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王义桅

　　“9·11”：一场阴谋？

　　两年前，“9·11”事件的突发与惨烈让美国人惊呼：“珍珠港事件”又重演了。两年后，英国前环境国务大臣迈克尔·米彻大胆戳穿“反恐”这一“皇帝的新衣”，隐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反恐战争的一种另类解读：如果没有“像珍珠港事件那样的灾难刺激”，美国就难以实现此后半个多世纪成为“世界主宰”的愿望；依此类推，步入21世纪的美国期盼相似“刺激事件”的发生，而“9·11”事件则正合其意。

　　米彻最近在《卫报》上发表文章称，从“9·11”到全球“反恐怖战争”，其实一开始就是美国玩弄世界政治的幌子——以2001年9月11日为起点，美国开始上演起一场预谋已久的政治大戏。

　　“9·11”事件发生前，足以预见到这场灾难的情报可谓八方云集。米彻的文章指出，至少有11个国家的情报机构事先向美国发出了警告信号。其中犹为鲜明的例子是：2001年8月，以色列情报机构两名高级专家受命前往华盛顿，提醒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提防一个由200名恐怖分子组成的团伙，因为“据说他们正在策划一起重大行动”。事后证实，以色列专家奉上的黑名单包括19名“9·11”劫机犯中的4人。

　　一些重要线索都未被列入彻查范围。就读于美国一所飞行学校的法国籍学生萨卡里亚斯·穆萨维2001年8月遭美国特工逮捕，因为情报人员发现他对驾驶大型飞机表现出的兴趣相当可疑。但当美国特工希望获得联邦调查局发出的搜查令，用以查看穆萨维的电脑资料时，却遭到联邦调查局拒绝。

　　事后查明，穆萨维的电脑硬盘内确实包含了一些与“9·11”事件相关的线索。而且，一名特工在“9·11”事件发生一个月前曾汇报说，穆萨维可能当时正企图驾驶飞机撞向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楼。不仅如此，米彻的文章指出，美国政府对“9·11”事件作出的慢速反应“实属反常现象”。

　　如此情形，“9·11”事件并非首例。珍珠港事件是又一典型。早在1917年初，德国曾建议与墨西哥（也许还有日本）结成反美同盟。在一封落入美国人之手的电报中，德国外交部长呼吁德国和墨西哥携手进行对美战争，以帮助墨西哥重新控制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和德克萨斯地区，当然，德国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美国陷入本土战争的泥潭，从而无法在欧洲与德国作战。这一插曲在促使美国决定对德作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是美国国内，尤其是国会山，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仍然沉迷于孤立主义气氛中，于是在已有情报显示日本会对美国的珍珠港军事基地袭击的情形下，罗斯福总统没有下令让飞机起飞拦截，以血淋淋的事实唤醒了国民和国会最终同意美国正式参加二战。

　　本·拉登：美国手中的玩偶？

　　因为有了“9·11”，布什与布莱尔的命运就显得截然不同。可以说，为了坚定地推进反恐战争，为了总统连任，布什政府需要本·拉登的不断现身。如此，一来告诉国人和国会：美国仍然面临恐怖主义严重威胁，为了美国的长治久安，快支持我吧（伊拉克战后局势也不算什么）！二来告知国际社会，美国所作所为是为了还文明世界以和平与安宁，即便单边做法、先发制人也是迫不得已。

　　“9·11”两周年前夕，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播放了一段录像带，“基地”组织一、二号人物拉登、扎瓦赫里同时出现，扬言要制造更大的恐怖袭击，让美国人忘掉“9·11”。恐怖主义教父一现身，美国人似乎暂时淡忘了伊拉克战后的险恶处境；鉴于伊拉克已经成为恐怖主义分子的集散地，美国要将“伊拉克事业”进行到底。

　　9月11日当天，美国国务院又向全球发出警告，称“基地”组织有可能针对美国海外利益发动比“9·11”事件规模更大的恐怖袭击。美方的预料有些危言耸听：“基地”组织“将力争使新的袭击比‘9·11’事件更具破坏力，并有可能使用诸如化学或生物制剂等非常规武器”。据美国评估，下一轮恐怖袭击的地点可能在欧洲或欧亚大陆，时间可能非常接近于“9·11”事件周年。在声言“狼又要来了”的同时，美国人声明不排除“基地”组织再次袭击美国本土的可能。

　　但是，不久前纽约大停电29小时期间，并未出现月黑杀人夜的情景，恐怖分子悄无声息地发布声明要将大断电记录在他们的“功劳簿”上，以恐吓美国人，并未乘机作乱。而实际上，恐怖分子对美国的仇视和袭击的可能，是一直存在的，并非等到被先发制人的那一天。他们缺乏的是能力或由于严格防范而少了下手机会（类似“9·11”那样的恐怖袭击要策划多年才行）。所以，“基地”组织不时放出豪言壮语，其实只是为美国反恐合法性、合理性造势。美国也假戏真做，“9·11”以后，不时发出安全警告、拉响安全警报，早已成为一种政治游戏。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本·拉登其实已经成为布什政府手中的玩偶——据说克林顿也曾几十次放过本·拉登；布什内阁的保守势力一直在放大“9·11”效应，以便挟持民意、挟反恐以令诸侯。

　　反恐战争：美国称霸全球的新着力点？

　　“9·11”事件发生后，不少美国人惊呼——21世纪是从2001年9月11日开始的；从此，人类进入了所谓的非对称性时代；恐怖主义已经成为美国的首要敌人。但按“寻找敌人－制造敌人－因为敌人”这一美国的一贯逻辑来考察，情形似乎不那么简单。

　　美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其特殊之处正在于美利坚民族其实并不存在，是面临主要敌人塑造自己的一种身份或认同。从《独立宣言》视英王为敌，到门罗主义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美国一直是靠区别于“老欧洲”来塑造“新大陆”的身份的。

　　二战后，美国更是靠高举西方自由主义的大旗而成就了世界霸权。但正如法国前国防部长让－彼埃尔·舍韦纳芒指出的，“美国和欧洲在历史上属于同一个‘个人主义文明’。因此存在着一个‘西方’文明，但从政治上来看，‘西方’这个词往往掩饰的是接受对美国的某种隶属关系。”

　　美国成为世界大国后，敌人的观念转化为霸权的理由。除了自身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超级实力（硬权力）外，要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美国还需找到全球霸权的着力点，即在世界上扛什么旗以确立其领导地位，体现其软权力。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就开始在全球以寻找敌人为表现形式的寻求单极世界的合法性资源，于是“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等一度甚嚣尘上。“9·11”一声巨响，给美国送来了反恐战争，于是真正的敌人出现了。

　　布什政府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正义”的旗帜，在事件发生后的第9天斩钉截铁地宣布——“不论是把我们的敌人带到正义面前，还是行正义于敌人头上，正义一定会得到伸张。……现在每个国家都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与恐怖分子同路。”法德等西方世界极力反对伊拉克战争，其实早已戳穿了布什有关“文明世界”的谎言，使美国非敌即友的黑白标准碰壁。可是，直到不久前发生的伊拉克恐怖袭击事件，布什还在重弹“恐怖分子对抗文明世界”的老调。

　　敌人已经找到，但是要明目张胆向敌人开火，布什政府还要找到一杆“冒烟的枪”。于是便有了“情报门”事件，有了一系列令世人匪夷所思的反恐战争扩大化和建立“新帝国”的征程。

　　我们已超越大国政治的悲剧？

　　美国最杰出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在其名著《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指出，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忍的角斗场，要想在其中生存，国家别无选择，只得为权力而相互竞争。即便满足于和平生活的国家也会被指责参与了无情的权力竞争，而权力竞争的主要模式是大国间的安全竞争；竞争的结果使大国冲突不可避免，而成为一种悲剧。

　　“9·11”事件后，人们纷纷质疑“国际政治其实就是大国政治”的论断，断言我们已经进入了非对称时代，反恐战争重新塑造了大国关系，使之走向协调，超越了对抗的旧逻辑；硝烟未散的朝核危机也似乎表明：如今小国往往牵着大国的鼻子转。

　　人们稍加思索便可发现，这些都是假象。美国的力量优势已到了史无前例的局面，怎么会为恐怖主义全力以赴呢？其全球军事部署的重新调整、庞大的军事变革计划，无不着眼于应对传统大国的挑战。它所谓的反恐，不过是强势力量的话语霸权。

　　恐怖分子也好、其他国际危机也好，目的都是要招惹美国、吸引美国注意力——他们完全是被动的，甚至是无可奈何和无所选择的；美国如何做出反应，完全是美国当局自己的事，主导权仍然在美国一方。

　　两年来的反恐实践表明，美国不过是借反恐之机调整其与大国的关系，塑造新的力量优势，以反恐为名追求绝对安全——但正如《大国政治的悲剧》所言，绝对安全只有全球霸权方能获得；于是美国以反恐战争追求绝对安全目的，无非是在新的历史机遇期确保其全球霸权地位。

　　世界的逻辑依旧。也许“9·11”不过是插曲，只是使传统大国政治悲剧的逻辑演绎更具隐蔽性和戏剧性罢了。我们仍然生活在现实主义的世界中。在历史老人的眼中，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9·11”后“一切都改变了”也不过是一句真实的谎言。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