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板硌得慌——“照样睡得香！”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了开洛高速公路郑州西入市口，只见3名郑州市交巡警二大队的交巡警正在太阳的暴晒下有条不紊地指挥车辆。他们的上衣几乎贴在了身上，汗珠不时地顺着耳根往下流。

　　该入市口的路两边没有一棵树，遮阳篷下的温度已经达到了34摄氏度，10余名穿着防护服的医护工作人员分成三组坐在那里，一组测体温，一组登记人，一组登记车辆。在遮阳篷对面的马路边上，停放着一辆120的救护车，几名医护人员坐在临时帐篷中待命。

　　这里的临时帐篷共有3个，每个里面只摆了几张钢丝床，床上除了一张凉席外，大多连被褥也没有。据工作人员介绍，虽然里面密不透风，但大家早已适应了，许多被换下岗的人，一沾上床就睡着了。他们说：“都知道光板硌得慌，可累得很的时候，躺在光板床上照样睡得香！”

　　李素芳是一名电力医院的护士，今年20岁。她负责该卡点的入市人员登记，由于正值车辆入市高峰，人流在李素芳面前络绎不绝地穿过，她急速摇动着笔杆书写登记，根本顾不上回答记者的提问。

　　一直等到车流量慢慢减少后，她才趁空和记者聊起来：她和岗上的其他5位姐妹都来自电力医院，5月10日开始来到这里值班。刚开始大家都采用画“正”字统计人数，检查一个，画一道，然后等到交接班时进行统计，这样比较麻烦，有时一个班下来能检查1万多人，光数“正”字都要很长时间。后来大家商量出一个好办法，把合格卡分成50张一组，每发完一组，就加一个数，再也不用交接班时统计人数了。

　　捂着三层口罩的连晓娜坐在红外热像仪后面负责给入市人员测量体温，只见她右手轻握鼠标，不时地点击屏幕上显示的被检测人员的额头。随着一个个正常值的出现，她一边说着“正常”，一边友好地挥着左手示意被检测者过卡。

　　记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从10时30分至11时，连晓娜共挥了近400次手。她说，一个班下来，至少要挥3000次手，晚上睡觉，左肩疼得连翻身都困难。

　　就在记者采访时，遮阳篷下的一名工作人员突然站起来，摘掉口罩，跑到临时帐篷边上的自来水龙头下冲起了头。他叫宋黎明，是中原区卫生局健康教育所的所长、该卡点的医疗队队长。他对记者说：“不好意思，真是又热又困。十几天来，白天在这里值班到晚上7点，晚上还要到中原区非典办公室值疫情班。熬不住的时候，我就采取这种冲头方法来清醒自己。”

　　烈日粉尘来袭扰——“再苦再累不松懈！”

　　 侯寨大桥检测点是郑州市防非典第七检测站，这里除了车流量大、人口多外，还有一个名显的“特色”——煤灰大。

　　因为从此处入市的车辆大多来自登封、新密、汝州等产煤区，每天都有几百辆拉煤车穿梭往来。这些煤车从这儿一过，刮起的“煤灰细雨”使值勤的郑州市西开发区公安分局的民警们的白色防护服迅速变得又脏又暗。民警魏遂安说：“每天换班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换衣服，如果不是天天清洗，衣服早就变成黑色了。”

　　下午1时30分，专门给司机检测的医生丁德庆顺手用红外线检测枪测了一下面前的地表温度，结果仪器上显示为50摄氏度。穿着三层防护服的他把袖子往上一捋，把胳膊伸到了记者的面前，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红色的痱子，带着胶皮手套的手轻轻往下一垂，里面的汗珠顿时淌到了指尖上。他摘下手套，把里面的水倒了出来，记者突然发现，他的手已被泡得发白了。

　　在记者啧啧的慨叹声中，丁德庆说：“我曾是一名军人，1979年上过自卫反击战前线，现在又上了抗击非典的前线，再苦再累，我们都不会松懈。”丁德庆比较胖，他说以前最怕热，现在每天要接受6个小时的“太阳浴”，1个月的时间，就瘦了8公斤。

　　孟爱琴是郑大一附院放疗科的主管护师，今年54岁，负责该检测站的体温测量，由于外面的光线太强，屏幕上的数字很难一眼看清楚，她每次都吃力地贴近屏幕盯着察看。1个小时后，她站起身来，开始向远方眺望，调节已经疲惫不堪的双眼。

　　据孟爱琴讲，她和儿子属于抗击非典同一战壕里的母子兵——4月30日，她接到单位领导的电话，让到入市口检测站值班。放下电话，来不及跟儿子和老公说一声，换上衣服就到了检测站。几天后，她得知儿子也到了郑大一附院发热门诊，从事隔离区的拍片工作。母子二人都上了抗非典的前线，相互之间就多了许多共同语言，同时也多了一份牵挂。晚上没事的时候，孟爱琴总忘不了给儿子打一个电话，除了鼓励外，她最关心的是儿子在隔离区内的身体状况。懂事的儿子为了安慰母亲，每次都在电话中轻松地给孟爱琴讲一些听来的笑话。

　　在离检测站30米远的地方，有一处临时搭建的房子，记者推门走进去后，见到二七区政法委的副书记马建民正给几名刚换下岗的医护人员切西瓜，他说：“这些瓜都是爱心牌的，是热心的市民慰问大家的，你们一定要多吃点。”接过西瓜，二七人民医院的辛君萍吃了一块就不愿再吃了，她说：“其实我最爱吃瓜，可瓜吃多了要上厕所，一会儿上岗后要穿三层防护服，上厕所太麻烦，还是少吃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