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观察家 童大焕

　　据《南方周末》报道，重庆忠县法院监督法官进入家庭，走“夫人（或丈夫）路线”，把法官的配偶发动起来，要求他们或她们对配偶进行“人盯人式防守”，8小时之外加上周末时间，当法官的配偶外出要先盘问确实，干什么，跟什么人在一起，在什么地方吃饭，谁付账，并且家属要定时向法院汇报其法官配偶的行踪。法院对于表现好的家属授予荣誉称号和奖金，表现不好的，则要负“连带责任”。这项改革措施，将在重庆市整个法院系统以及其他部门推广。

　　如此“改革”，说它欺世盗名的作秀恐不为过，但比这更可怕的，是它病急乱投医（不管出于“作秀”还是真正“高尚的目的”）而置法律和程序于不顾。

　　“亲亲相隐”是人类最基本的本性，也是人类最基本的亲情、友情基础和最基本的社会信任基础，中国古代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矣”的文化主张，许多现代法治国家更是早已把这一精神写入法律，明确规定亲人基于“背叛”作出的证明不得采信。这样做的道理在于：一个社会连最基本的信任都不复存在了，世界上别的一切，道义也好，法律也好，真理也罢，正义也罢，还有什么值得信赖的？一切都不可信，那么，惟一可信的就将只是苟活与实利！这将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无序的、弱肉强食的、没有真理、正义，也没有任何规则值得遵守和信赖的社会！

　　而忠县法院的“改革”，无疑是在鼓励亲人之间的背叛和不信任。它可能有两种结果：一是配偶们基于“亲亲相隐”的人类本性，表面上迎合法院的要求，实际上却向法院提供虚假信息。这样，一个不好的制度将同时结出两种恶果：一是使诚实者遭殃而欺瞒者得利；二是大量的虚假信息掩盖、蒙蔽了真相，反而不利于廉政建设。

　　另一种结果是：极个别配偶将其法官配偶告发，其结局，对告发者本人来说，可能是家庭的破裂；而对于被告发者来说，则是信任关系的破裂。这一切都是不可弥补和替代的。想想看，这种机会的概率有多大？就算有，法院收获的，也仅仅是发现了一个不那么清廉的法官而已。得失相比较，从对于社会的危害角度看，弊病远远大于收获。而且，家庭关系的破裂和社会信任的丧失是不可弥补的，对法官的制约监督却有很多替代的方法。

　　再说了，这种制度设计的逻辑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把法官都当成潜在的“坏人”自然是必要的，但又是凭什么把法官的配偶就想象成了好人？法官不可信，法官的配偶独可信。

　　这是什么逻辑？当然你会说，任何制度总是要靠“人”来执行的。没错。但是，任何执行制度的人，都必须同时是制度规范中的人。而法院有什么权力、拿什么办法来对法官的配偶进行“制度规范”呢？虽然它表面上有奖励和要求负“连带责任”的惩罚措施。

　　其实，纠缠于 “效果”，已经没有什么意思，本末倒置。更要命的问题在于，法院有什么权力要求法官配偶监督相应的法官？对于任何权力机关而言，其遵守职责的基本要求是“法无明令授权即不可为”。那么，忠县法院此举，只能被视为“高尚名义下的滥权行为”，是随意扩大和滥用权力，根本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基础。它的危害，比个别法官的不廉洁要严重得多。

　　类似的滥权行为可以说俯拾皆是，它本应该是一露头就应被社会理性力量当即喝止。最让人痛心的是，仅仅因为类似的滥权行为往往都有一个“高尚的出发点”做外衣，人们几乎很少从它的合法性角度进行质疑和批判（哪怕是法学专家也是如此），而多从合理性角度分析它的“效果”。而合法性问题是非此即彼的，合理性问题却是可以商量可以探讨的。

　　这就为各种滥用权力扩张权力的行为留下了巨大的“探索”空间，乃至于法院公然干起了违法的勾当还在那儿沾沾自喜，社会也在那儿津津乐道，有权人还要将“改革经验”大力推广。

　　还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家属有没有道义上和法律上的义务监督法官？法官家属也是自由公民，而公民的任何权利和义务都必须是对等的而且是平行的，亦即权利和义务必须平等，而且必须同时拥有，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须臾不可分。法院要求法官家属负起监督配偶的额外义务，那么，法院给了他们相应的、对等的权利了吗？显然没有，也不可能给。而且，所谓的奖励是不对等的，惩罚也是不对等的。

　　我们还应该看到，在现代法治社会，一个有完全民事责任能力的公民，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全责，任何人没有代其受过之理。金大中贵为韩国元首，但他的儿子违法犯罪，只要跟他的权力没有关系，金大中就不必为此负责，负全责的是他儿子。并不能因为他们有血缘亲缘关系，就要求金大中负起对儿子的“监督”责任。国家元首如此，普通公民亦如此。忠县法院搞的所谓（配偶监督）“表现不好负连带责任”的做法，与西方中世纪野蛮社会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株连”又有什么两样？

　　无论是从理想法治的“法理”要求，还是从现实法治的“程序正义”要求，类似于忠县法院的“配偶监督”之“改革”都应该立即刹车，而不是“向（重庆市）整个法院系统以及其他政府部门推广”！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年7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