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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76年，农历丙辰年，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极为特殊的一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现已72岁的汪文风老人没有想到，冥冥之中，他已同历史牵手。
1978年12月，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制造十年动乱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案件，交由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审理。 这次会议之后，汪文风被安排的工作岗位是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但他没有走马上任，而是直接进了审理江青集团案件的中纪委第二组，出任副主任、审讯组组长。 秦城监狱位于京城北部。“文革”中，江青的一句话，就使多少党的高级干部、老红军、高级民主人士在此遭受迫害。她没有想到，有一天她会成为这里的“长住人口”，并在这里了此一生。 汪文风说：“江青给人的印象是对仪表很讲究，她的头发浓密、乌黑，并不是社会上所流传的秃子，戴假发套。不过，与江青接触，她的作派、举止，总是让你想起她曾经是个演员。譬如每次来谈话，她都是一手抱着一叠材料，一手拿水杯，然后把材料放左边，水杯放右边。坐下，先仰头向后捋捋头发，再用双手在眼鼻之间按摩几下，最后抬起下巴，对我们说：‘开始吧！’就好像她在主持会议。” 汪文风说，第一次谈话，双方就“过招”了。“谈话一开始，我告诉她，党派我们来审查你的问题，你要把自己的罪行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交待出来。江青看我们是新人，就摆谱儿端架子，眼睛半睁半闭地说：“你们要问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吗？告诉你们吧，我所参与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务；我所经历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治生活，是高级政治人物的活动。这些，你们能问吗？敢问吗？我说出来，你们敢听吗？这一切，你们敢管吗？敢吗！敢吗！敢吗！”气焰十分嚣张。当时我想，不灭掉她的威风，这谈话还怎么进行下去呢？我严厉地叫了一声：“江青！”令她一震。我说：“我们，是中央派来审查你这个案子的，这一点你首先必须认识清楚。因此，有关你和你的同伙的一切罪行，你都必须老老实实地交待。你不交待别人要交待，别人交待了就不算你的了。凡是涉及你们罪行的一切事件、一切人物，所有情节，我们都有权利问，有权利听，有权利管。”这一下，才算把她的气焰压下去了。 “江青的另一个伎俩，就是抬出毛主席来吓唬人。譬如她说：‘你们总说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热爱毛主席的，可是，你们见过几次毛主席呀？你们了解毛主席多少？你们接近过毛主席吗？我，哼哼，再不肖，也跟毛主席生活过三十八年，三十八年哪！’” 张启龙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成员，红军初创时期的老干部，在延安任高级党校一部主任，是江青的老领导和教师。那年张老已经80多岁了，去秦城见江青，想告诫她实事求是地认识“文革”造成的灾难。刚一开口，江青就突然蹦起来，举起拳头高呼：“打倒走资派！我就是要打倒你这个老走资派！”以张老的革命经历，叛徒、特务的帽子都扣不上，她只好这样骂，并疯狂地往老人身前扑。几个女警卫进来抓住了她，她又蹦又喊，就像大杂院里的泼妇。 江青在秦城监狱的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她这个罪犯的待遇要比“主审”的待遇好上许多。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物质还很匮乏的情况下，她的伙食标准：每餐一荤一素一汤，每周二次牛奶、二斤水果，一顿饺子，雪白的馒头、米饭随便吃。 72岁的汪文风老人认为：“江青是个怪胎，想自己上台当女皇。”汪文风说他见过江青那件法国式样的“皇后袍”：黑纱、银色亮点，其裙裾要4个人才能拖起。“听人说，那是准备在正式场合、隆重的仪式上穿的，是请天津的能工巧匠制作的，工艺精良。”不过，这件华服她没来得及加身，就像西谚所说：本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但是，她毕竟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行走了10年，颐指气使、权倾一时，残害忠良、指鹿为马……多少人敢怒而不敢言，又有多少人不敢怒亦不敢言？民主与法律被踏上千万只脚的10年，正是江青登峰造极的10年，特定的历史给了她特定的空间，不过这空间不是无限的，那空间的上限是：公元1976年，农历丙辰年。（李俊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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