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朱震艳捡拾记忆的残章断简，泪水就会洇满眼眶。46岁的她终于开始相信“性格决定命运”——就是因为温驯而好强的她当初不肯咬定一个“不”字，付出的代价是32个月的“痛”。

　　而在旁人看来，朱震艳的命运其实与宁波这座城市的命运密不可分。她就像一枚小小的浮标，记录过宁波国企改革的跌宕浮沉

　　蜕 变

　　撰稿／韩 波（记者）

　　清癯，敏感，语速就像交响乐中轻巧的急板——只要与朱震艳攀谈几句，你就会告诉自己：哦，这正是我想象中的宁波人。

　　为了寻找能够见证宁波国企改革的普通人，我们来到了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前身是宁波的一轻和二轻公司。从1999年开始，宁波发力攻坚，用3年时间将全市最后30万国有企业职工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这家公司就有22900人参与了这一进程。

　　听了我们的来意，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韩树成脱口而出：朱震艳。她目前的身份是宁波双鹿电池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

　　褪色的辉煌

　　对于记者来说，朱震艳是一位梦寐以求的绝好的采访对象：她的大脑就像中药房的货架一般井井有条，时间和数字都已被归整到一个个小抽屉里，呈现时根本不假思索。

　　“1979年6月14日”。这是朱震艳返城的日子。当时她只有22岁，已在宁波近郊的费市公社洪家大队插队4年。如今“费市公社”所在地离开宁波市区只有两站路，但毕竟城乡有别，虽然当时朱震艳已被提拔为大队里的妇女主任，她还是选择了返城。

　　父母都是轻工行业的职工，朱震艳顺理成章地被分配到宁波罐头食品厂。这个厂在宁波的地位就相当于上海的“梅林”，当时是许多宁波年轻人向往的企业。与朱震艳同时进厂的有100多个小青年，她手脚勤快，听话顺从，能力也出挑，第二年就当上了罐头厂的团委副书记。

　　罐头厂当时有700多个职工，小青工就有400多个，真是朝气蓬勃，欣欣向荣。“黄桃也做，杨梅也做，橘子也做，最有名的是油焖笋”，回想起当时的兴旺，朱震艳的眉眼顿时生动起来，“大冷库有三层楼，比冷冻食品厂的冷库还要大，总是装满了水果原料！”

　　朱震艳至今每天记家庭开支账，每笔账目精确到角、分，每年还要出“年报”。她记得清清楚楚：自己刚进空罐车间当锡焊工时，拿的是13．50元的学徒工资，第二年升为二级工，工资涨到了25元。1985年工资改革，每个月能拿到36元，而每月的生活费总共不过8元钱，小日子蛮好过。

　　1986年朱震艳结婚了，第二年生了个儿子。她当上了厂人事部的副科长，后来又调到党办担任副主任。光阴荏苒，罐头食品厂兴旺的年景也渐渐远去，昔日产品出口权独此一家，到了90年代初却是诸多企业共同争夺出口市场。黄岩、奉化当地的厂家尤其咄咄逼人，它们在水果产地就地生产，少说就比宁波罐头食品厂省下了一笔运输成本。三层楼的大冷库被租出去存放鱼虾，厂里再也看不到一个接一个的旺季。虽然如此，罐头厂的效益依然超过了社会平均水平，“1994年宁波市核定人均每月收入252元，我们能拿到300多元；1995年核定每月354元，我们能拿到400多元。年底还有几百元的年终奖……”这些陈年的数目字仿佛蚀刻在朱震艳的脑子里，一个个都是脱口而出。

　　虽然语速还是像机关枪一样快，她的表情却分明凝重起来。因为，记忆的火车终于还是开到了那个令人难忘的日子：1997年2月18日。

　　苹果还是药？

　　就是在这一天，朱震艳走马上任，到宁波马牌食品有限公司担任党委副书记。

　　为了这次组织调动，局党委书记与朱震艳先后约谈了4次。马牌食品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宁波糖果饼干厂，很长时间里与罐头食品厂就是一墙之隔，大家都知根知底。“712个人的工厂，差不多400人下岗内退；产品没有销路，还欠了一屁股的债。工人的工资没有着落，医药费也拖欠了一大堆……”朱震艳的母亲一听说要女儿要调到“马牌”，就表示坚决反对。

　　“你说说看，当初调我去是给我吃苹果，还是给我吃药？”朱震艳眼睛已经红了，却还挂着笑。她就这样笑着问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韩树成，惨淡的笑容掩不住怨艾。韩树成尴尬地摇着头，脸上满是苦笑。

　　当时，经过一番罕见的“拉锯战”，一向听话的朱震艳还是接受了新的任命。“第一天推着自行车走进‘马牌’大门，厂里冷冷清清，厂长在办公室里等我。我说，你别介绍了，我全知道。”迎接朱震艳的是一个凄凉的春节。她的月收入一下子从800多元下降到500多元，“家庭收支的账面上很难看”。

　　那些拿不到工资的工人更为困难。每天都有人来找朱震艳，每次总要磨破嘴皮子。下班时间到了，可是总是被苦恼的工人拉住诉苦，朱震艳常常要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到家。令朱震艳苦恼的是，马牌食品有限公司陷入的是体制性的困境，她有心重振，却无力回天。

　　1997年4月，朱震艳的明细账上添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项目：借给公司2万元。她从自家储蓄里挪出这笔钱，给50个退休工人每人补发了400元的工资。2万元不是小数目，家里只有丈夫知道，厂里只有财务知道，工人一个个都蒙在鼓里。财务的报表上记的是：贷款2万元。这笔“贷款”直到几个月后朱震艳争取到全公司退休工资全额发放后，才慢慢归还。

　　2万元对这家积重难返的企业来说只是杯水车薪，退休工资足额发放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党委副书记（当时厂里没有党委书记）的日子依然难过。一次，一个工人吵着要到朱震艳家里去“吃饭”，朱震艳真心实意地说：“可以的，你来吧。我吃什么，你也吃什么。”下了班，工人果然跟着朱震艳回了家，进门看到饭桌上清淡的菜肴，看到厅堂里简陋的竹椅，他又默默地退了出来。

　　看着这家设备、厂房、工人样样俱全的“植物人企业”，朱震艳心有不甘。1997年下半年她在上海找到一家私营企业谈判合资事宜，准备借用私营企业的市场网络打开产品销路。不明就里的职工以为要把企业“卖”给“个体户”，把事情给吵黄了。1998年3月，朱震艳着手解除108个到期合同工的合同，这原本很正常，但当时工人们就是难以接受。

　　春节又要到了，朱震艳算了算，下岗困难家庭有102个。局里资助了春节慰问品，每户家庭一袋20斤的米，一桶烹调油。朱震艳骑着自行车，驮着相当于体重四分之一的慰问品，一家家上门拜年。看着工人的窘境，朱震艳一遍遍地问自己：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有个头？她真是后悔自己当初没有拒绝领导的任命，担当了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

　　说起往事，朱震艳泪如泉涌，哽咽难言。

　　（“职工能进不能出，企业能生不能死，待遇能上不能下”是多年来困扰国企的痼疾。职工如何合理流动，冗员如何妥善安置，企业如何卸下社会职能的包袱，历来是国企改革最棘手、最敏感的领域。

　　宁波的经济结构有“小轻集加”之称，即小企业、轻工业多，以加工业为主，集体性质比重大。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与国企人员事实上就是一种模式。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为推进国企改革，宁波市采取了简政放权经济承包，用工优化组合内部待岗以及外资嫁接，中小企业租赁、拍卖、转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但由于用工制度改革未能配套到位，许多改革措施成了“夹生饭”。）

　　终得开心颜

　　1999年10月18日。这又是一个朱震艳终生难以忘怀的日子。就是在这一天，困难重重的马牌食品有限公司开始由效益优良的双鹿电池公司托管。

　　这一天是她到“马牌”就任足足32个月。朱震艳再也不必为职工的工资煞费苦心。卸下的担子有多重？朱震艳说：“我一个月里重了10斤！”

　　这时候的马牌食品有限公司还有300多位职工，电池厂第一批首先吸纳54人就业。僧多粥少，朱震艳就把这些岗位留给家庭负担重、技能较单一的职工。她与他们约法三章：只能干好，不能干坏，一旦退回，解除合同。1999年11月4日，54名工人到电池厂上班了。一开始他们难以适应计件制的繁重劳动，有些人要干到晚上7点钟才能完成定额，拿到平均每月600元的工资。第二个月，当工人们拿到最高600元的奖金时，一个个高兴得合不拢嘴。这是他们在“马牌”做梦也不敢想的呀。

　　一批批的工人开始在新的工厂站稳脚跟。朱震艳笑着说：今年5月份，“马牌”输出的112人平均收入1700元，已经超出宁波市人均1661元的水平。

　　朱震艳的职责是管理这112人，同时也要兼顾已成空壳的“马牌食品有限公司”。这两家企业骑自行车单程就要55分钟，朱震艳说：我身高1米72，骑得还蛮快的。

　　做工资报表是朱震艳的本职工作，为此她不但学会了ＤＯＳ系统的ＦＯＸＢＡＳＥ软件，还学会了ＷＩＮＤＯＷＳ系统下的ＥＸＣＥＬ软件。还是像以前一样地勤快，不同的是，她的脸上又有了笑容。

　　如今，朱震艳的合同是一签三年，工人签一年或两年，大家觉得稀松平常。当初理顺劳动关系时许多人想不通，如今那么多企业的工人都已经理顺劳动关系，剩下为数很少的员工反而有些焦虑。他们说：只要好好做，饭碗不会丢，转换身份好比凭空拿到了一个“红包”。

　　朱震艳有时候还会遇到以前从“马牌”分流的同事。他们中绝大多数找到了新的工作，不少人已经做起了小老板，日子过得满不错了。

　　几年前上级公司安排朱震艳到无锡、镇江疗养，朱震艳说，这是自己工作28年来最高兴的日子。她记得那时候自己推辞说：企业效益不好，怎么好意思游山玩水。领导说：你辛苦了，一定要去。

　　“不过，以后我会说2003年6月11日（编者注：即朱震艳接受采访的日子）是我最高兴的日子，因为有这么多人理解改革中的阵痛……”朱震艳很动情，眼泪又唰唰地淌下来了。

　　（没有劳动制度的彻底改革，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不完整，其他改革措施的效果也会打折扣，并因此影响整体经济运行质量。从1999年开始，宁波市新一届市委市政府将理顺劳动关系作为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打响了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革的攻坚战，通过搭建平台梯度分流，政府托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以及社区衔接等多种途径，将30万国企职工较顺利地从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实现了人力资源的重组优化。

　　企业用工制度改革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职工转换身份，如原退出企业等需要大量的资金，钱从哪里来；二是职工走向社会再就业，需要就业岗位，人往何处去。宁波市首先大力调整改善所有制结构，推进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为国企改革搭建平台，一跃超过温州而成为浙江民营经济排头兵。这与宁波率先实现30万职工大面积改制并非偶然的巧合。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黄兴国说，前些年我们下大力气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好比是建造蓄水池，池大了，水深了，“海阔凭鱼跃”，人往何处去，钱从何处来的焦点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宁波民营企业为政府推行的国企和集体企业改革提供了足够的税源、“买断工龄”的资金、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岗位，以及产权重组和转让所需的买方市场。这一战术被经济学家誉为“围魏救赵”。

　　宁波市要求转制企业吸纳收留老职工70％以上的目标已基本达到。

　　与此同时，宁波还持续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现已超出年财政总预算的13％，同时加大社保基金收缴力度。市委书记黄兴国多次提出，宁可少盖几幢楼、少上几个项目，也要确保社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宁波用最优惠的政策解决了最困难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从而在短时期内实现大面积低震荡的职工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