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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迅雷
历史总要重演惊人相似的一幕。5月4日，山西运城富源煤矿发生了透水事故。“黑心”矿长不仅违法经营，而且在事故发生后竟隐瞒实情不报，致使井下作业的23名矿工仅2人逃生。这是去年7月17日广西南丹锡矿特大事故的翻版———同样是透水，同样是隐瞒不报，只是那次遇难矿工多一些，达到81名。就在今年3月12日广西有关法院对南丹特大事故第一批案件作出一审判决之后不久，运城矿难残酷地上演了！
然而，新华社5月19日的一则电讯，令国人倒吸的一口冷气差点无法吐出：比运城矿难隐瞒事件更黑的黑幕被揪了出来———在晋陕黄河大峡谷陕西一侧的韩城市，竟有一个地下的“事故善后处理中心”，人命关天的大事在这里以金钱交换的方式“软着陆”。这个地下据点可以阻止家属进入山西境内，以免暴露事故真相，最终使矿方达到化特大事故于无形的目的。
在这个“中心”，从今年初到现在，已安置了4批事故煤矿的遇难矿工家属。事故煤矿派专人负责打理遇难矿工家属的日常生活，然后由矿主与遇难者家属“谈判”，敲定每名遇难者赔偿金数额。有了这个“中心”，矿方在韩城就可以手眼通天，矿主就可以成功隐瞒事故，逃脱法律制裁，山西一些小煤窑非法开工之风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蔓延，政府部门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免责”。
地下的善后，昭示着地上的耻辱。
耻辱之一：上头三令五申要求关闭整顿小煤矿，但无法使下头不折不扣地执行。
耻辱之二：基层政府和执法部门管理上严重渎职，只下达“责令立即停止施工”的所谓“安全监察意见书”、罚点钱就没有了下文。
耻辱之三：地方党政官员撑起保护伞，结成共同体。
山西查处的煤矿案件表明，一些基层领导部门、行业管理部门，与小煤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耻辱之四：权力寻租，腐败肆虐，在南丹案中就惊曝出矿主50万元买通县委书记的黑幕。耻辱之五：最有能力“善后”的地上组织，被“地下善后组织”所取代；后者能够提供“一条龙服务”，而它们越“完善”，地上的耻辱就越深重。
这一切耻辱，危险地昭示着：在某些地方、某种程度上，政府机构正面临丧失信用的危险。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信托机构，政府官员则相当于保管员，两者都是为人民利益而设。如果政府机构失去信用，政府官员只专注于不负责任地一味追求私利，让民众的人身利益和集体利益都退居其次，其前景将是非常值得担忧的。
谁都知道应该从历史的悲剧中汲取教训，但又都没有从历史的悲剧中真正学到什么，从而让历史的悲剧以惊人相似的态势一次次反复上演。从去年南丹矿难到今年运城矿难，时间不到一年；那么，下一次又将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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