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立庆（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由公务员第三次加薪引发出的“该不该高薪养廉”的讨论近来在不同的渠道进行得很激烈，这说明了群众对贪污腐化行为的痛恨和对社会廉洁昌明的期待，无论褒贬，这种讨论本身是健康而有益的。 对“高薪养廉”的质疑大致包括如下几种：人的欲望无止境，不道德的官员欲壑难填，再高的薪水无法阻止他们的贪念；相对普通民众的平均生活水平，官员收入相对较高而且稳定；“高薪”本身是个难于界定的概念，官员人数众多，财政能否支撑？这些质疑提醒我们：在制度设计时，应体恤人性，顾虑现实，恪守道德。 在兼顾人性、道德和现实的基础上，一种想法是：能否将“高薪养廉”的提法改为“加薪养贤”呢？其一，“加薪养贤”的提法，充分考虑到了人性中经济人和理性人的因素，将经济利益因素纳入政策设计者的视野之中；同时是有限“加薪”，摒弃了贪得无厌在政策规划时的栖息空间。其二，“高薪”很难有统一标准衡量，而“加薪”则是可以触摸的，实实在在的，并且“加薪”也是充分考虑了国家财政的承载程度而做出的理性安排——加到什么程度，完全取决于财政能拿出多大的份额来。其三，“养贤”而非“养廉”也不是一字之差。“廉”给人的印象是操守，只要不贪就是廉洁的；而“贤”者，能也，对“贤”者的奖励，舍弃对碌碌无能者的迁就，“养贤”的逻辑结局将更加接近“减员增效”的目的。其四，“加薪养贤”必须和精简机构和淘汰冗员同时进行，这样才能为现有财政水平下的“加薪”创造现实可能。 一方面，相对于“高薪养廉”，“加薪养贤”在道德和舆论上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此举并不是给一个群体集体性的特殊照顾，对“圈外人”较少有相对的被剥夺感；另一方面，用经济手段鼓励更多的政府官员更高质量地为民众服务，而不仅仅使用空洞的思想教育，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即我们不能够把官员们虚化为生活在真空中、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高尚者，他们同样是一个追求生存质量的现实人，承认他们对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比用空洞教育压制他们利益的需要，似乎更符合现实社会中资源和利益分配的规律。 “加薪养贤”还必须配合其他反腐手段，包括法律威慑、制度约束和道德教化等等，既承认了经济利益调节在反腐甚至防腐进程中的现实意义，同时也要提高腐败产生的风险，不排斥法律、制度和道德在反腐工作中应有的效能。 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反腐不是靠单一技术手段能够完成的，那毕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同样，我们还要警惕这个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因缺乏监督而走样。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加薪养贤”相对于“高薪养廉”而言应该是一个更有价值的尝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