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平顶山已经半个多月了，白红仍感到没有缓过劲来，“太累了，真是太累了！”她说在卫生部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领导小组医疗组每天超负荷的工作量，让她感受了一番从未有过的紧张和劳累。接受记者采访时，虽然她有意地打扮了一下，可她的神情中依然掩饰不住那种长时间劳累后生理和心理上的疲惫。

　　“不仅是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第一次深刻理解了肩上责任的分量。”在全国防治非典“制高点”工作的这段特殊经历，对白红而言无异于一场“洗礼”。

　　白红是市急救中心的一名护士，2002年5月她被借调到卫生部医政司医疗处工作。今年4月9日，卫生部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领导小组成立医疗组后，她所在的医疗处被整体划为医疗组。从那天起，白红说她经历了一场场前所未有的“搏杀”。

　　“你对‘使命’、‘责任’、‘沉重’、‘果断’这些词平时是怎么理解的？”白红问道，可她没急于让记者回答。她喝了一口茶水后，略有所思地讲道，“上学写作文时我常用这些词，可直到现在我才感悟到这些词的分量……”

　　在医疗组，白红承担的是信息收集、统计、整理和联络等工作，这与她以前的护理工作反差太大了。“刚开始还真有点不适应。”白红说，每天她不仅要收集在京医疗机构及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ＳＡＲＳ临床救治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将这些情况尽快汇编成材料向非典防治领导小组报送，还要及时统计出在京部属部管医疗机构收治ＳＡＲＳ病人的情况、后备收治ＳＡＲＳ病人医院床位的准备情况，有时候还要深入收治ＳＡＲＳ病人的医疗机构进行实地察看、核对数字、了解医务人员防护情况……

　　“没有人要求，可我们像约好似的，每天早晨7点以前就都来到了班上，晚上11点以前很少离开，凌晨一两点下班也是常事儿。”白红说从那天起，她和同事们都进入了忘我的状态。“你相信吗？出台一份文件，从接受任务、专家论证到找领导审批，最后成文下发全国，我们仅用了10多个小时……”白红说：“ＳＡＲＳ病毒逼着我们和它抢速度。”

　　那天上午11点多，她和同事正在忙碌着，领导小组突然通知医疗组，马上拿出有关非典的临床诊断和推荐治疗方案及出院参考标准的方案，并要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下发到全国各地的卫生部门。

　　她和同事放下手头的工作便进入了状态：成摞成摞的材料摆到了桌上，来自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单位的十多位在ＳＡＲＳ一线工作的专家和教授被请来了，大家对方案中的每一条措施、每一个细节开始了紧张的讨论，就连中午的盒饭都是在讨论中吃的……等初步的方案形成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

　　“一做完会议记录，我就一直处在奔跑的状态中。”白红说，卫生部医政司、疾控司等部门的领导都在外面开会，她拿着刚打印出的方案坐上车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找，请领导审阅、签发。方案终于可以下发了，打印成文件后，她开始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新疆建设兵团、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和卫生部直属部门等50多家单位发传真。“发完最后一份文件已是凌晨两点多了。”白红说，“回住处上楼时腿都是软的，开开房门衣服没脱就睡着了。”

　　“第一次接近ＳＡＲＳ病人给了我很大的震动。”白红说，那天是4月16日凌晨1点，她和同事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隔离病区察看有关情况。

　　虽然她事先知道这里的ＳＡＲＳ病人很多，但一进隔离区仍让她瞪大了眼睛：走廊里到处是躺在长椅上打点滴和输氧的病人。听说来的是卫生部的人员，一些病人想起身说些什么但又无力地躺下了，一位喘得很厉害、靠在椅子上输液的中年男子隔着双层口罩向她发出问话，她弯下腰把耳朵贴近，这位病人喘了喘才吐出几个字：“床位，啥时有床位？”白红很清楚，没有床位，意味着这些病人就无法得到很好的治疗。“听到这些，我当时就有一种想哭的冲动，我使劲地向他点了点头。”

　　离开隔离病区后，白红和同事都被一种痛心、焦灼和自责的感觉折磨着。

　　“我无法忘记他们眼里的希翼和悲哀，那是一种对生的渴望和对现状绝望的眼神啊！”白红凝视着手中的那杯茶水，语调轻缓。

　　“这家医院后来被整体隔离了，他们的医务人员就有90多人被感染倒下。”白红说，“也就在这时，我才理解了什么是责任，它意味着自己必须一丝不苟、毫不保留地奉献……”

　　医疗组向全国公布的非典热线电话十分繁忙，白红每天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热线电话和传真机旁度过的。在每天接听和接收的上百乃至数百个情况反映中，哪些是急需解决的，哪些还需印证核实……都需要她去分析判断取舍。白红心里很清楚，特殊时期自己所处的特殊位置和承担的特殊职责，决定了自己在工作中不能有丝毫马虎，“一个不起眼的纰漏，就可能造成不可原谅的严重后果，不经意间漏掉一条信息，就可能会给高层的正确决策带来偏差，甚至‘贻误战机’。”

　　4月12日，一名少数民族群众打来的电话引起了白红的注意。“那人向我咨询ＳＡＲＳ病人死亡后能否按民族风俗掩埋下葬。当时我想，这是一个必须马上明确回答的问题，ＳＡＲＳ传染得这么厉害，病人尸体处理不当，极有可能成为传染源。当时虽然已将ＳＡＲＳ列为《传染病防治法》的管理范围，但尚未明确是按何种传染病种对待处理尸体，因此应尽快出台相关政策。”白红迅速把这一情况写成请示报告呈送了上去。卫生部办公厅和民政部办公厅很快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患者遗体处理和丧葬活动的紧急通知》，看到自己的工作立竿见影，欣慰之余，她心里踏实了许多。

　　内蒙古、山西等地的ＳＡＲＳ病人到北京就医的情况反映也让白红揪起了心：这些病人乘坐交通工具到京求医，作为一个个传染源，其接触人数之多，传播范围之广，是极不利于疫情控制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她当即将情况反映汇集成文报送上去。很快，《关于严格预防通过交通工具传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下发到全国各地。最令她感到高兴的是，国家有关部门下发的停服某些预防ＳＡＲＳ中药的通知，也是她和同事及时上报的部分群众口服预防ＳＡＲＳ中药中毒在北京一些医院就医的情况后起到的作用。当然她也很清楚，卫生部下发的有关“防非”方面的一些文件，是综合了方方面面的信息和意见后拟定的，但这里面毕竟有她的一分参与、一分汗水，她说每次看到这些，再累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北京的工作虽然很繁忙、很紧张，但鹰城的非典防治情况也一直让她牵挂着。

　　白红说，为提高医疗单位对非典型肺炎的防治能力，指导临床医务人员正确诊断非典，及时治疗并有效控制疾病传播，卫生部紧急委托上海市举办了第一期“全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疗省级师资培训班”，还将培训内容赶制成了ＶＣＤ光盘，连夜用飞机运抵北京。医疗组接到光盘后很快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送发，白红考虑到家乡的医疗条件有限，便自费购买了两套光盘，托人连夜送回我市。后来她从电话中得知，就在许多省级部门还没有接到光盘时，我市卫生部门已开始组织医务人员根据光盘进行学习和培训了。“早一天让家里的同行们了解非典，就会早一天更好地做好防护。”提起这个“小动作”，白红显得很自豪。

　　一年的借调期结束了。接受采访那天，是白红回平后自行15天隔离结束的第一天。看到鹰城街头依然热闹不已，白红说她又有了那种久违的安全感。她说：“没有大热天被迫戴口罩的经历，就不会对可以正常呼吸空气产生自由和幸福的感觉。” （记者李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