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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年以来，全国各地查出的官员腐败事件越来越多，各种腐败现象越来越触目惊心，这引起了我国高层领导的密切关注。2000年夏，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重点研究部署了新一轮的反腐败斗争。根据江泽民总书记的部署，我国执法部门的工作重点是“从严治党，深入反腐败”。在这之前，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时，就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经得起考验，“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江主席还以原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为例，提醒干部要自律，告诫高级干部“要留得清白在人间”。 为了解决反腐败工作的人手不足问题，从中央、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一部分被分流的官员，已被临时抽调到纪委，组成项目组进驻各地。中纪委的高层官员也分别坐镇东西南北中，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南下广东视察，直接部署调查原深圳市副市长王炬贪渎案，中纪委副书记曹庆泽赴东北、刘赐荣赴西北坐镇，有“铁娘子”之称的刘丽英坐镇华东，督办山东、福建特大走私贪污大案。刘丽英的名字，已是广为人知，她是令贪官污吏闻风丧胆的人，有“现代女包公”之称。
“一定要把此案办成木板上钉钉带拐弯的铁案”
刘丽英1932年1月生于山东东平。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沈阳市公安局干部科副科长、科长，中共沈阳市委组织干部处组长，沈阳市建筑工程局组织科长，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中纪委检查室、第二检查室、第三检查室副主任，全国妇联第四至六届执委。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组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时年46岁的刘丽英被选为中纪委委员，曾参与审判“四人帮”。党的十二大，她被补选为中纪委常委，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她一直担任中纪委常委，到党的十五大，她已连任四届中纪委常委，是中纪委任职时间最长的常委。刘丽英的知名度不仅与她当年参与审判“四人帮”的经历有关，更与她长期同腐败分子作斗争的非凡战绩相连。
1994年11月5日，位于南京西康路的江苏省委招待所“西康宾馆”住进从首都飞来的六位特殊客人。夜深了，其他客房的灯早已熄灭，可特殊客人房间里总是灯火通明，一位戴着老花眼镜的年逾花甲的女同志，精神矍铄，不停翻阅厚厚的卷案，沉思、笔录，脸上的表情严肃而镇静———她就是主办过许多在全国有重大影响案件的中纪委常委刘丽英。
刘丽英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厅厅长罗辑、北京市纪委副书记金德珍等同志秘密来到南京，是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负责调查发生在无锡的32亿元特大非法集资案。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是一个叫邓斌的人一手把持经营的公司，从1989年9月到1994年7月，在长达6年多的时间里，非法集资32亿元，遍及全国12个省、市的368个单位和若干个人，其集资之巨，涉案人员之多，造成危害之重，为建国以来所罕见。1994年6月21日，一封署名“江阴市深受其害的单位”关于邓斌非法集资的举报信传到了江苏省省委，一个震惊中外的非法集资大案终于东窗事发。7月15日，江苏省委的7人调查组先期奔赴无锡进行调查，邓斌知事情败露，在深圳畏罪自杀未遂，28日回到无锡，被公安机关“监护”起来，29日被逮捕。邓斌案惊动了北京。8月1日，中纪委在北京牵头召开由中纪委、国务院办公厅、最高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财政部等十几个部门领导参加的关于查处邓斌案第一次高层协调会议。同时江苏省纪检委也配合中央的指示，在无锡进行调查。
在北京的第三次协调会上，刘丽英指出，要一手抓清退集资款，一手抓查办案件，尤其对已经暴露出来的深层的腐败问题要迅速及时展开调查。在刘丽英的提议下，与邓斌案有关联的李敏一案交与江苏省委工作组查办。从李敏身上取得的突破使中央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于是中央纪委在11月3日召开第四次协调会。中央纪委、中央政法委、最高检察院、公安部、江苏省的同志共同研究了对李敏、周北方等人问题的查处工作，并决定派中央有关方面的人员赴江苏，彻底弄清情况，指导和协助当地工作。这时，恰逢刘丽英大病初愈，她不顾身体尚未彻底恢复，便毅然接受任务，奔赴南京。刘丽英“闷”在西康宾馆，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出门，她反复听取江苏省委工作组的汇报，反复翻阅材料，找到了隐藏在案件背后的蛛丝马迹。经过半个多月的细致工作，他们详细地搞清了新兴公司非法集资以及所带出的一些重大问题和线索，并迅速整理形成了向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汇报材料。之后，刘丽英同志又马上赶回北京。1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中央纪委副书记侯宗宾和刘丽英同志一起，向李鹏、胡锦涛同志汇报了有关情况。中央主要领导态度坚决，指示不管涉及到哪里，不管涉及到谁，都一律彻查到底，并同意正式派中央调查组赴江苏开展工作。
1994年12月7日，由中纪委、最高检察院、北京市纪委首批抽调的23名同志组成的中央联合专案组正式成立。刘丽英任组长挂帅出征。当天下午，中纪委401会议室，调查组召开全体会议。刘丽英环顾着在座各位，严肃地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起建国以来极为罕见的大案，同志们从各个岗位上被调到专案组，是组织上对我们的信任，中央期待着我们，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拿出最好成绩向中央和人民汇报。”刘丽英声音不高，但字字铿锵，在与会者的心中回荡。联合专案组确立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的工作原则，并做到分工到位，责任明确，个个心里有数，就像刘丽英说的那样“一定要把此案办成木板上钉钉带拐弯的铁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联合调查组开赴南京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在刘丽英的带领下，他们认真仔细阅读源源不断从各方传来的大量审讯笔录和最新调查结果，按照调查对象逐个地作摘录、做分析，按问题性质分类，拟定好调查计划、预审提纲。每个人的案头，都码放着厚厚的卷案，这样大的工作量，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第一次。
1995年1月6日，刘丽英等在南京完成了案头准备后前往案发地无锡。在无锡市委的专案工作组的努力下，新兴公司非法集资问题基本查清。江苏省有些同志认为，案子差不多查明了，可以休息了；有的领导出于怕影响经济工作，考虑到无锡市即将召开人代会，人民代表和广大干部群众对此案关心，需要有个交代；还有的认为李敏病死、邓斌患癌症，主张在12月底起诉邓斌、韩万隆等主犯。刘丽英认为，邓斌的许多问题现在已经查出，但是还有许多疑点没有得到澄清，要继续查下去，现在就此结案为时过早。她在一次调查组的会议上说，邓斌的行贿问题没有定罪，因对受贿一方没有进行调查，她的贪污问题事实不清；有的案犯态度反复无常，对有些问题的调查正在紧张进行；无锡市涉案的领导干部的问题基本没查；有关人员的责任没有查清，还有涉案的中央机关干部和北京市有关干部的问题，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和外省市涉案人员的问题也没有查清。如果就这样起诉，审判，即使依法判处邓斌等人死刑，群众也会说是杀人灭口，官官相护，保护了一批违法犯罪分子。因此，不但不能结案，而且对涉案的江苏省管干部无锡市管干部的问题应加大查处力度，组织专案人员查办，对涉及中央机关干部和北京市有关干部的问题要加快调查速度。
刘丽英的话，得到了江苏省纪检委曹克明书记的支持。曹克明说：目前，无锡市乃至全省群众都在关注此案，案子是否办好，影响很大。特别是如果不将涉案的一些领导干部问题查清，给群众一个明确的说法，势必会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而且，随着查案工作的深入进行，案情逐步明朗，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已有充分暴露。如不尽快直接对这些人的问题进行查处，便会严重影响整个办案工作的进展。为了弄清事实真相，1995年元月11日，刘丽英决定提审在押的邓斌。
那天细雨绵绵，穿着厚厚棉衣的邓斌被女看守带进“特审室”。对邓斌的提审是极其艰苦且极其乏味的。审讯她的方案是缜密详尽的，审讯的阵容也是强大而精干的，先后有吴汝信、季克谦、魏善君、陆尔铭、黄利民、许卫东、袁陵、唐小英等十几名检察官。邓斌虽然不属于极其狡诈的一类，但她的精神防线却很牢固。她认定有人保她，拒不开口，整整僵持了7天，省市办案组势如破竹的外部攻势，审讯人员强大的火力攻势，使她深感法律的威严，只得交代出与北京兴隆公司的关系，并检举李敏、韩万隆、李允若的部分罪行。
邓斌的“软功”非同一般，而她“哭”的功夫特别地道。每次提审她都要哭好多次，且都是眼泪花花的，只是不时地透过泪水观察着检察官们的反应。邓斌虽然差不多每天都被提审，但今天她觉得气氛与往常又有些不同，坐在她面前的是一位有着花白头发、气度不同寻常的女同志。她看到刘丽英，紧张极了。“你是邓斌吗？”刘丽英目光锐利，透出一股威严。“是”。邓斌不敢正视刘丽英，不知怎么的，她一见到这个陌生人，整个防线全乱了。她真的不知道坐在她对面的就是当年审判过江青的女强人刘丽英。
刘丽英对邓斌的审问，使她确信她的“不能过早结案”的决断是对的。因为她已发觉了隐藏在案情背后的不为人知的蛛丝马迹。刘丽英要求检察官们，加强对邓斌的审问，要从她最要害的地方开刀。后来，检察官一口气报出了新兴公司前后3年的主要经济往来帐目，邓斌这才傻了眼，只得抹去泪水，老老实实地将集资始末按地域、事件、人头一块一块地交代清楚。邓斌还有一招：避重就轻，说别人头头是道，说自己推诿搪塞。为了表白，她特别强调自己于1992年上交了21万元红包的“廉政”之举。几位检察官抓住这21万元红包紧追不放，集中炮火猛攻。由此，几个集资大户和向邓斌行贿的大户便冒了出来，邓斌收受巨额贿赂的事实被突破。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的内幕，就是这样被揭开的，而在这些葡萄串似的案中案里，最多的一条线索已挖到了第7层。
1995年4月6日，北京市怀柔县，一声沉闷的枪响惊动了全国。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宝森自杀了。王宝森的死与无锡邓斌非法集资案有着连带关系。邓斌作恶的法宝是“金钱铺路，小卒开道”。刘丽英在江苏的调查中发现，为了能给非法集资开绿灯，邓斌打通了北京市委要人的关系，于是，刘丽英又把视线从江苏转到北京。年轻的厅级干部李敏是此案北京方面的关键人物，检察机关对他进行审查时，他仍然悠然自得。他心中有“三根柱子”支撑着他，一是他曾给北京市的一个领导做了5年多的秘书，后台硬；二是他反侦查能力强；三是他自以为对自己的问题已做好了手脚，不会败露。可是他哪里想到碰到了“铁娘子”刘丽英。刘丽英指示负责审查李敏的徐志森，一定要推倒李敏心中的“三根柱子”。
年龄不大，资历不深却颇懂审讯要领的徐志森，看透了李敏的心思，他随即调整审讯方案，终于使李敏的“三根柱子”轰然倒下。李敏乖乖交待了他收受首都钢铁公司副总经理、被派往香港工作的商界巨子周北方20万元港币的事实，又交代了收受周北方60万港币的经过。原来这80万港币是周北方为感谢李敏为他妻子、孩子办理移居香港的“辛苦费”。1995年3月13日，周北方在首都机场被捕。李敏的口供是个突破口，从他身上带出了周北方，从周北方身上又带出陈希同秘书陈建的受贿案。刘丽英对在李敏身上获得“信息”很是兴奋，她预感到如果这样深挖下去，一定会扩大战果。她指示办案人员对周北方、陈建进行彻底审查。通过办案人员对周北方、陈建的审查，从他们身上追查出原北京市某机关副处长，后来下海经商的胡某犯罪事实。继而根据胡某的交代，又追查出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滥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等重大犯罪事实。
揪住了陈希同的尾巴
王宝森畏罪自杀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因涉嫌有严重问题而辞职，接受中纪委审查，这样陈希同的狐狸尾巴终于被揪住了。从邓斌案引发开来的“案中案”，震惊了全国，人们看到了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倍受鼓舞。而作为查处此案的一线总指挥刘丽英感触很多。她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是坚定的，无锡非法集资案的彻底查处就是证明。在查案过程中，每到关键的时刻，中央领导都亲自听取汇报。从1994年11月上旬到1995年7月的8个月中，中纪委、联合专案调查组曾先后16次向中央纪委、中央政法委、国务院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汇报情况。当查案工作深入发展，带出了周北方等人的贿赂案及王宝森、陈希同等人的严重问题时，中央领导同志态度坚决，明确指示：不管涉及到哪里，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严肃惩办。案中案挖到深处，多与非法集资本身已无多大联系，但通过对党政机关内部腐败分子的坚决查处，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为建立一个廉政、公正的政府形象谱写了新的乐章。
厦门远华走私案件在海内外引起震动。这是1994年以来最严重、涉及金额最大、涉案人员最多的套汇、骗汇、逃税、骗税案。在该案中，国家损失外汇金额高达1000多亿人民币，涉案者包括港台商人、外资企业、民营及国有企业人员及政府官员。为此，江泽民总书记和朱基总理批示一定要坚决彻底查清此案，挽回国家损失。
1999年10月22日，被称为“铁面女包公”的中纪委常委刘丽英，按中央指示，率领近百人的“中央巡视组”到达厦门，检查与督办厦门“四二0”特大走私案的调查工作。厦门远华公司走私的主要商品是原油和汽车。其走私的原油占大陆走私原油的70%。走私汽车涉及的金额相当于800亿元人民币。走私800亿元人民币，是一个相当大的案子。没有后台，一个小小的厦门远华公司是做不了这么大的案子的。此案涉及很多高级官员，如厦门市副市长蓝甫及妻子。而远华公司总裁赖昌星已逃往国外。
赖昌星，原籍福建晋江，农民出身，因人发福，厦门人背地称他“赖胖子”，他早年在晋江卖过破烂，由于出手大方，在晋江结识了不少朋友。70年代中期，他逃港从商，祖国改革开放后，他以港商身份回晋江发展，得到当地政府和昔日朋友支持，出任晋江市外商协会负责人及泉州同乡会负责人。1994年，赖昌星来到厦门，以逾亿元港币注册了“厦门远华电子有限公司”。赖昌星涉嫌走私的货物主要有石油、化工产品、汽车、电器、电子零件等，据说他走私的塑料原料差不多垄断福建全省。
赖昌星的能量如此之大主要是有大批党政官员的庇护，甚至有军队舰艇武装保护他走私。赖昌星在厦门建有一座“红楼”，专招待各路官员享乐。他还为一些官员子女和关系户500多人办理移民，其中一部分定居香港。当北京查案时，福建省公安厅一副厅长通风报信，赖昌星闻风而逃。该案已拘捕和法办的高官包括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厦门市委副书记张宗绪、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等。厦门市政府副市长蓝甫等另外还有一批高官在逃(编注：蓝甫等现已归案法办)。涉案官员已达160人。
刘丽英率领的工作组到厦门后，曾规定厦门处级以上官员暂时不得出境。68岁的刘丽英调查这个涉及到高层的重要案件，说明中央决心把这个案子一查到底的决心。刘丽英率巡视组到厦门时，专案组先从海关总署和经贸部门收集大量有关厦门海关的资料，由公安部、安全部、北京武警派员秘密押送到厦门，然后调集全国各地近两百多名专案人员及大批先进设备，以“大兵团作战方式”对厦门海关近年的进出口单证进行全面核查运算，从中发现厦门“远华”集团公司委托进出口的货物总值与海关征收关税的货物总值相差800亿元人民币。
尽管“远华”每一份进出口业务的文件十分规范，不仅有规范的海贸合同，销售合同，委托进出口批文，还有关税、检验等文书记录，但他们偷漏税的事实也不能逃过刘丽英的眼睛。刘丽英发现厦门海关与“远华”集团有牵联，便对关长杨前线等涉嫌官员进行监控，终于查出“远华”的进口规范文件全部是与海关内外勾结伪造的。“远华”委托进口的东方、开元两家国营外贸大公司的公章、业务章早已掌握在“远华”人手中，可以随心所欲伪造任何文件。专案组从外地调集的300名武警官兵包围了厦门海关，经搜查，发现了大量假单证和瞒私放私的罪证。杨前线及20余名涉嫌官员被羁押到金雁宾馆。
杨前线，这个精明过头，屡屡制造缉私假成绩而获得全国优秀海关关长头衔的贪官，在罪证面前精神全面崩溃，不得不交待了与“远华”等公司勾结、受贿1.6亿元的犯罪事实，从而拉开了查处厦门惊天巨案的序幕。接着，数百名武警官兵突袭“远华”集团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查封了所有办公楼、车间及专用于接待官员的红楼招待所，带走涉嫌走私和行贿的170余名骨干职员。这次突袭最大的收获是搜查到“远华”公司送礼行贿花名册，福州、厦门数百名官员榜上有名。原来，“远华”在厦门银行的帐户全是空的，赖昌星将所有银行贷款、走私销售款全部转移到香港，需要用钱时派他的财务总管和保镖从香港提现金运往厦门。这位总管为了对赖昌星好交待，私下将每位接受行贿送礼的官员的姓名、时间、金额和用途都作了详细记录。这本花名册成了古今难得的“贪官受贿录”。
在刘丽英的提议下，专案组向全市发出“双规通令”，要求受贿官员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坦白交待受贿事实，上缴受贿资金。但是，不少官员仍抱着侥幸心理，拒不坦白交待。于是，包括市委副书记刘丰、张宗绪，公安局长欧金祥、工商银行行长叶志成、商检局副局长罗良玉在内的一大批官员被“请”进了金雁宾馆。而专案组也为此急速“扩军”，先后从全国各地召集500余名专案人员，总数达到740余人，成为共和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专案组。厦门远华走私案清查工作基本结束，中央决定，结束远华走私案厦门部分的重点调查工作，同时成立“中纪委福建工作小组”，由刘丽英任组长，继续在福建进行反腐败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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