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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西里遇难志愿者跟踪调查日记(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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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9日10:58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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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格尔木12月9日电(记者朱建军)12月8日 管理局、索南达杰保护站共守一片家园
12月8日,当记者赶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时,站上今年最后一批志愿者因为参加冯勇的遗体告别仪式还没有从格尔木回来。可可西里管理局的巴德一人在守家。他说,自从冯勇遇难后局里就派他和局机关的厨师一起到站上帮助新来的志愿者开展工作。
这次环保志愿者遇难之后,一些媒体和环保人士致电可可西里管理局询问有关事宜。其实,许多人并不了解,可可西里管理局与索南达杰保护站不属于同一机构。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可可西里时有图谋暴富者盗猎藏羚羊的枪声。在藏羚羊濒临灭绝的哀婉泣叫声中,青海省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1992年应运而生,在可可西里几年艰苦工作卓有成效,但自身困难重重。治多县财政长年靠上级政府补贴,能够提供的资金有限,西部工委没有正式编制,装备东拼西凑,相当一部分经费来自各界捐款。
1994年1月18日,西部工委首任书记索南达杰在与盗猎分子搏斗中壮烈牺牲,妹夫扎巴多杰继承索南达杰遗志,就任西部工委第二任书记,报请上级批准后重组西部工委,并将队伍命名为“野牦牛队”,希望队员们像野牦牛一样坚韧、勇猛、能吃苦。
几年来,着装不整的“野牦牛队”队员怀揣几个人合用一支的自动步枪,开着破旧的吉普车巡逻在可可西里无人区,自成立至撤并,共破获盗猎案件数十起,查缴藏羚羊皮近万张。1997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成立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可随后3年,“野牦牛队”与管理局并存。
1997年底以长江源生态保护为已任的绿色江河会长杨欣,通过社会捐助和义卖书建立起中国民间第一个自然站,其保护站就以"索南达杰"为名,以誓保护可可西里的决心。"野牦牛队"与管理局并存的这三年中,因队员大都是招募来的社会人员,所以界乎于民间和官方之间,这支队伍与索南达杰保护站关系甚密,一度让人理解为同一组织。
1998年扎巴多杰意外身亡。但“野牦牛队”与保护站关系依旧。2001年初,根据青海省政府决定,“野牦牛队”撤消,其中24名成员归并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保护区实现统一管理。保护区随后建立了格尔木、五道梁、不冻泉、沱沱河和赤麻河等五个保护站。
冯勇遇难后,部分媒体记者纷纷指出可可西里管理局与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在可可西里的生态保护上有隔阂。为澄清事实,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联合召开了一个新闻通气会。管理局局长才嘎说,政府管理机构与民间环保组织同时存在,加强了可可西里地区的资源保护力度,管理局和保护站的目标完全一致。杨欣负责的绿色江河及保护站对保护可可西里、保护三江源区的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并且留下了非常珍贵的生态资料。
才嘎说,杨欣与索南在达杰保护站从未在可可西里开发过资源,捞取过任何利益,没有挖过金子、开过矿、捞过囟虫。绿色江河虽在四川办公,可保护站凡是每次活动都会把信息传到管理局,每年的工作计划也是经管理局同意并认可了的,索南达杰保护站的环保志愿者在工作范围内没有违法乱纪的问题,他们在进入保护区考察时都要先到管理局申请,都是在许可的情况下进入的,他们不仅是民间环保志愿者,他们也是可可西里的环保志愿者,是中华民族的环保志愿者。
他说,管理局与保护站根本没有任何利害冲突,他们的目标一致。一些说他们之间有隔阂的人纯属造谣,这些人别有用心,最终不利于可可西里的环保事业,不利于整个民族的环保事业。可可西里管理局以前是、以后还将是与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一同发展。民间环保组织会对政府管理机构提出合理化建议,达到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目的。
负责筹建索南达杰保护站的杨欣说,从志愿者机制建立以来,可可西里管理局就派驻人员共同管理保护站的日常工作。冯勇遇难当天,管理局派出6名干警前往救援,此后又将工作人员派到站上协助志愿者继续开展工作,在遇难者后事处理上,管理局也是处处帮助保护站安解决困难,充分体现了官方管理机构对民间环保组织的支持和帮助态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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