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真勇敢！”--访中国科大校长朱清时院士

　　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教育取决于人

　　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潘懋元：大方向与可行性

　　本报记者 原春琳

　　这几天，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的办公桌上多了一份材料———《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第二次征求意见稿。这是他让秘书专门从北大网站上下载、打印出来的。“北大真勇敢！”他说，“大学进行人事制度改革是必经之路。如果不改革，中国高校没有希望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

　　朱清时是当今中国富有改革精神的大学校长之一。但他承认，他在科大推动的人事制度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后来都变了味儿，成为一种新的大锅饭。”

　　他因此认为，“改老校不如改新校”。目前，中科大正在苏州和上海筹建研究生院，他希望在那两个地方能一步到位地实行与国际接轨的新体制。

　　就在朱清时为其苏州研究生院刚从美国招聘到一位高水平院长而欣喜的时候，比中科大历史长一倍还多、中国最老的大学之一———北京大学，启动了人事制度改革。

　　这可能是自86年前蔡元培着手改造老北大以来，北大内部发起的最激进的一次制度变革。批评者称其为“休克疗法”。但北大校长助理、人事改革工作小组组长张维迎不同意：“最多也就称得上是‘在跑步中动手术’。”“重新评教授才是‘休克疗法’。”张维迎说。但显然，“重新评教授”没有现实可行性。他明确地说：“改革没有最优方案，只有次优方案。只要改革措施能保证今后新提的正教授合格就算成功了。”

　　也许，若干年后，身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的张维迎会把他亲身参与的这场改革当作一个管理学案例搬进课堂，不管它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但目前，北大没有一个教师和在读博士生会把它当成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来对待，因为改革牵涉到了他们每一个人的饭碗。

　　方案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明确宣称：“北大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北大每个终身教授都是一流学者。”

　　按校方权威解释，北大改革方案提出的新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

　　（1）教员实行聘任制和分级流动制；（2）学科实行“末尾淘汰制”；（3）招聘和晋升中引入外部竞争机制；（4）原则上不直接从本院系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员；（5）对教员实行分类管理，教师岗位分为教学科研岗位和专任教学岗位两类；（6）招聘和晋升中引入“教授会评议制”。

　　这些名堂，博学多识的北大教师们可能一条都不陌生。让他们感到陌生的，是这些在欧美大多数大学通行的制度如今竟要移植进中国大陆的校园里。校方解释———

　　所谓“聘任制和分级流动制”，是指在讲师和副教授岗位的教员都有定期合同，在合同期内最多只能有两次申请晋升的机会，不能晋升的将不再续约；副教授一旦晋升为正教授，则将获得长期教职（类似国外的终身教职）。

　　所谓“学科实行‘末尾淘汰制’”，是指：教学和科研业绩长期表现不佳的教学科研单位，学校将对其采取限期整改、重组或解散的措施；而在被解散单位工作的教员，无论有无长期教职，都得中断合约，但有些教员可能被重新聘任。这里，“业绩长期表现不佳”的标准是该单位在国内大学的相对地位，如某学科教研室长期排名在国内10名之后，将可能被解散。解散后，学校可能建立新的教研室，在此情况下，原来的一些教员有重新被聘任的机会，但不保证一定被聘任。

　　以上两条结合起来，基本上就是美国大学普遍实行的“tenure－track”制度。这种制度也被称为“up－or－out”（不升即离）合同。

　　在方案的第一次征求意见稿中，对“分级流动制”还有这样一项具体要求：“讲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1／3以上，副教授层面的流动比例控制在总量的1／4以上。”因为反对的人太多，在第二次征求意见稿中被删除。

　　方案提出，今后，北大的讲师岗位要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尽量不留或少留本院系新毕业生；副教授和教授的空缺通过外部招聘和内部晋升两种方式实现。

　　方案的第一次征求意见稿为此也定过一个死杠杠儿：“自2003年起，空缺教授岗位1／2以上对校外公开招聘，对外招聘名额不得用于内部晋升。”北大的许多讲师、副教授认为拿出一半以上的空缺教授岗位给外人会造成对于自己人的“不公”，因此激烈反对。于是在第二次征求意见稿中取消了比例限制，改成了“内部申请人和外部申请人平等竞争”。

　　尽管做了许多具体的调整，但方案的大原则没变。校方认为：“这些都是国外大学的典型做法，无论这些大学是一流的还是三流的。”而北大的目标是世界一流。张维迎说：“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之一，北大所有的正教授都应该是相关学科领域内至少是国内一流的学者，而不能只满足平均水平是国内一流的学者，就像哈佛大学的正教授必须是世界一流的学者一样。”

　　“自从我当校长以来，每年都会收到不少同学的来信。他们说有些老师上课不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告诉本报记者，“我们给社会的承诺是让最好的学生接受最好的教育。如果教师队伍不行，这一点很难做到。实际上，学生的良好素质在有些方面掩盖了教学问题。”

　　张维迎进一步解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有些教授在国内学术界也谈不上什么优秀，是二三流的水平。学校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目前的正教授中，一部分是优秀的，一部分基本满意，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则是不合格的。在不少院系，80％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声誉是由20％的优秀教员创造的。”

　　张维迎说：“我们的本科生不是万里挑一，也是千里挑一，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的大学里也是最优秀的，社会当然有权利要求北大的每一个教师也是全国最优秀的。”

　　发起这场改革之前，1999年至2001年，国家财政额外支持了北大18亿元，每个教师都大幅度增加了工资。又正好赶上了一个退休高峰，许多“文革”前毕业的老教师近几年陆续退休，腾出了一大批高级职称岗位。尽管许智宏校长有意识地加大了引进外部人才的力度，但内部有些不该晋升的讲师、副教授，也获得了升职的机会。

　　普通教师也许不会认为北大拿国家这18亿有什么不合适。但北大的校领导们却感觉到这笔钱拿得烫手。“社会上对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反映。一些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甚至明确地提出对我们的批评，说北大教师质量的提高速度和科研水平远远赶不上国家对北大的支持速度和北大教师的工资增长速度，有些人甚至提出把用于北大清华985计划的经费转投于农村普及教育的建议。”张维迎告诉教师们学校管理层所面对的巨大压力，“我们可以说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不能要求投资有立竿见影的功效，但10年以后我们还能说这样的话吗？”

　　问题的关键可能就在这儿———那18亿已经花完了，以后北大还想再向国家要钱，而继续要钱就必须先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通过一流大学的建设扭转我们在社会上的形象，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就难以保持现在的势头，我们的发展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张维迎说。

　　所以，他们在北大最难改革的时刻———高级学术职位已经基本满员、拿着高薪水的教师们没有一个人愿走———推出了以鼓励竞争、促进流动为目的的人事制度改革。

　　争论

　　自5月中旬以来，SARS在逐渐降温，北大校园里却如同开了锅。

　　5月12日，许智宏校长致信全校各院、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和有关职能部门，把学校管理层内部已经研究讨论了5个月、先后九易其稿的《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交付讨论。意见征集截止日期是5月30日。

　　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以后，6月16日，校方又拿出了第二份征求意见稿，再次提交全校教师讨论。

　　“第二稿是在第一稿的基础上修改的，更加符合院系的情况，更具操作性。”许智宏说，“目前的第二稿会更广泛地听取意见，接下来可能还有第三轮征求意见。”

　　各种各样的意见都出来了。

　　“与其到处去挖40岁以上所谓‘有贡献’的学者，不如留一些在北大呆了10年或者7年的学生。”一位青年学子说，“因为只有在这个园子里呆着，才知道什么是‘问学’。”

　　一个在北大校园网上回应非常热烈的帖子指责：“为了去掉近亲繁殖的虚名，而把自己辛苦培养出来的大量优秀学生推到外面，是一种最大的浪费，无异于对北大的犯罪。”

　　马上就有人出来反驳：“现在总体来说，北大文科和理科在国内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具体到某个学科和专业，有很多都并不是北大老大，国内一些院校在很多学科方面可以和北大并驾齐驱。从国内引进人从总体上应该不会降低北大师资的水平。并且过了3年5年以后，北大今年和明年毕业的一些人开始在其他学校崛起，将这些本土人士（所谓‘100％的北大人’）再引进回来，就更加不用担心没有优秀的师资了。所谓拒绝本校毕业生留校会导致师资水平下降，实际上是一种比较狭隘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假设是：高考优秀＝本科优秀＝研究生优秀＝博士生优秀。”

　　改革方案的六大项内容，几乎每一项都受到了激烈的批评，也都得到了强有力的辩护。

　　反对意见最集中的，是人文社科院系。“难道要把我们的文史哲专业改造成美国大学的东亚系吗？”一位教师质问道。

　　最尖锐的反对意见是：“改革北大，还是阉割北大？这是个中华文化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中华民族共同面临的问题。”最“上纲上线”的反对意见是，指控现行改革方案违法！

　　“尽管第一轮有不少批评意见，但支持一方占主流。”许智宏校长说。

　　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最近一个多星期内，北大改革的3个关键人物———许智宏、闵维方和张维迎频繁露面，答疑释惑，阐述改革的初衷和方方面面的依据。

　　6月17日，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公布的第二天，校长助理张维迎受改革领导小组委托，在北大校园网上发表了长达3万多字的方案说明。

　　6月18日，许智宏校长接受北大校园网记者采访，表达改革的决心和集思广益的诚意。

　　6月19日，许智宏校长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6月20日晚，张维迎在北大校园网“发展论坛”即席答问，一口气解答了校内网友提出的近20个问题。

　　6月23日，闵维方书记专门约见人民日报、新华社和本报记者，介绍北大本次改革的缘起及意义，呼吁社会支持。

　　闵维方表示：“改革是要付出成本的，我坚信，改革的收益会大于成本，我们有勇气支付必要的成本。”

　　许智宏对本报记者说：“如果不改革，北京大学在5年内不会有大问题。凭借原有的基础，我相信北大的许多学科在国内依然会是一流的。问题是5年后会怎样？10年后又会怎样？”

　　“我不怕毁誉参半。”许智宏说，“不是所有的改革都会成功。我没有想过个人的得失，我主要考虑的是北大的未来。”

　　风度

　　北大毕竟是北大。即使推进这样一项预期阻力极大的改革，校方也根本不曾设想过密室操作的可能。并且，面对纷至沓来的意见和质疑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躲闪，彻底做到了坦诚相见。

　　在张维迎代表校方所作的3万多字说明中，甚至没有使用一点外交辞令，什么话都敞开直说。“现行教师人事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是，”这位著名经济学家条分缕析，“（1）教员队伍只能进不能出，只能上不能走，没有淘汰；（2）职务晋升以内部提升为主，缺乏外部竞争压力；（3）职务晋升标准过分注重候选人论文数量和申请者之间的相对水平，过分注重内部平衡，过多地考虑了资历的因素，而对论文质量水准和候选人在全国学界的地位注意不够；（4）部分院系新教员招聘近亲繁殖严重，博士生‘自产自销’比例过大，不利于活跃学术气氛和鼓励学术创新。”

　　张维迎不忌讳与清华进行比较：“我们必须看到，北大在国内大学的地位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清华大学已经向综合性大学迈进。2001年，清华在SCI上发表的文章已超过北大200多篇，2002年已超过500多篇。我们当然不能惟文章数量而论高低，但数量仍然是一个重要指标。当我们被别人在数量上远远甩在后面的时候，我们还能有什么底气说自己是中国最优秀的呢？”

　　在进行网上答问的时候，张毫不含糊地指出：“我感到，有一些教员太封闭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国际的学术规则，不知道国际一流的大学是怎样运作的。”

　　面对“文史哲应不应该与国际接轨”的质疑，张建议批评者们关注一下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丁邦新教授的学术生活。丁的研究方向是中国音韵学、中国方言学和汉藏语言学，照样能够与国际同行对话。“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有几个在国内？”张反问道。

　　这种风度也展现在许多参与讨论的北大教师身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恭庆教授，是当今中国最优秀的青年数学家田刚的导师。以张老的身份，这场改革，他应该是最“事不关己”的人之一。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仍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对于改革的意见。

　　“我同意改革的大方向。从长远来说，各国大学都要这样做。北大的这次改革总体按照一流大学方向进行，一流大学的核心就是有一流师资。问题在于现实情况下能否实现。比如说，国内能挑选的人才有限，如果得不到更好的怎么办？比如在学校列出的10个人中，最好的前5名都在国外不能回来，第6个人又不符合要求，那这个人是要还是不要？还比如，如果要最好的人，要开什么价码？不做具体工作不知道困难。”

　　承受改革压力最大的是青年教师。人才流动的规定幅度越大，他们失去北大饭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但他们中仍然有人在高声呐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一位青年教师在网上欢呼：“改革方案是一个好文件，令人鼓舞，我坚决支持文件的方向和基本原则。北京大学有的教授水平很低，教师中大锅饭、铁饭碗意识牢固。此种状况不变，别说世界一流，连国内一流位置也难保。”他的批评意见是：改革的力度还不够大！

　　表现出如此优雅风度的，还有那些作为北大竞争对手的学校。如果北大的改革如期实施，这些学校将面临一场剧烈的人才争夺战。但这些学校的领导都在为北大加油，衷心祝愿北大的改革能够成功。原复旦大学校长、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院士从美国给本报发来一篇鼓励北大改革的专稿。他在附言中说：“如果你们觉得这篇文章不好发表，请把它转交给北大校长办公室，以表达我对他们的祝愿。”

　　北大对于改革方案的第二轮讨论，仍在进行之中。

　　校党委书记闵维方一生的愿望是做一个教育家，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4年连拿3个学位———教育学硕士、组织社会学硕士和哲学博士（教育管理与决策）。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当年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人事制度改革，解聘一批不合适的教员，聘请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知名教授。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曾经在北大任教两年。他这样评价蔡元培：与牛津、剑桥、哈佛、哥伦比亚等顶尖学校的校长相比，蔡的专业知识比不过他们；可在教育上，他们比不过蔡。”

　　许智宏校长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率地说：“现有方案并不完美，可能到定稿时都不完美。但是改革只有两条路：或者走，或者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