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8年，朱镕基总理走马上任，微笑着走向我们。 4年过去，又到“两会”，人们看到的他还是那张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的脸孔，还是那份一往无前的果敢与自信。 总理的第一句话是：“请大家提问题，分秒必争。”令人感慨万分！ 再回首：已是弹指十年！ 时间，对于1928年出生、花甲之年才步入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朱镕基来说，实在是太紧张了，他的脚步也就总是显得那样急促万分。 1991年，年届63岁的朱镕基从上海启程北京，就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疲软”的局面：生产衰退、人心不稳，企业间相互拖欠剧增，到处是治理整顿后的未完工程…… 朱到京后的第一板斧便是治理三角债。由于他雷厉风行的风格，这项最难缠、无人敢揽的活居然速战见效，得到小平以及举国上下的一片叫好。“懂经济”从此成了朱镕基的金字招牌。 接下来是对付经济过热引起的通货膨胀问题。1992年后，中国出现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港口机场建设热、集资热，供需脱节令物价飞涨。1993年全国物价上涨13%，1994年上涨至21.7%，为改革开放后的最高记录，1995年仍高达13%。 朱镕基采取了逐渐刹车的所谓“软着陆”办法。最厉害的是三招。一是1995年7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全国银行会议，颁布16条，从紧缩信贷开始堵住货票进入市场的渠道。二是果断开仓放粮。1993、1994两年中央政府放出400亿斤国家储备粮。由于粮价上涨导致副食品涨价，副食品涨价一项大约影响当时物价的2/3，此举可以说是砸到了通货膨胀毒蛇的七寸上。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还在1993～1995期间，3次提高粮价，鼓励农民种粮食。到1995年粮食大丰收，市场上粮食开始供大于求，治理通货膨胀最艰难的阶段总算过去了。三是砍项目，防止重复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当时砍项目，砍得鬼哭狼嚎。 这三招犀利无比，招招见血。其结果，中国的物价一路回落。到1996年回落至6%，1997年10月份居然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上鲜见、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物价负增长。 但是，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特大洪灾，宏观软着陆所企望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大好局面在1996年一现后便告消失，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摆在了朱镕基的面前。主要的问题，便是前些年盲目扩张、重复建设所导致的生产能力大量增长，以致出现了普遍的生产过剩、企业开工不足、产品找不到出路以及失业和下岗工人增多等过去中国人以为只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才出现的现象。仅1997年一年，中国新出现的下岗工人就有1000万之多。 1998年，朱镕基正式走马上任，担任共和国总理，举国上下无不寄予莫大希望。满怀忧患的朱镕基提出了本届政府将完成“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任期目标，并表明为此不惜闯地雷阵、赴万丈深渊的决心，举世震动。 但偏偏开局不利，形势严峻。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滞后到这时来发作。春夏之交，朱镕基视察山西、内蒙的时候，宣布中国出现通货紧缩。后来的正式说法则是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从此，通货紧缩这个名词让人们越来越耳熟能详。而中国的老百姓逐渐明白，通货紧缩已取代通货膨胀成了中国经济更凶险的最大敌人。这个敌人也是中国政府从未打过交道的劲敌。 朱镕基的应对之策是改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取向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新组合。政策意图很明显，一是要保银行，二是要稳定经济。相比于罗斯福新政，中国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显得更加决心坚定、措施有力，实施起来毫不动摇。 宏观“软着陆”至1996、1997年，生产已恢复，老百姓将越来越多的钱存在银行，居民储蓄存款每年增加两三千亿。但银行拿到这笔钱，贷不出去，因为前几年项目搞得太多。无论是加工工业还是原材料工业，都是过剩的局面。没有人愿去投资，也就没有人愿贷款。钱贷不出去，存款仍要付息，所以银行亏本不迭。银行亏本，其实就是财政亏本，也就是国家亏本。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手段便是银行连下降息令牌，一年期实际利率由原来近10%下降至2%左右，让银行大舒了一口气。财政政策的手段则是国家用净高于存款利率的利率，向银行发行国债，把资金拿过来，直接用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通常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且基础设施具有投资大、跨地区作业、回收周期长的特性，国家来做较合适。 1998年～2001年，政府一共发行5100亿国债，带动银行资金和其它资金配套1.5万亿，完成了2万亿的工程。这2万亿的工程包括10万公里的公路(其中1.3万公里是高速公路)，5000公里的干线铁路，如果包括电气化、双轨，改造在1万公里以上。建设了9.5亿千瓦的电站，全部改造了农村的电网。中国的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增加了3.2亿门。“这都是实实在在地摆在那个地方的”优质资产，将来会发挥长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5100亿元的国债加上银行配套的贷款，拉动了整个工业生产，并有利于吸引外资，从而保持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其结果，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下滑的同时保持了一枝独秀的增长势头。财政收入每年大幅度增加，从1996年开始的“九五”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加财政收入1500亿，2001年更是增加近2000亿。由于财力改善，政府得以大力改善职工生活，短短三四年，职工的工资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与此同时，教育、科技以及军费投入大量增加，一个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得以初步构筑。 与此同时，居民的收入和金融资产不断增加。其中，全国居民储蓄大约每年增加七八千亿人民币。到2002年2月，全社会居民储蓄额达到7.8万亿的水平。 在此期间，朱镕基领导的政府还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稳定农业；二是国有企业脱困。 1995年后，粮食生产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变得供过于求。为了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政府决定用保护价收购，专门设立一家农业发展银行给粮食贷款，同时修建可容纳700亿斤粮食的现代化粮库以储存粮食。可是，粮食储备持续增长，达到了5000多亿斤，加上农民手里的存粮，可以够中国人一年的产量了。在过去缺粮的时候，地都种到了山上。现在粮食过剩，政府便提出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粮食由政府无偿供应。 对于国有企业，朱镕基很清楚，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是3个人的饭5个人吃，要进行改革，必须把人精简下来。但如果没有一个社会保障体系把他养起来，国企改革就没法进行。“人往哪里走、钱从哪里来”，这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特有的难题，也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问题。 1995、1996年，政府开始构筑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保障最低收入者的生计问题。一是养老金保证按时、足额发放。二是失业保障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每个人规定每月150元，高的200元)。三是增加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尤其是1999、2000这两年大幅增加工资。到2001年末，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人数，已扩大到1120多万人。仅中央财政当年就增加支出621亿元。 与此同时，朱镕基大抓了国企三年脱困的工作。这项工作头几乎被认为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但到了2000年，大部分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实现了扭亏为盈，国有企业的账面利润有了很大的改观，1998～2000三年期间实现净利润3915亿元，其中2000年国企利润达2392亿元，比上年猛增140%！为实现国企扭亏，国家使出了债转股的“撒手锏”。至2000年1月24日，国家经贸委共审查推荐了“债转股”企业601户，拟转股总额4596亿元，其中78户企业已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银行签订了“债转股”协议、框架协议或意向书，转股额金额1122亿元。预计中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将接受大约1.4万亿的不良资产。 朱做的大事还有许多。最值得一提的是加入WTO，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另外是防范金融风险(如处理广信事件、降低银行不良资产率、加强监管等)、让军队、武警和公安撤出商海、整顿市场秩序等等。朱镕基还从政治上推动政府机构改革，一举撤销9个工业部门，大幅裁减分流政府冗员，实现了机构裁撤2成以上、人员裁减近半的目标，任期内机构改革没有出现过回潮。此外，朱镕基承诺的各项改革如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以及财税体制改革，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这一届政府已为时不多，在海外媒体看来，朱镕基的内阁已经正式成为看守内阁，但新的问题依然不少。朱镕基在报告中指出：“当前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一些粮食主产区和严重受灾地方农民收入减少，有些地方拖欠工资严重，部分企业生产和职工生活仍有困难，就业压力加大。产业结构不合理和经济体制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地方保护主义屡禁不止，市场经济秩序有待继续整顿。一些地方、部门和领导干部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严重，一些腐败现象还比较突出。有些单位违规挪用财政资金和专项资金。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比较普遍。重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有些地方社会治安状况不好。” 为此，他提出，政府将从扩大和培育内需，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风建设等多个方面开展工作。 声声慢：试看众家评说 1998年，一位商人在谈起前一天他看到的朱镕基就任总理的“两会”开幕式时，情不自禁地抹眼睛。虽然这位商人在他的朋友眼里几乎等同于奸商，但那时正是中国经济最艰难的时刻，就连奸商也脆弱，也有良知和真诚的企盼啊！商人企盼的依据是1993年朱镕基的猛踩刹车。虽然那次他是十足的倒霉蛋，但他一点不怨恨。他说，朱镕基上台了，经济有救了。 朱镕基是否满足了民众的期望？ 2000年，朱镕基在回答有关“希望中国人民在您离任之后最记得您的是哪个方面？”的问题时，答道：“我只希望卸任以后全国人民如果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了！” 朱镕基的清廉，像清泉上的石头，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朱还很有魅力。他敢作敢为，一竿子插到底的作风让人想起湖湘文化中“虽九死而不悔”的刚烈精神。他轻松活泼，亲切自然、诙谐幽默的谈吐却又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他的话“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总让人感觉到浓重的悲壮意味。 但是，命中注定朱在中国将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在一般上点岁数的老百姓，抱定青天老爷救世传统思维定势的国人心中，朱的威信很高，但在思想新锐的部分知识者心目中，却别有一番说头。他们认为，虽然经济每年增长，但是贫富悬殊情况恶化，保七保八又有什么意义？三年国企脱困了，工人下岗的情况并无改善，农村情况基本上也是原地踏步，农民的日子依然还苦。 社会批评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批评容易建设难。社会批评本质上是无须负责任的。因此，批评更应谨慎：它应该是理性的，而非情绪的；是建立在独立认知上的，而非人云亦云的。 对于现实的评价，自命清高的“糟得很”的评论家们似乎从未察觉：如果我们是处在一个糟糕领导人治理下的糟糕国家，国家岂不早就垮了？何至于能维持到今天的局面？ 说中国经济“一枝独秀”，有人会怀疑统计数据中掺了水，但中国宏观经济在恶劣环境下，不但没有衰退、崩溃(按照某些“批评者”的描述，中国经济应该崩盘不止一次两次了)，多少还有进步则是肯定的。谓予不信，有税收增长为证，有外贸增长为证，有外资增长为证，这些都不是中国统计部门能够掺得了水的。事实上，对于中国外贸的增长，美国海关统计得更高。 这还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事物的另一面是：中国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难题、隐患，是许多国家所不曾有的，驾驭中国这架马车难而又难。 不妨拿格林斯潘作个比较。格氏被赞誉为前无古人的宏观调控人物，但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不过是在市场经济已经成熟规范，经济已进入自我良性循环的美国，对宏观经济作些微调，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相比之下，朱却是在矛盾重重的中国，在引导社会艰难转型的同时，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两者的难度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工作力度也不同。举例来说，美国的货币政策立竿见影，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受制于体制约束总像是在隔山打牛。两者的成绩也不一样：朱在确保经济增长，使中国至今避免了世界性的经济衰退的同时，还推动了深层改革；格氏调控下的美国经济，却在9·11之前就陷于下滑，9·11后甚至一度负增长。因此，格氏唯一能更使人赞叹的或许是：他是一个不错的学生，他的一切作为，更符合于主流经济学的规范。而中国的成绩则说明：中国底子很差，困难重重，但它恰恰碰上了好的舵手。 要评价朱镕基，就必须理解中国的现状。这种评估不应该是静态的，而必须是动态的。否则，就容易一叶障目或求全责备。 动态地看，中国的核心问题是改革，亦即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这大致包括：经济市场化(含产权制度的变革)、政治法治化(包括社会博弈的民主化进程)和社会多元化(含对外对内开放)。改革，正是今日中国走出困境的根本所在。但显然很少有人认识到的就是，改革，同时也是今日中国的危机之根本所在。好改的、皆大欢喜的、不触及根本利益的改革已经完成了，今天的改革都是最烦难的硬骨头。我们所感受到的阵痛，大都随改革而来，虽然其根源归根结底并不在改革。 于是中国只能“忍痛”改革，力争迎头赶上。改革并不总是甜蜜、大快人心的，它越来越多的是痛苦。习惯于内河航行的船只，现在已经飘流到了海上，风浪的颠簸势在必然。的确，工人下岗在增加，但要是不下岗，国企改革如何向前实施？的确，农民增收困难，但要是固守田园即可坐收小康，谁还会移向城市，哪里会有中国的城市化浪潮？ 中国这艘古老的大船眼下根本不可能避免颠簸和痛苦，既要持续往前，又要不时修理船只，何其难哉！恩格斯说：“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造成了悲剧。”朱从一开始就承载着太多的民意和期望，然而所有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渐进解决。 这样来看中国，图像就比较清晰：一方面，在风高浪恶的国际险境下，不但维持了漏洞不少的大船的稳定，经济上不但没倒退，还能逆流而上，确属不易。另一方面，转型尚未完成，问题仍未解决，风浪依然险恶，就像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那样：“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这就是中国的处境。各国的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历经漫长的年月，自然演化形成的；中国却要在短期内人工速成，转型和发展的痛苦必然数倍之。贩卖西方现成的套餐和说辞在中国远远不够，中国需要的是真正的不世之才。 中国今天的问题仍然多多。但客观评价，必须分清哪些是历史遗留的，哪些是制度造成的，哪些是转型不可避免的，哪些是人为的。以这样的客观分析，我们就会同意，朱在记者会上讲的是大实话：第一，贫富两极分化，在一定历史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农民收入问题，短期内不容易根本解决。 按照世界各国普遍的收入差距倒U形曲线的轨迹，贫富差距的缩小只有在市场化转型彻底完成，产业结构走向成熟时，才有可能发生扭转。眼前，政府所能做的最多是缓解这一过程的震荡，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更多地帮助弱势群体提高收入而已。 三农问题，研究的人很多，讲破了，就是中国的人太多了，都塞在农村，就造成所谓的三农问题。这样的难题，天王老子也无法一下解决。只能是寄望于工业化、城市化的长远进程和持之以恒的人口政策。政府目前所能做的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只能是轻徭薄赋，但此法治标而不能治本，作用有限，除非让那9亿人自然地被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吸收。这就要求政府必须给农民保留自我提升的机会。但以中国的国情而言，城乡壁障不容易一下子废除。当然，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而中国政府的承诺，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因贫困而不能上大学，如果真正做到，也确实意义重大。 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争论也很大。所谓积极财政政策，要看到一点，它是非常之举，事出无奈，是在原国有经济疲软乏力，民营经济受体制和自身力量的局限下，政府果断出手，利用和调动闲置资源，为国民经济新建一个颇具现代水平的发展基础平台，一方面可以拉动当前经济，使中国经济度过衰退难关；另一方面，从长远看，无论是民营经济还是国有经济以及外资，今后的发展都可以依托这一新的平台，实现飞跃。 当然，财政政策必然伴随政府更多地主导经济行为，从而违反市场经济原理，并且产生了浪费和腐败，这是令人遗憾的。但是，谁能有更好的现实可行的办法吗？必须记住，改革是在极其艰难复杂的背景下运作的：既有船体本身的破损残缺，又有周遭水域的急流险滩，不可能面面俱到，十全十美。军事上有先退后进、迂回穿插的曲线战略，我们的许多理论家在面对比军事复杂百倍的社会问题时，为什么却纯情如16岁少男少女，呆板固执却有若东郭先生呢！ 我们还可以想一想，对于过去几年的改革与发展，是否还有什么比朱所走的更好的路子呢？20年前，或许有人会推荐“休克疗法”。但是今天，谁都会同意那是一剂中国人所无法消受的苦药。 朝天阙：中国之命运！ 朱镕基说，我一天到晚头都痛。 任何思考中国命运，富于民族责任感的人都会头痛。 那是为中国命运的头痛。 世界银行去年12月发表的研究报告称，今后10年，中国每年至少需要创造八九百万个就业机会。而专家们估计，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高达一亿人。未来几年，光为中国人造饭碗这一项，就足以让任何最聪明的领导人头痛不已。 中国的问题的确是太复杂了：金融、财政、政府信任、收入分配、产业、道德，人口、就业、环境状况，等等。纾缓危机，让中国这艘船顺利入港，需要从一点一滴做起，需要从一年一年的政府工作做起。 但工作显然并不好做，平平常常的工作中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挑战，试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前5条为例作简要分析： (1)培育内需 积极方面：一是强调了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表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二是强调了消除消费体制方面的障碍，假日经济、电信、汽车、住房业将进一步发展。挑战在于，一是投资体制方面的障碍。没有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只要民间投资不启动，内需就不可能持续增长。二是，需要认真对这些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进行有关利弊的检讨，尤其对WTO带来的挑战，不能被动地迎战—求稳健，而需要更有力的应战。 (2)增加农民收入 积极方面：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并将其作为一个检验标准，可促进地方政府以及各方面的工作。挑战在于，一是需要拿出缺乏切实可行的措施，而这在目前将是非常困难的；二是需要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否则工业化和城市化不能自然进行，农民增收问题最终难以解决。这一点同样障碍重重。 (3)经济结构调整 积极方面：一是对高新技术产业强调较多；二是强调重点对上市公司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检查和试点。挑战在于，一是对最为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有坚实有力的配套工作。国有股减持之类的敏感话题，也许本届政府可以淡化，但最终肯定还要进行下去。二是，反垄断需要政府配套改革深入进行，而政府改革比一般的经济改革还难。 (4)对外开放 积极方面：一是强调国际化，规范法制化；二是强调全面开放，比如鼓励外资对国有企业重组；三是强调外经贸领域的对内开放。挑战在于：投资领域的对内开放，特别是对民营开放已成为对外开放效应能否完全发挥的关键。如果只对外开放，而不对民营开放，充其量中国的开放只完成了一半，并将带来制度上的断裂和路径上的迷失。 (5)规范市场 积极方面：一是规范市场范围扩大；二是强调了反垄断；三是重视媒体的监督作用。挑战在于，需要转变大政府的观念，与此同时，法制化建设应得到更多的重视。而这一切要远比搞运动式的规范市场做法要难得多。 中国的昌盛不可能靠一年达到。但是，中国的命运，可能决定于任何一年、任何一件事。我们企盼着，一个正在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中国，一个市场经济逐渐成熟的中国，一个抗冲击力日益增强的中国，一个走向民主与法制的中国，将是一个百折不挠的中国，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一个蒸蒸日上的中国！ 作者:夸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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