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红明

　　杨争光最初以诗歌闻名，他的小说《老旦是一棵树》、《赌徒》、《流放》、《棺材铺》深受关注，同时他还在大众影视领域里颇有建树，电影《双旗镇刀客》在日本获奖，《水浒》也出自他的手笔。《收获》杂志2003年第三期推出他耗时二年完成的长篇《从两个蛋开始》。小说以偏僻的乡村符驮村的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为背景，对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进行梳理，可以说是“一个人的编年史”。颠覆了以往的许多成见。小说的结构形式非常独特，是由36个短篇构成，每一个都独立存在，从任何一节都可以看进去，生机勃勃、细致的细节引领读者走入时代的内心生活深处。

　　钟红明：我把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称为“一个人的编年史”。用你自己的目光，把建国以来（包括更早的数年）的历史，用个人的目光整理一遍，并且用小说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野心。什么契机使你萌生了这样的念头？我一直认为，你是深思熟虑后才会动手的作家，而不是灵感冲动型的。

　　杨争光：“一个人的编年史”？我很欣赏你的这个说法。说实在话，这确实是我写这部小说的一个小小的野心。我以为，中国人的历史几千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似乎开始变了。但人的改变不是睡一觉就可以完成的，它需要时间和经历。认真地梳理一下半个世纪之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揣摩一下中国人在经历这些事件中的心思、作为、状态，除了其它意义之外，也应该具有小说的意义。我是做小说的，就用小说的方式梳理了一下。当然，我用的是我的手指头。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工作，我的本子上记了很多东西，这你是知道的。人冲动一下可以接吻，可以做爱，但不可以做一部小说。

　　钟红明：读《从两个蛋开始》，经常有出人意料的感觉，在许多方面，它颠覆了惯常的对这些事件的描述。我以为这是对历史的重新叙述，拨开那些谎言和偏见，打捞出被遮蔽的真实。你曾经说过，小说的不一样，更多的不是外在形式、流派的不一样，而是内容的不一样。人到中年，你看世界的目光是否在改变？形成这样的一些观念，是否也有一个过程？

　　杨争光：肯定有所改变，但不一定是成熟，我很痛恨欺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告诉我自己，你可以接受欺骗，但你必须清楚。清楚地接受欺骗和不明不白地被骗是不一样的，前者说明我的无力，后者则是糊涂。我不能原谅我的糊涂，这是我能做到的。对我来说，读书、交谈、思考，既是了解世界，也是印证自己。我可以识破他骗，但常常被自己欺骗。自骗，就不止痛恨，也很悲哀。如果说有改变的话，就是我对自己的警惕性比过去更高了。我有一个观点：要了解世界，先了解自己；了解了自己，就知道了世界的大半。

　　钟红明：大众媒体如果要介绍你，就是《水浒》的编剧，《激情燃烧的岁月》总策划等等。这十年来，你写影视剧的字数肯定是你写小说的无数倍，也是顶尖高手了。为什么还写小说？为什么完全脱开现在许多作家做的“一鱼二吃”、在写小说的时候就考虑到以后改编的因素，来写这样一部小说？在小说创作和影视创作之间，你得到什么？什么是你失去的？经济上的无忧会带来心态上的自由吗？

　　杨争光：我最喜欢的劳动是小说写作，而不是影视剧。我曾经说过，影视剧的写作只有耗散，没有吸收。我认为，影视和小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所谓的改编都是退而求其次的。“一鱼二吃”的写法我不能接受，但我不反对“一鱼二吃”。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没有“一鱼二吃”的想法。如果有人要把它变成影视的“鱼”再吃一次，我也乐意奉送。我在影视剧的写作上没有失去什么，也许还给我带来了某些好处。经济上的无忧无虑，肯定有助于心态上的自由。说到底，舞文弄墨一类的事情，都是有余裕的人做的。填不饱肚子的人是没法做小说的，也难有做小说的兴致。正在写的《刘邦与项羽》，是我早就想写的一个东西。我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我很欣赏那个时候的人的那种阳刚、舒展、自由的状态。

　　钟红明：你到上海来改长篇的时候，有一个小本子，上面有好多诡异奇妙的构思。前两天和人聊天，说从前经常讨论构思，是种风气，很让人快乐的，现在没有了，再说，在写作资源贫乏的时代，还怕有人把自己的故事提前给写了，这样的事情听说过好多次。

　　杨争光：蛋糕可以批量生产，同样的材料经不同的人的手，可以做出相同的蛋糕。小说不是蛋糕。如果是你的故事，别人就写不了，因为小说不仅仅是故事，还有比故事更重要的东西。以为有一个好的故事就会写出一部好的小说，这是对小说的误会。

　　确实，讨论构思可以滋养小说，也给人快乐。我很怀念那样的时光。可是想想，还有许多更重要、更值得怀念的东西都被我们蒸发了，丢弃了，连怀念都会感到疼痛！扯远了，不说了。

　　我不以为现在是一个写作资源贫乏的时代，就写作来说，只有贫乏的写作者，没有贫乏的时代。大眼睛和小眼睛都闭上了，大叙事和小叙事就都没有了；通常的情况是眼睛都睁着，却没有聚焦，农村人把这样的眼睛叫“磁眼窝”。“磁”是滞和乏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