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撮吃用野生动物的是少数腐败分子和愚昧分子的代表，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是落后文化的代表

　　■苏杨

　　近日，科学实验指出ＳＡＲＳ病毒可能源自野生动物，呼吁了多年的禁吃野生动物终于借“抗非”东风刮遍大江南北。偏有个别学者顶风而上，说禁吃矫枉过正，现在哪样家畜家禽的祖宗不是野生动物，只要人工驯养了，性质就变了。为佐证此论还举例说如果连吃人工养殖的野生动物也遭禁的话，我们恐怕连猪肉也不能吃了：因为7000年前，猪也是野生动物。

　　闻听此言，作为一个吃猪肉而拒吃非家畜家禽的环保工作者，我想陈述以下观点来为这样的学者“洗脑”，以正大众视听。

　　不错，猪也是由野猪驯化而来，但这并不表明你现在就可以“口无遮拦”。

　　第一，没有这个需要了。7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刚刚进入原始社会，以落后的生产力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不得不创新，将偶然的剩余动物养起来，并进而进行了择优育种，使家畜逐渐成为可靠的肉食来源。而现在，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人只会营养过剩，从健康的角度找不出一条理由需以野生动物为食。有关营养专家在对家禽、家畜和几种野生动物的营养进行分析比较中发现，它们在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能量等主要指标上相差无几。相反卫生检疫部门对野生动物（即便是养殖的也没有技术规范和相关制度）难以进行有效监控，许多疾病的病原体就在对野生动物的猎捕、运输、饲养、宰杀、贮存、加工和食用过程中扩散、传播。吃肉不成反祸从口入，何苦呢？

　　第二，这是落后文化的表现，并会导致乱吃“刹不住车”。食用或药用野生动物大补的错误观念是科普问题，更是文化观念问题。在历史进程中，既有保护自然的文化与观念，也有破坏自然的文化与观念。在科技发达和文明进步的今天，保护野生动物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如果还认为山珍海味大补、吃什么补什么天经地义的话，不仅意味着愚昧，也损害了中国的形象。而这种越吃越“野”、越野越吃的心态，肯定不会使老饕们闭嘴于“人工”，相反倒可能更加追求纯天然。受这种落后文化的影响，养殖动物的上市反而会使野生动物更加奇货可居，为捕猎野生动物提供了更大的利益驱动力。例如，为残酷的熊胆养殖而献身的熊不仅没能挽救同类，反而由于野生熊胆的价钱涨到了养殖熊胆的近10倍，给野生熊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第三，吃所谓养殖的野生动物既容易成为偷猎的帮凶，也容易破坏生态平衡。人类的肉食来源三畜、三禽从野生祖先变为现在低成本的机械化养殖动物，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养殖业实际上集中了科学技术的精华，就连最时髦的基因工程也要以养殖业为衣食父母。而由于需要量小，野生动物的养殖技术开发力量薄弱，低成本大规模的养殖野生动物的技术并未过关。所以不少野生动物养殖场是以“养”为幌子，其实是盗猎的野生动物的集中转运站。如果真有人将野生保护动物按国家规定养到子二代以后才出售，不仅黄花菜都凉了，而且由于死亡率过高豆腐也给盘成了肉价钱。就以餐馆最常见的蛇类为例，由于过冬技术未能过关，因此所谓养殖场不过是在合适季节将收购来的蛇寄养一下再加价出售。而蛇类在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中是鼠类的天敌。蛇的数量减少，势必导致鼠的数量增多，发生鼠害的可能性就会加大，最终影响人类的生存。在养殖动物的幌子下，偷猎者有了合法的外衣，可怜这些野生动物了，献出自己也保不住子孙。

　　当然，也有少数种类实现了大规模养殖，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这种动物就多到只能“献身”的地步了。最典型的是扬子鳄，尽管设在安徽宣城的扬子鳄繁殖中心已经鳄多为“患”，但自然保护区内野生状态下不足200条的扬子鳄却被分隔在十几个小池塘里，离“灭门”近在咫尺，养殖鳄的野化一直未能成功。如果真有些物种能够在养殖场大规模繁殖，当务之急是让其恢复自然种群而非“尝鲜”。

　　7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刚刚有了文明，在当时的生产力范围内，发展了养殖业，实际上避免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7000年后，有的人吃饱喝足后为了满足口感，为了满足好奇心，为了炫耀开始大吃特吃野生动物。尽管打着人工养殖的招牌，但不客气地说，这种观念是典型的“三个反代表”：这一小撮吃用野生动物的是少数腐败分子和愚昧分子的代表，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是落后文化的代表。

　　不过，对这“三个反代表”，由于利益和习俗，要消除也要有个过程，毕竟文明的发展是更高层次的发展，只是不知灭亡速度已经加快了上千倍的野生动物是否等得及。苍天有眼，ＳＡＲＳ病毒，人类的灾星，野生动物的救星出现了，这对消费者——吃用野生动物的主导力量——迅速完成文明大跃进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