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不少人对上海这一新增非典病例的认知程度仅仅停留在：“新发现的这名患者是广州铁路客运事务部乘务员，5月21日上午9点20分随Ｋ48列车由广州抵达上海。他在列车运行途中工作时已感身体不适，抵沪后向车站作了申报，遂在车站留验室观察，中午被送至上海铁路中心医院就诊。专家会诊后，将其列为输入性疑似‘非典’病例。21日傍晚，病人被转送至上海市传染病医院治疗。22日上午，市卫生局组织专家再次进行会诊，判断其为输入性临床诊断‘非典’病例。”

　　而根据本刊记者采访获悉，早在5月22日中午11点30分，上海市闸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会同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业人员分3组到上海市传染病医院、上海铁路局非典防治办、铁路中心医院和上海西区某大酒店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已经完成了对临床诊断病例周某的翔实补充报告

　　今年28岁的周某，系广州铁路局客运事务部职工，是广州—上海Ｋ48次（广州到上海）和Ｋ47次（上海到广州）列车上的乘务员。

　　2003年5月20日上午7点左右，周某在广州的车队报到，同时被测量体温，温度计显示正常。

　　8点30分，周某登车，随后就在16车厢2号铺位休息。16号硬卧车厢，是列车乘务人员的宿营车厢（休憩车厢），一般旅客不能随便进出。

　　9点45分，Ｋ48次列车从广州站开出，向1810公里外的上海进发，预计运行时间23小时35分钟，于5月21日上午9点20分到达。

　　周某被安排在2号硬座车厢担任服务工作，服务时间为5月20日16时30分至21日的凌晨1时30分，总计工作9小时。

　　20日下午16时20分左右，Ｋ48次刚驶离湖南衡阳不到半个小时，大约再过1个小时抵达株洲。周某戴上口罩从靠近车头的16号车厢一直走到靠近列车中部的7号餐车车厢，他是最后一个到餐车打饭的，然后又一路走到靠近车尾的2号车厢，脱下口罩用餐。完后，他又戴上口罩，开始为该车厢的旅客提供茶水，清理旅客桌上和走道上的垃圾。

　　之前的20日中午，周某是否在位于7号车厢的餐车里用过午餐，尚无相关的确凿信息。

　　周某在工作时间段内，每隔一会儿，都会在2号车厢和3号车厢交界处的乘务员室里休息片刻。

　　20日晚上20点左右（尚属周当班时间），Ｋ48次已在离开江西省萍乡前往新余的途中，周某突然自感发热，随后自行服用了“白加黑”等感冒药物，列车长知晓后，帮其测了两次体温，均显示正常。

　　周某没有休息，一直坚持工作到21日凌晨1点30分交接班后，才从2号车厢一路走回16号车厢睡觉。此时，Ｋ48次列车已经离开江西上饶，前往浙江衢州。

　　按照铁道部的规定，如果列车员在车上已经有发热症状，应该及时在前方站就下交。当时为什么没有对周采取这样的措施，记者无从得知。

　　后来据上海市疾控中心开展的第五次流行病学调查，同车乘务员回忆说，周某曾到3号车厢7、8号座位上休息过，此时周某是否已经发热，记者亦无从得知。

　　当夜，周某一直在16号车厢2号铺位睡觉，没有离开。

　　据上海铁路局知情人士透露，周某所睡的2号铺位靠近门口，和其他列车员能保持一定的距离。

　　5月21日早上9点20分，Ｋ48次列车准时抵达上海站，周某始终呆在16号车厢。

　　该列车将在11点30分从上海站发车，返回广州。就在发车前的11点10分左右，周某自觉症状加剧，随车医生立即为其测量体温，为38．4℃，并立即通知上海站发热病人留验室的医生赶往2号站台接病人。

　　11点20分，留验室徐医生接到客运值班员报告后，立即到2号站台接周某至1号站台的留验室，据称，当时情况紧急，徐医生连隔离服都没来得及穿。当时测得周某体温为38．9℃，有咳嗽伴白色泡沫样痰。

　　因为是发热病人，又是来自广东，所以徐医生马上通知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派120急救车至留验室接患者。

　　11点45分，徐医生、陪同周某就诊的广州局列车乘务员张某加上司机周某等共5人从上海站出发赶往铁路局中心医院。

　　在发热门诊进行全方位检查后，发现周某白细胞偏低，但不是非常明显，遂在胸部拍片中发现左肺下叶有炎症，属于“1．2＋2＋4”，至少应该算作非典疑似病例。（根据卫生部的解释：1．2就是发病前两周内曾到过或居住于报告有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并出现继发感染疫情的区域；2，3，4，的简单解释依次是：发热，血白细胞不升高，肺部有阴影。）

　　铁路局中心医院马上请闸北区疾控中心前来会诊，下午16点多钟，上海市传染病医院的沈主任也赶来。16点57分，经专家诊断，周某被确定为疑似病例，送上海市传染病医院。

　　5月22日（第二天）上午10点45分，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向上海市疾控中心通报，周某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

　　傍晚18点30分，上海市疾控中心通过电视，向全市简短地公告了这第8例非典病例，并告知乘坐该Ｋ48次列车的乘客，到所在地的疾控中心登记。(撰稿／顾嘉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