱的“弱势群体”。我这里说的农民是指他们，他们的增收问题才是焦点。 “增收政策”不增收的症结在哪里？ 提高农民收入必须有一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思路。多年来，我们的政府提出和推行了很多看起来很好的农民增收政策，但效果远不尽如人意。为什么？是体制弊端，把这些政策差不多—一化解了，难以落实到作为“弱势群体”的农业居民头上。 我国农材是计划经济的重灾区，打破计划经济的起步早，但计划经济的最顽固的基础至今仍然牢固。现在提出“多子、少取、放活”的思路，落实起来也会遇到巨大的消解力量。 我国农村实行的是“双层经营体制”和“承包制”。“双层经营体制”使承包制的意义大打折扣。现在看，这个制度的后果是：我们想得到的没有得到，不想得到的却得到了。我们想靠稳定承包权来形成“法学家”所希望的“事实上的物权”，但只要土地的商业价值比较高，农民丧失土地的可能性就存在。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的“农民增收”政策效果不显著。 “农民增收”的出路是相信农民、依靠农民 我把农民增收的障碍归结于体制弊端，但要一时半会儿打破这个体制几乎没有可能性。城市改革中的新的利益集团在改革中有发言权，电信可以拆散，甚至电力垄断体制都有望打破。农材经济体制的改变，农民缺乏或没育发言权，形不成对话的力量，结果是强大的越来越强大，弱小的越来越弱小。 怎么办？我的想法是依靠农民的民主自治选举来增大农民在利益分配上的发言权，由农民帮助政府来化解体制上的弊端。 这个思路的好处是： 第一、农材民主自治选举将有利于农材社会稳定，从而有利于农村经济的长期发展。 第二、农村民主自治选举将有利于创造依法行政的社会条件，有利于农民抵御各种不合理的行政命令。 第三、交材区坦齐动分选举保障农民的财产权、促进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创造条件，将为农村经济注入活力，我国农业产业化的效率将商望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有望提高。 第四、中央政府的政策操作也变得简单，只要坚决地保障农民的选举权利，打击一切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行为，剩下的事情就是农民自己为自己落实政策。 但是，农材民主自治选举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制度，推行起来也不很顺利。当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不少地方不执行国家的相关法律，使农民的选举流于形式。 可以说，农村民主自治选举是我们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真正希望所在，也是最害易实现的一个途径。至于怎样解决农村民主自治选举自身存在的问题，一定是有办法的，关键是中央政府要下决心。短期内最有效的途径：减免农业税费（柯炳生，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入世对我国农业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归根到底，将表现为对农民收入的不利影响。因此，面对入世的各种应对措施，旧根到底，也是为了保证和提高农民的收入。 从政府的角度看，应对入世的政策措施有很多种，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制定规则、提供支持。提供服务。除了制定规则外，其他各类政策措施都涉及到政府的财政支出。 从长期看，政府扶持农民的最有效途径是加强农业科研、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相农业市场体系建设等政府一般服务。从短期看，最有效的途径是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是对农业税费进行减免。 入世后国家花在粮食流通方面的高额补贴，在实质上将成为对国外农民的补贴 目前我国对农民的支持政策很不合理，效率很低。一方面，国家花费了巨额的财政支出，对粮食流通环节进行补贴；农民所获得的好处是间接的，并不明显。另一方面，又以相当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代价，对农民征收农业税费，使得农民背着沉重的负担。 进一步地看，如果说在入世之前对粮食流通的补贴尚还有可能对农民产生一定的支持作用的话，入世之后连这一点支持作用也难以实现。因为，保护价政策将使得进口有利可图，将使得巨额粮食配额得以实现。这就会出现世界罕见的现象：在国内出现严重过剩和积压的同时，还大量进口。这时，国家花费在粮食流通方面的高额补贴，在实质上将成为对国外农民的补贴。 我国可能是世界上惟一对农业和农民征收高额税费的国家 就农业税费政策看，我国可能是世界上惟一对农业和农民征收高额税费的国家。主要农产品生产国不仅不向农民征收税费，反而给予农民以直接补贴。2000年，美国对每公顷耕地的直接补贴为100—150美元，欧盟为300一350美元。我国的农业税费摊到土地上，约为100—150美元。一正一负之间，每公顷收入相差200—500美元。我国农民的农业经营规模与国外相比要小得多，大致相当于欧盟国家的四十分之一，相当于美国的四百分之一，本来就已经处于很不利的竞争地位，而这种政府补贴和税收上的差别，更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 世界各国与农业、农产品和农民有关的税收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对农业生产征收的税收，如我国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等。这基本上只在我国实行。二是对农产品流通征收的税收，如消费流税、营业税、增值税等。许多国家对食品的营销是免税的。三是对农民作为一般国民征收的税。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是免除的。如我国台湾地区，农民在上述三个方面是完全免税的。 我国的农业税费制度在过去国民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必要性己经日益降低；随着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缓慢发展，其不合理性也日益突出。 例如，进入农业发展的新阶段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都要求对农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产品。而与此同时却又对这些产品征收较高的农林特产税。又如，为了保证国内消费者健康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必须加强动物性产品的卫主检疫；而对屠宰进行征税却又鼓励农民躲避检疫，因为检疫和征税是联系在一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城镇居民的收入已经发展到农村居民的近3倍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专门针对农民的税费，也是非常不合适的。 取消对粮棉流通环节的补贴，每年有数百亿乃至上千亿元，正好可以弥补免税的缺口 因此，建议改革我国对农民的支持政策，从对流通领域的支持转变为对农民的直接支持，从减免农业税费做起。具体方法可以有两种： 一是在已经进行了税费改革的地方，按比例减免税费。即将税费改革的计算基础就作为直接补贴的基础，然后根据国家财力确定直接补贴率。在具体操作上，不是向农民发放补贴，而是直接表现为税收的削减。例如，如果税费改革之后的农业税为7％，而直接补贴确定为4％的话，则只征收3％的农业税即可。国家的补贴不是发放给农民，而是转移支付给地方政府，弥补地方政府由于农业税费减少而发生的财政收入减少。随着国家财政支出能力的增强，可逐步增加补贴强度，相应减少农业税率，直到全部减少到零。 这种方法极为便利和有效，操作上不增加任何成本，补贴效率为100％，即国家拿出的每一元钱，都直接为农民所获得。 二是在没有进行税费改革的地方，按税费项目减免。可按先后步骤，分别取消现行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相屠宰税；再取消教育费附加和“五统筹”范围的收费；最后取消村提留。同样地，国家需要对地方政府实行转移支付。 至于减免农民税费所涉及到的中央财政支出，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解决：一是取消对粮棉流通环节的补贴，每年有数百亿乃至上千亿元（如果将库存粮食损失等均计算在内）；二是通过国家财政增收解决。近年来国家财政收入连续大幅度增加，仅去年就增加了近3000亿元，这为减免农业税费提供了有力基础。目前农民税费负担包括农业税。农林特产说、屠宰税、农村教育附加、三提五统等等在内，不过1200亿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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