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

　　“9·11”刚发生时，美国人说，“一切都改变了”。一切真的变了吗？

　　在此之前，“9·11”只是美国报警电话号码，如今已经成为“恐怖事件”的代名词；“9·11”之前，美国国内还是一个蛮安宁的国度，可以说对百姓不设防，如今却令世人忧虑与不安。

　　美国的“自由与民主”曾使得每一个美国人深以为傲。它在国家层面相信权力制衡，在社会层面则倾向于信任个人。然而，“9·11”却迫使人们重新在安全与自由之间寻找新的平衡。一系列的论证和反思之中，导致安全遭受威胁的原因慢慢地被归结为开放社会本身。无论是政治家、媒体，还是普通百姓都在努力试图证明这一点。据《纽约时报》不久前报道，一个以伦敦为基地的研究公司指出，未来12个月内最可能遭到恐怖袭击的186个国家中，美国排名第四，而处于封闭社会的朝鲜则是倒数第一。于是，美国收紧了安全网，不再敢麻痹大意。

　　“9·11”事件爆发后，即便美国的敌人，后来被美国列为“邪恶轴心”的伊拉克、古巴、朝鲜等都对美国表达了同情与哀思之意。法国《世界报》社论更是喊出了“我们都是美国人”的口号。事件一周年之际，世界各国纷纷以不同方式纪念，法国总统希拉克亲往美国驻法使馆悼念……

　　然而，时过境迁。“9·11”两周年的时候，美国陷入伊拉克泥潭不能自拔，一步步脱离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变的只是美国！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9·11”利用了美国，还是美国利用了“9·11”？

　　我们应该诅咒“9·11”，因为它使数千名无辜平民瞬间化为尘埃；我们更应该诅咒“9·11”，因为它给了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以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建立所谓的“新帝国”。

　　“9·11”的真正悲剧

　　伊拉克战争后，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是一个超级大国利用了“9·11”事件。新保守主义在利用“9·11”这一理由去达到其往日想达到而没法达到的“神圣”目标，实施所谓的“新美国世纪计划”。

　　现在的情形是，即使是美国国内，也有许多人认为，布什政府从签证到实施黑客帝国计划，正在将美国变成封闭社会，从而违背美国立国之理念。美国前副总统戈尔8月7日在纽约大学发表演讲，猛烈抨击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他说，许多美国人有一种共同的感受，即我们国家一些非常基本的东西正走上歧途，一些非常重要的美国价值观念正面临考验，他们想改变这种情况。

　　另据英国《泰晤士报》2003年8月9日报道，“金融大鳄”索罗斯为了将布什拉下马已经捐款1000万美元。因为他认为，布什对开放社会的价值观构成了威胁。他说，“世界的命运取决于美国，而布什总统正领导我们向错误的方向发展。”他认为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美国领导一切而全世界紧随其后的帝国主义幻想”基础上的，这一政策“对国际合作有着根深蒂固的厌恶”，注定了美国在国际社会终将孤立。另外，他认为伊拉克战争之所以打响是因为许多议员害怕受到“不爱国”的指责，所以宁愿保持沉默或支持布什政府也不站出来反对，这一倾向是危险的。他在网站上对布什政府利用虚假情报将整个国家导向对伊拉克的战争提出了激烈抨击。他认为，这是国家高层人士将美国社会引向封闭的做法。

　　开放社会是美国繁荣的保障。7月底，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就反恐法案，包括“9·11”后不久通过的《爱国者法案》违宪提起上诉，其理由有妨碍隐私权、违反正当法律程序和违反言论自由三点。看样子，三权分立中的一极——联邦法院将不再沉默。美国国内的政治钟摆将会因此恢复常态吗？人们正拭目以待。

　　但是，令人忧虑的是，在国际层面上，美国从全球化抽身的速度也在加快。

　　2003年9月11日，在墨西哥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五次部长级会议上，世贸组织自1995年成立以来第一次批准最不发达国家“入世”。和联合国一样，多边体系对美国的效用日益降低，而成本日益增加；笃信实用主义的美国越来越不感冒世界多边贸易体制而是在根深蒂固的重商主义传统驱动下，热衷寻求地区和双边的贸易安排。

　　布什总统于9月3日签署了美国与智利和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布什总统表示，他充分期待着签署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并且提到了美国正在同澳大利亚、摩洛哥以及五个中美洲国家、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国家等进行的贸易谈判。对于这些双边的贸易安排，布什同样是以热情洋溢的声音宣称，这样的自由贸易协定“是向全球的更加繁荣、民主和安全迈出的步伐”。

　　美国国内不断有声音主张美国退出全球化。人们不禁要问，当今世界的惟一超级大国是否会成为全球开放社会的保守力量？美国自身莫非要成为全球开放社会的敌人？

　　我们应该诅咒“9·11”，因为它使数千名无辜平民瞬间化为尘埃；我们更应该诅咒“9·11”，因为它给了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以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建立所谓的“新帝国”。后者才是“9·11”的真正悲剧。“9·11”发生两周年里，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但美国“寻找敌人－制造敌人－因为敌人”的逻辑依然。

　　寻找敌人：布什在路灯下找恐怖分子

　　西方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一个人在路灯下找他丢失的眼镜。别人问他，你的眼镜是在这里丢的吗？他说不是。人家奇怪地问，既然不是在这里丢的，那为什么你在这里找呢？他回答说，因为这里有路灯，看得见。

　　这则笑话是对西方思维方式的一种嘲讽。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就是典型的路灯下找眼镜的行为。美国至今也没有找到基地组织策划“9·11”事件和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凿证据，只是因为基地组织和萨达姆在美国心目中是万恶不赦的敌人而处于路灯下面。

　　据《布什的战争》一书透露，“9·11”事件后不久，拉姆斯菲尔德就同时锁定阿富汗与伊拉克作为报复打击对象，只是迫于两线作战而听从了鲍威尔的劝告先收拾塔利班。因此，萨达姆的命运其实早在“9·11”后不久就定了。推翻萨达姆政权是布什政府的既定方针，所谓的“邪恶轴心”论和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不过是做戏。布什政府所思所想的就是干掉萨达姆，实现伊拉克政权的更替。因为在美国看来，伊拉克专制国家的属性，赋予了美国使用战争、暗杀等等手段的合法性。

　　美国最杰出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深刻揭示美国的这一理念———“暗杀政治领导人的行动是一个简单的战略。……这一战略是基于根深蒂固的美国信念：敌对国家本质上是由其邪恶政府控制的仁慈民众所组成。他们认为，除掉邪恶领导，善意的力量就会占上风，战争也将很快结束。”书中还写道，“大多数人更愿意把本国与敌国间的战争看成善与恶的较量，认为自己站在天使一边，而对手与恶魔为伍。因此，领导者常把战争描绘成一场道德十字军讨伐或意识形态之争，而不是为权力而战。”因而打击伊拉克是美国以“新眼光”看待老问题；情报门事件就因这“新眼光”而起。

　　人们有理由担心，基于如此理念的美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忍耐底线明年大选后还能撑多久？

　　制造敌人：“9·11”不过是“冒烟的枪”

　　美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其特殊之处正在于美利坚民族其实并不存在，它是美国在面临主要敌人时塑造的一种身份认同。从《独立宣言》视英王为敌，到门罗主义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美国一直是靠区别于“老欧洲”来塑造“新大陆”的身份的。美国成为世界大国后，敌人的观念于是转化为霸权的理由。除了自身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超级实力（硬权力）外，如果要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美国还需找到全球霸权的着力点，即在世界上扛什么旗以确立其领导地位，体现其软权力。

　　冷战期间，美国是靠高举西方自由主义的大旗对付共产主义敌人而成就其世界霸权的。但正如法国前国防部长让－皮埃尔·舍韦纳芒指出的，“美国和欧洲在历史上属于同一个‘个人主义文明’。因此只存在着一个‘西方’文明，但从政治上来看‘西方’这个词往往掩饰的是接受对美国的某种隶属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苏联的消失迫使美国开始在全球寻找新的敌人；如果没有，便制造出敌人形象。于是“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等一度甚嚣尘上。“9·11”的哀鸣与瓦砾中，真正的敌人出现了。布什政府于是就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正义”的旗帜，在事件发生后的第9天斩钉截铁地宣布——“不论是把我们的敌人带到正义面前，还是行正义于敌人头上，正义一定会得到伸张。……现在每个国家都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与恐怖分子同路。”

　　伊拉克战争其实早已戳穿了“正义”的谎言，使美国非敌即友的黑白标准碰壁。可是，直到不久前发生的伊拉克恐怖袭击事件，布什还在重弹恐怖分子对抗文明世界的老调。

　　敌人已经找到，而且名单越拉越长，但是要明目张胆向敌人开火，布什政府还要找到“冒烟的枪”。于是便有了情报门事件，有了一系列令世人匪夷所思的反恐战争扩大化和建立“新帝国”的征程。

　　英国前环境国务大臣迈克尔·米彻在最近的《卫报》上撰文戳穿“反恐”这一“皇帝的新衣”，其中隐含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反恐战争的一种另类解读：如果没有“像珍珠港事件那样的灾难刺激”，美国就难以实现此后半个多世纪成为“世界主宰”的愿望；依此类推，步入21世纪的美国期盼相似“刺激事件”的发生，而“9·11”事件则正中下怀。

　　有意放大灾难效应的情形，“9·11”事件并非首例。珍珠港事件就是一个先例。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国内，尤其是国会山，仍然沉迷于孤立主义气氛中，于是在已有情报显示日本会对美国的珍珠港进行偷袭的情况下，罗斯福总统并没有下令让美国海军进入警戒状态，而是以血淋淋的事实唤醒了国民和国会最终同意美国正式参加二战。当然，这是仅从美国的处事方式及逻辑而言的。从性质上看，参与二战与发动伊拉克战争有着本质的不同。

　　因为敌人：非对称性时代的谎言

　　“9·11”事件的最大遗产是唤醒了人类的悲剧意识。核大国使用核武器的门槛在不断降低，弱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冲动空前增加……在这一系列的迹象面前，人们曾经熟悉的世界变得危险了而不是更安全了。

　　“9·11”事件后，人们纷纷质疑“国际政治其实就是大国政治”的论断，断言我们已进入非对称时代，反恐战争重新塑造了大国关系，使之走向协调，超越了对抗的旧逻辑。朝核危机的经验也似乎表明，如今的小国往往能够牵着大国的鼻子转。

　　稍加思索便可发现，这些都是假象。美国的力量优势已到了史无前例的局面，怎么会为恐怖主义全力以赴呢？其全球军事部署的重新调整、庞大的军事变革计划，无不着眼于应对传统大国的挑战。它所谓的“反恐”，不过是强势力量的话语霸权。正如现实主义的奠基人、英国的E·H·卡尔所说：“英语民族国家不愧为在善良的外衣下掩盖他们自私的国家利益的艺术大师。”

　　恐怖分子也好，朝鲜核危机也好，目的都是要招惹或报复美国、吸引美国注意力——他们完全是被动的，甚至是无可奈何和无所选择的；美国如何作出反应，完全是美国当局自己的事，主导权仍然在美国手中。两年来的“反恐”实践表明，美国是在借“反恐”之机调整与其它大国的关系，缔造所谓“有利于自由的均势”（赖斯语），以“反恐”为名追求绝对安全——但正如《大国政治的悲剧》所言，绝对安全只有全球霸权方能获得；于是美国以反恐战争追求绝对安全的目标，无非是在新的历史机遇期确保其全球霸权地位。

　　世界的逻辑依旧。“9·11”只不过作为插曲，使传统大国政治悲剧的逻辑演绎显得更具隐蔽性和戏剧性。我们仍然生活在现实主义的世界中。在历史老人的眼中，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9·11”后“一切都改变了”也不过是一句真实的谎言。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