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议·关注“浙江省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辞职下海”现象

　　显然，吴敏一的离去，更具有“例外”的象征意义：他不是被动的离职，而是主动的，不是临退休满30年工龄的“晚退”，而是“早退”。为什么吴敏一要这样“迫不及待”地“退”下来呢？———为什么做出与其“晚退”不如“早退”，与其被动地“退”不如主动地“退”的决定呢？

　　反思之一，现行的领导干部选拔机制是否能满足一些有才华的年轻干部成长的要求。吴敏一曾说，自己辞官的念头是今年2月温州市长改选时产生的，当时自己是市长候选人之一，如果当选了，就继续在温州干，如果落选，就辞官下海。（《文汇报》4月15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也多次对目前领导干部的选拔机制提出了批评。因为现行的领导干部选拔更多地受到权力、人情等因素的干扰，不是把人才置于民主选拔的环境中，而是按照某些领导的意图，按“既定”的原则进行考核提拔的。现行的领导干部选拔考核机制实际上暴露出行政体制改革的速度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温州等地尤显突出。

　　反思之二，官员的价值观念是不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发生了变化。长期跟市场经济打交道，作为商人的“良师益友”，官员的思想观念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官场上的规章制度、组织原则、等级制度等，已经跟一些官员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冲突，比如说，金钱观，官场讲的是奉献，商场要的是利润，官场以奉献的大小来衡量或决定官员的仕途命运，而商场则是以利润的多少决定商人的经济命运。比如说个人价值的实现，官场是以权力大小来衡量，讲的是要带领人民致富，但是有些地方官员马上发现，人们致富了（如吴敏一身边的商人），而自己却清贫（相对而言）。商场，是以财富的多少来衡量。当官场的权力衡量标准与财富的衡量标准发生矛盾时，也就是说，当地位的升迁远不如财富的增长速度即权力远没有财富有诱惑力时，这种标准或价值观念就会失去支持力。

　　反思之三，现行的领导管理机制是否制约一些“思想”“前卫”的知识型领导观念。比如说在温州流行的“一家两制”，即先生在政府部门工作，妻子下海经商，这种“现象”显然违反有关规定，有悖于官员与商海之间的“隔离缓冲”原则，这个原则中央曾经三令五申过。但吴敏一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先生从政妻子能不能经商，而在于法治建设，将“公权”和“私权”界定清楚，如果市场透明度不高，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官员的权力就会出现资本化。甚至，政府领导与商人之间的距离，政府领导跟商人是不是朋友关系，都不是关键问题，而在于政府是不是真正是“有限的政府”，是不是“适度的政府”，政府的公权力是不是一种被公众监督和法律约束的有限权力。吴敏一说，当社会资源是以市场配置为主而不是以权力配置为主，那么官员下海与官员亲属经商又有何妨害呢？这暴露出现行政府管理体制与市场关系的深层次矛盾，政府一方面要培育、发展、完善市场，但是又要使每一位官员远离市场的主体，甚至要割断自己的亲属跟市场的关系。

　　吴敏一的下海，是温州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温州的经济发展早已突破“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之争，这必然对官员的价值观念、人生观乃至仕途观都会产生强烈影响。吴敏一下海只是这种影响的表面现象，而最深层次的恐怕是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潜移默化影响。　□雪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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