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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让人坐卧不宁的书。倘若不是预先就知道作者是谁，我是不大可能去读它的，因为它离自己的专业、兴趣和经验太远。但我读了，一口气读完了，读得坐卧不宁。 许多读者可能都记得，2000年8月，《南方周末》头版大幅报道了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由此引发了该县一场被称为“痛苦而又尖锐的改革”，随后又见报道，在这场“改革”的“关键”时刻，它的引发者李昌平却辞职离乡、南下打工去了，离职前通过媒体呼吁“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
我和许多读者一样开始关注李昌平的命运。仅凭逻辑推断就可知，一种结构性的“病症”是不可能通过一场速效的改革来祛除的。尽管李本人去职时声称他没有受到任何具体压力，但这样就更可怕，因为这更说明他受到的是一种无形的、结构性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利益受损的一整个阶层，而他本人就属于这个阶层，他只是凭借良知替另一个更大的沉默的阶层代言。这种代言是如此稀少，以至于成为新闻事件。而人们对李昌平命运的关注，其实是对一种稀少的可能性的关注。
如今，一本记述这次代言和那次“改革”以及代言者命运的书由亲历者本人写出并出版了，书名叫《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1月版）。从书中得知，经历一段白领打工者生涯之后，李昌平已经转向对“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职业性研究。倘若前年秋天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已经把普通读者引向了对苦难乡村的理性关注，那么李昌平的这本书更进一步唤起了我们对苦难乡村的关注，而且是情理兼备的。但这还不是我在阅读这本书时坐卧不宁的原因，使我备受折磨的是他书中那无所不在的良知的触角。
李在书中谈到他到珠海后注意到当地有2600名监利人，这些监利人出现在珠海大多与两个先期到达的监利人有直接间接的关系。他俩都生长于乡村，读完大学后去珠海打工，并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先是自己的家人，后来是各种亲友，再后来是亲友的亲友，纷纷从乡下来投靠他们。其中一个人就直接带出了800多人。这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自有城乡二元结构以来的几十年，离开乡土的“逃亡”就一直是乡村挥之不去的主题。除了极为有限的正常出口外，农民离土进城当上城市人大多与特权有关。也就是说，正常而纯洁的愿望，必须通过“恶”或龌龊的方式才能达到，而更多的农民则是渴望“恶”和“龌龊”而不得。这是一种怎样的扭曲的生存图景。
可我们很多人将农民这种生活视为当然，他们的落后和落魄似乎是他们自找的，与我们这些城里人无关。
记得20世纪80年代讨论电影《人生》中高家林的悲剧命运时，最人道的观点也不过是认为像高家林这样有才有识的人是应该进城，应该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待遇，而不是所有乡下人不管智慧和愚笨都应该享受一样的待遇。今天看来，这种最人道的观点仍然不过是法西斯主义的某种委婉的翻版。也许我们谁也不对现存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种姓制度”负有直接的责任，但通过把它“视之当然”，我们又无不麻痹着自己的良知。从群体心理学来看，这种毫无忏悔的“视之当然”，与欧洲当年的反犹太主义和印度今天依然根深蒂固的种姓意识同源。
可以肯定，李昌平的这本书绝无可能成为传世杰作，但是这一刻，它可能比任何传世杰作都更加刺痛你。它在苏醒着你的良知，使你饱受折磨，坐卧不宁，最后，你终于希望这本书速朽，也就是让这本书所针对的问题速朽。（张宁（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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