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企业家们好说一个口头禅：到上海去赚钱，到香港去找钱。为什么他们不说到上海去找钱呢？

　　眼下上海金融机构的存贷差高达3000亿人民币之巨。对江浙一带的大量中小企业来说，其间只要有100亿流进来，就会根本性地改变整个市场风貌。这样一个可能的多赢局面，为何难以落地？

　　□本报驻沪记者　王丰

　　温州金融界的新故事刺激大上海

　　上海市政协常委、金融专家吴光伟日前去温州跑了一圈，回来后大讲温州金融界正在发生的故事。他的结论是，“温州金融机构操作贷款的方法，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比如说，王某是当地某银行的信贷员，按通常的业务模式，王某要亲自寻找客户，一旦贷款发生，后期的贷款监控、收贷工作便由王某直接负责。这是传统的叙事方式。

　　但是温州的新故事另有说法：王某不是直接面对客户，而是首先在族群关系———包括亲属群或好友———中发展信贷员，入选者必须非常了解当地企业，并持续与申贷企业保持密切接触。

　　这个故事的关键之处，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就是说，这个链条中的任何一个信贷员的信贷业务，都需要以成员体的身份与供职金融机构签订财产合同书，个人的信贷业务由此演变为群体的信贷业务，只要其中一笔发生问题，任何人都难逃其责。

　　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连坐法，类似于株连九族。

　　因此，个体的约束机制变调为强烈的家族约束机制。

　　这个故事之所以讲得下去，不在于银行，而在于家族成员对风险与收益的评估，而这个对银行来说无比头疼的风险与收益评估的问题，对他们来讲根本就不是问题：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有广泛的人脉关系，有通畅的信息渠道，有强烈的风险控制意识，也有灵活而有效的信贷政策，完成对贷款方进行贴身服务与监控。

　　比如说信贷政策。一般而言，国有金融机构由于无法识别民企的信用情况，调查监控成本又太高，就退而求其次，干脆采用一刀切的抵押贷款政策。

　　此举的弊端一眼可见。实际上中小民企本小利薄，所从事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房产大多租赁而来，设备也不值几个钱，再经过一番评估、折旧，价值自然所剩无几，也就自然所贷无几。

　　但是这些企业，往往市场极好，信用极好，不好的就是资金。如此三番折腾下来，银行错失客户，企业错失良机，而企业一旦错失良机，银行会进一步错失未来，如此轮回往复，两者都受到伤害。

　　温州故事解决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其次是激励与约束的问题，自然，它也解决了企业与银行可能丧失的未来。

　　如果追根溯源，这个故事的起点是温州利率改革试点启动。

　　去年3月21日，央行批准浙江省瑞安市信用联社和苍南县信用社———瑞安与苍南同属温州，是民营经济发达之地———等全国8家农村信用社，在法定利率的基础上存款可上浮30％，贷款利率可上浮100％。

　　在实行利率浮动的50天———也就是从2002年3月21日至2002年5月10日里，瑞安信用联社共吸收1.6亿元存款，新增存款1亿元，尽管贷款利率大幅上扬，但贷款数量和质量———当然是借助家族式信贷员的力量———同步冲了上去。

　　利率市场化空间的变化，居然获得了上述创新，而且效果不错，以至于吴光伟喜出望外，以为找到了解决之道。

　　实际上，温州一些国有银行也认为它是一个解决之道，开始先后效法。

　　这是一个四海一家的解决之道吗？或者缩小范围看，这是一个上海可以借鉴的解决之道吗？温州与上海固然大有不同，不过既然温州可以这样做，那么长三角经济区为什么就不能看做一个大温州呢？

　　至少吴光伟就这么看。返沪不久，他的在上海某国家政策性银行供职的学生便拿出一个方案，希望讲一个上海版的温州故事。这个故事的素描如下：由该行发起，在上海组织一批股份制形式的担保公司，面向江浙民企富庶之地广纳股东，担保公司有了江浙民间的股东，便可效法温州放贷模式。

　　上海的存贷比之惑和江苏信托的政策擦边球

　　为什么吴光伟急于效法温州放贷模式呢？

　　事实上，吴光伟代表的并不单纯是自己的偏好与观点，他还有另一重使命。在吴光伟赴温州考察之前，上海市政府高层交给他的任务是调研长三角资金调动真实、可据的情况，并拿出有效方案游说政策供给。

　　为什么要调研长三角资金调动真实、可据的情况呢？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上海金融机构存贷差高达3000亿元之巨。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被另一个数字所掩盖，就是上海金融机构的存贷比76.5％，这个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比例1个百分点，看起来可喜可贺，但是把这枚硬币反过来，就是存贷差，就不那么可喜可贺了。

　　为什么如此简单的道理还要反复强调呢？因为目前央行对于商业银行实施监控的指标，往往重“存贷比”，轻“存贷差”。由于四大行实施的是垂直管理体系，那么存贷比这一项也是按行政区划层层统计而来。比如说，江阴支行算出存贷比，上报至无锡市分行，无锡市分行综合统计算出市级分行的存贷比，然后上报到江苏省，省里再算出存贷比。

　　这个统计指标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法真实反映实际的资金需求，因为经济发展已不是也不可能以行政区为框框来发展。这一点在长三角经济体现得特别明显。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获知：截至2003年5月底，上海人民币存款余额为1.32万亿元，贷款1.01万亿元，也就是说，上海金融机构的存贷比76.5％，存贷差是3000亿。

　　这3000亿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看看长三角的资金流向，以及拥有庞大数量的江浙民营企业对资金的渴求程度，就会理解3000亿中那部分在安全线——目前央行规定的存贷警戒线在85％左右——以内的可贷资金闲置在上海滩，是一种惊人的浪费。

　　比如说，经济仍属发达的福建省，它的同期存款余额为0.46万亿元，贷款余额为0.33万亿元，这两个数字相比于上海分别少了0.86万亿元和0.68万亿元。

　　那么对于诸如浙江永康、武义这些工业发达的中小城市，对于这些地区中群居的大量的急需金融资本的中小企业，上海的3000亿资金，恐怕有100亿流进去，问题就会大大改观。

　　目前，种种原因导致这些资金很难贷到上海的经济腹地江、浙地区去（详见本报7月10日《长三角金融一体化“动摇”央行大区分行制？》）。

　　吴光伟受命半年左右之后，完成《长江三角洲资金流动调查》报告，报告中说，长三角苏、浙二省的巨量资金呈阶梯状向上海流动，就江苏而言，大量资金从淮北流到淮南，再由淮南进入聚集至常州，经常州通过苏南，进入上海。

　　据不完全统计，江浙二地流入上海的资金总计5000亿元左右。

　　如此巨量资金涌入上海，形成两大奇观。一是上海浦东骤增3000余家投资公司，二是上海房地产市场和餐饮市场火爆，后者的繁荣得益于浙资。

　　这还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这些资金流转之后，在证券市场低迷、房产市场行情有变的情况下，相当多的资金干脆以个人储蓄的形式留在上海的银行体系内，难以以信贷资金的形式回流到江浙的经济中去，进而完成向实业资本的转移。

　　上海由此成为资金的庞大蓄水池，形成惊人的存贷差，金融资本难以有效地配置到产业资本中去。

　　经济学界常常为一个问题所困惑：资本稀缺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基本特点，我们也是发展中国家，何以我们就资本相对过剩呢？上述内容可以局部作出回答。

　　很显然，资金只进不出，为长三角互为支撑的一体化经济发展，埋下很大的隐患。

　　几乎在吴光伟向上海金融界与政界讲述温州故事的同时，唐宁只身来到上海，悄悄拜会了上海爱建等诸家信托投资公司，目的也是如何启动上海这些庞大的民间资金。

　　唐宁是江苏省信托投资公司投资部的负责人，手头有一个关于江西省高速公司项目的信托产品，按当下有关法规，一项信托产品最多可以细分为200份，以该高速公路项目计，唐宁拿到信托总额为2亿，以200份计，每份要100万元，这么高的门槛，一般百姓根本迈不进去。

　　如此来看，关于该产品的另一个规定———每份信托额度5万元的底线———无疑形同虚设。

　　唐宁穷极思变，他向爱建总经理助理陈柳青建议，“我们可不可搞一下合作，比如你吃下一份合同，你也是信托公司，你仍可以将100万元分成200份，一份就是5000元了，这样，上海百姓的储蓄资金就可以选择投资信托产品了。”

　　据悉，这种信托投资之间互为跳台的合作方式已经取得不少共识，它并不违背当下的有关法规，同时，或许很快就可以看到，上海老百姓手里的富余钱流向江浙甚至去建江西省的高速公路了。

　　特华投资的歇业与3000家投资公司的东游西荡

　　无论是上海力推温州模式，还是江苏信托与同行们拟试行的跨区联手操作信托产品，都是盯住了大上海庞大的剩余资金。

　　上海方面之所以愿意这样做，是因为巨额资金沉淀于体内，既不利己，也不利人。

　　在1999年至2001年中国股市的牛市行情中，上海以至于长三角一度迸发别样生机，金融中心的核心——上海证券交易所得以尽情表演。

　　不过，这一牛市并非自身发展的正常行情，而是中央政策层力促超常规发展的产物。不仅上海，甚至当时整个中国金融界都如此。而一旦“超常规发展”回落，则金融核心作用自然也随之减弱。

　　果不其然，2001年上海金融业所占该市GDP份额超过10％后，第二年只增长2％。那一年，银行贷款所占融资比例下降至78％。

　　回过头去看，银行才是目前中国最主要的融资机构，目前贷款所占全社会融资比重从2001年的78％，又回升至85％和90％之间。

　　所以毫不奇怪，2002年，上海市将金融业确立为该市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但中国证券市场此后依然熊市至今。

　　2001年是股市最好的年景，仅在浦东当时就拥挤着3000余家大小投资公司。

　　指数走牛的时期，投资公司的老板和职员们何等风光，现在，熊气凄神寒骨，无法驱除。

　　今年7月初的一天，上海特华投资有限公司在中保大厦28层的办公室已悄然被另一家保险公司取代，楼道里的公司指向标还清晰地放在那里，但记者被告知：特华已经办理歇业。

　　这些投资公司几乎全部要依靠股市谋生，在中国股市低迷期进入第三个年头后，“如今，做出银行的利息都已经很难了。”某投资公司的操盘手说。

　　从去年开始，聚集在浦东陆家嘴金融区亮丽的写字楼的投资公司，支撑不下去的，就转租或退掉了写字楼，有的转移到证券公司营业部办公，再不行，就关门歇业，金融区某大厦的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说，单是这座大厦，就有六七家投资公司关门或退掉了写字楼。

　　即便如此，大多数公司还在股市寻找机会，在招商局大厦办公的一位投资公司经理说，当下，证券市场的很多事情让人难以理解。他举出了一个例子，明明前段时间鲁抗医药增发新股后，开盘就跌破发行价，但随之而来的新潮实业增发，仍然吸引了巨量申购，结果以极低中签率获得的新股，开盘不久后又跌破了发行价，他说，“为什么有那么多公司不理性呢？”

　　这位投资经理已经不把主力资金放进股市玩了，他认为，目前挑有价值的国企进行投资，是资金的一个好的出路，目前他们已经运作一个项目。他所服务的这家投资公司（简称A公司）似乎快要演化为一个以实业为基础的控股公司了。

　　但是，走A公司这种模式的投资公司尚是少数。在浦东总计3000余家投资公司，虽然注册资本的底线是3000万元，平均资本金则在1个亿以上，这些投资公司支配的资金量，3000亿是个保守数字，这么大的资本，相当一部分处于艰难状态。

　　目前，仍在支撑的投资公司中，有的继续在股市博利，有的按兵不动，有的歇业，有的开辟实业投资阵线，原因很简单，“除了股市，他们选择的投资余地太少；即便是股市，金融品种也太少”。

　　上海金融中心：看着他们远去

　　股市行情不好，导致江浙大量的相对较好的上市资源正转投域外市场，这对视江浙为经济腹地的上海来说不是好消息。

　　虽然江、浙地区上市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总数中，占有非常之高的比例，但依然远不能满足更多企业的上市需求。

　　近年来，作为上海腹地的江浙二省，生长出一个庞大的民企群体，相当一部分是优质的上市资源。但是，上海正眼看着他们远走香港，寻找融资之路。

　　以浙江民企为例，其海外上市的热情一直在膨胀，目前在港上市的浙江民企有浙江玻璃、新利软件、中程科技、浙大兰德、浙江永隆等。

　　更多的企业正在与更多的香港律师或投资银行进行接洽，以至于上海的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慌不择路，甚至通过各种政府关系说情，以期抢先一步与优质公司建立关系。

　　赚钱，到上海去；找钱，到香港去，成为江浙老板的一个口头禅。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一带，等着上市的公司排成了长队。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浙江省或江苏省上市办先排队，认为太慢而转投至香港的。

　　绍兴市委书记冯顺桥日前在香港表示，仅绍兴一地，预料年底就会有四五家民营企业赴港上市，包括浙江大东南、绍兴永隆、绍兴永利锦编股份及实业建筑等。

　　绍兴只是内地民企上市增多的一个例子，其他地区相信还有不少。一方面是香港市场环境改变，一方面是内地企业在排长队，这样下去，民企香港上市大堵车会很快出现。

　　不过与数月之前相比，更多企业对赴港上市是兴趣多于行动。

　　浙江三友集团曾随台州40余家民企赴港举行上市推荐。几个月来，不少香港证券公司牢牢盯上了这家实力不俗的企业。但三友总经理张小赧的上市热情却有所下降。

　　他说，对企业而言，赴港上市并不如想象的这般风光。因为在香港上市，就要接受当地近乎苛刻的监管，而且香港市盈率倍数远远低于内地，加上近月香港股市低迷，企业信心下挫。因此，他对在港上市持观望态度。

　　据称，持相似态度的浙江企业家不在少数。江浙企业大多崛起于草莽之间，由小长大比长高长强容易得多，但是下一步呢？

　　他们的下一步撞上了获取金融等社会资源的天花板。

　　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有5000亿江浙资本，涌向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而不能如西方工业化阶段那样，参与到重工业化进程当中去。

　　长三角金融区的线索与绳索

　　国有股减持、没有做空机制、金融品种开发受限太多，这样的股市无法支撑金融业成为上海支柱产业，无法令上海发挥金融中心的作用。

　　与此相对照，银行信贷资金仍提供着全社会80％至90％的资金需求。

　　凡此种种，使上海具备非常强烈的理由支持银行业大发展。尤其是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力促长三角金融区的建设，为3000亿银行资金找到出口，实为关键。

　　客观地说，与其说上海金融业对长三角有贡献———实际上这个贡献在将来才能凸显，还不如说是长三角周边地区成就了上海金融业表面的繁荣。

　　上海金融业反哺江浙，效法温州之道，建立担保公司，能否解决问题呢？事实上，银行家并不把它看作是根本之道。因为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东西，实际上条条触及央行大区分行体制与自身体制。

　　银行信贷市场目前的种种不便，以及证券市场的低迷，与当下长三角经济一体的现实所表现的冲动和要求，非常不协调。

　　让银行有一个宽松的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经营机制和政策环境，实为重要。

　　今年7月8日，中国建设银行发布消息，建行总行资金交易中心将从北京迁到上海，对上海而言，这是今年5月份以来，屈指可数的好消息之一。

　　要知道，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交易中心在此次建行南迁之前，都集中在北京。

　　2002年，中国建设银行设立了全国性的信用卡中心，该中心一开始就设在了上海。现在资金交易中心南迁，也是顺承了建行战略重心逐步南移的策略。

　　回过头来看，上海已拥有全国性的五大金融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货币市场、票据市场、黄金市场，金融中心物理架构已成。

　　“总行不好移动，就将新兴业务挪到上海”，很多银行同建行的做法一样，将新开设的部门比如信用卡中心、票据中心放在上海，挪不动的没办法，尤其是总部不好挪，要经国务院同意。

　　2002年，光大银行还在上海开设了华东区审贷中心，虽然很低调，但在中国金融界实则是一件大事，该行华东区审贷中心的一位人士说，这意味我们可以更有绩效地对眼前这片经济区进行参与。

　　中信实业银行南京分行行长焦世经也透露，总部在北京的中信实业银行也正在加紧研究在上海成立审贷中心。

　　焦世经作为省级分行行长，手里有8000万元的贷款审批权限，如果超过这个数目，就要报总行批，总行哪里了解江浙的企业呢？结果是十几个人，来回要好几次，周期也长，如果有上海有了长三角审贷中心，绩效将大为改观。

　　上述种种，对于上海建设金融中心而言，实为拉出一条重要线索，不过，观察人士仍认为，这也仅仅是一条线索而已，原因很简单，构架搭在那里了，还有条条绳索捆在那里。

　　焦世经认为，阻碍长三角金融区形成的难点有三：

　　一、央行的大区行管理体制。长三角经济内，分属于央行上海分行和南京分行管辖，信息呈现割裂状态。

　　二、行政区划的体制，导致行政区之间的经济指标的攀比，“银政壁垒”（地方政府影响商业银行运作）远没有解决掉。

　　对此，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秘书长朱德林说，新的银政壁垒同样大，表面上政府不直接干预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但税收、法院以及工商部门的信息，又统统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且，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有地方政府财政做保障，银行又得依赖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才能拿到业务。

　　三、金融机构本身的管理体制。国有银行管理体制是垂直的，从总行到分行再到支行，层层制定诸如资产负债比例等经营性指标，当地吸收的资金只能在当地放掉，资金不可能优化配置，监管方面也是按行政区划，从上到下，层层以存贷比等——这些并不能反映行政区划之间经济联系现实情况的传统指标体系——来判断金融安全与否，当然这是政策层一贯的“重防轻改”的思路体现，而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实行区域化管理构架则很普遍。

　　无论是朱德林还是焦世经，都认为目前的情况与他们的设想当中的长三角金融区———资金统一高度；统一结算；金融产品创新在统一的平台上进行；商业银行设立跨省区的大区分行———相距还很遥远。

　　“难点并不在于单独的某个问题，而是它们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这些绑在一起的问题，要改就要大刀阔斧，否则改起来总会磕磕绊绊。”一位金融专家发出这般感言。

　　长三角金融试验区会如期来临吗？

　　曾定于今年5月份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关于长三角金融合作的研讨会，结果拖延至今尚没有召开。其间固然有SARS因素，但也与众所周知的上海农凯骗贷，以及后来的钱永伟案有关。

　　在这之前，上海金融服务办公室今年已对长三角金融发展部署了重大课题，而上海和南京两家地位举足轻重的中央银行分行现在也适时备战框架研究。

　　上海一位金融官员说，商业银行按省市划分的标准已经落伍，极易造成信息流被切断，可以参照外资银行大区域布点的方式。

　　对上海而言，眼下是形势比人强，除断然前行之外别无选择。

　　两股力量影响着上海以至于长三角的形势：一是外资银行的进入。在美国一家跨国银行上海分行的信贷经理们的眼中，去南京为客户提供服务是家常便饭。南京本地的一家中资银行行长问：“你们为何不在南京设一间分行？”这位外资银行的信贷经理回答：“在这片经济区，上海一间分行已经够了。”

　　二是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实行之后，珠三角一下子打亮了头上那顶聚光灯。由于CEPA的正式启动，将有更多在香港注册的银行进入内地，深圳可能成为它们进军内地的首选。

　　另一方面，对于上海而言，房地产业的走向与银行业密切相关。2003年上半年，上海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417.4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7.5％；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7.6％，拉动投资增长6.8个百分点，上海房地产业的一位咨询专家认为，在央行肃查房贷令之后，2003年6月，上海的房价反而呈现加速上扬态势，涨幅达到10％！

　　有关人士据此将上海房市行情判断为加速上扬阶段，也就是调整期很快会到来，倘若如此，房贷势必减少，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上海资金将有更多的剩余，如此计，长三角金融区的打通与试验，已经将上海与其腹地———江、浙的财富运气连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