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中白狼:嗷~~~~~~呜~~~~~~
主持人林白:各位网友晚上好，欢迎参加每晚19点35分开播的“名人有约”节目，今晚《上海周》的系列专题节目，嘉宾是著名作家余秋雨老师，他将告诉我们什么是“上海的文化”。首先请问余老师，您作为文化人，如何看待这次上海申办世博会获得成功呢？
余秋雨: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我家的窗口下面就是世博会即将动工的场馆所在地。离此不远就是一百多年前上海早期重要工程的所在地，这两块地方靠得那么近，概括了中国从一个奋起起点到一百年后辉煌的过程。我每天站在窗口，感受着历史的漫长。申博的成功给我以感触，这是一个历史的答案。
林白:余老师，今天我们邀请您主讲“上海的文化”，其实许多人都认为上海是一座商业味道特别浓、市场经济极为发达的城市，但似乎并没有多少文化底蕴的积淀，您作为一位上海的作家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呢？
余秋雨:文化的特点就是不能从表层来看，文化都是潜伏在深处的。上海现在所出现的景象与她在灾难的岁月里生存的潜伏密切相关，我们要寻找她潜伏了什么。希望网友可以注意到这么两点，第一这是万里长江的入海口，长江文明归结性的优点在这个入海口处有比较充分的体现，这也是上海的第一个文化特点。
第二个特点，上海在明朝后期就出现了一个重要人物叫徐光启，他既是明代的高官，又是儒学培养出来的文化人，同时还是一个最早接受西方文明的天主教徒。徐光启先生的知识结构令上海有了最初的文化奠基，所以上海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她是最早接受西方文明的地方。
一个是长江文明的归结处，一个是西方文明登陆中国的最初的一个汇集地，两点结合在一起，构成上海文化上的优点。经济结构是在文化深层结构外面的表现，我们不能将其看成是上海文化的全部，在她的深处还有潜藏。这是我对上海文化深层埋藏的认识。
T：今天出版的《南方周末》说到上海应该成为“大上海”，余老师对这个提法怎么看？
余秋雨:这其实是我最早提出来的一个口号。我其实不是上海人，是浙江人，从浙江到上海，所以我有一个客观的视角。十年前我写了一篇《上海人》，当时的上海人几乎被全国人民骂，觉得上海人小气、窝囊、自以为是、好高骛远、瞧不起别人等等，我这在篇文章中告诉上海人，这些毛病都是有的，你们不要为自己辩解。但是我也告诉其他地方的人，上海这种城市在走平路的时候很不像样，但是只要有台阶需要跳的时候，她会很像样，上海人只怕没有台阶。如果改革开放的机会和力度出现在上海，上海一定会表现出色。当时的上海市长、现在的朱总理要上海市的干部反复看我的这篇文章，我当时既鼓励上海又批评了上海。我当时提醒上海人，一定要从小市民变成大市民，要把被小市民作小的上海重新变成大上海。大上海有两个概念，一是高等级地向国际开放，二是高等级地向国内开放。大在何处？大在度量、大在眼界、大在规模、大在不排他。现在各位网友如果有机会到上海走走的话，会发现上海人不那么排他了，并不完全是他们改好了，而是小市民已经被搁置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了。如今新一代的创业者已经走到上海的中心，很多重要岗位的干部在提拔的时候都需 要有重点院校的博士或硕士学位，他们中的80％以上都是外地的学生，成绩非常好，如今他们正掌管着上海的很多重要项目。当年的小市民也不能怪他们，因为在没有改革开放的时候，脑子管用、空间很小，于是脑子用得不是地方，就成了小市民。所以我非常同意美国的一位学者的话，他讲小人和小市民是一样的概念，而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消灭小人。那么什么叫伟大的时代？那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那就叫做伟大的时代。那么什么叫大城市？就是谁也不把小市民放在眼里的城市，那就叫做大城市，上海面对的就是如何从那些斤斤计较、不讲文化等级的小市民的汪洋大海里面摆脱出来，面对真正的国际、面对真正的全国、面对一切来到上海的优秀人才，这个时候上海就成为大上海了。
林白:第一次听到对于上海这个城市如此精辟的描述！
B：余老师，我觉得上海现在之所以能够发展得这么快，并不是因为她继承了中国文化的某些优点，而是因为她有所谓洋人的底子，您觉得呢？
余秋雨:洋人的底子是有的，但并不完全是洋人的。有我所说的徐光启第一代接受西洋思维的底子，更有后来二三十年代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地方被北洋军阀统治，局势很不安全，于是很多杰出的学者都纷纷逃到上海避难。到上海避难的原因有两个，第一租界的法律可以使他们躲避当时中国的一些不讲道理的法律。这个不讲道理的法律开始是清王朝的法律，后来是北洋政府的法律，当然后来还有国民政府的一些不好的法律。租界的法律比较好，于是许多中国的传统学者来到租界，一些革命者也逃到租界。第二，上海有比较早的文化产业，比如像商务印书馆，使这些学者来到上海之后就可以把自己的文化思考变成文化的作品流传于世。由于这两个原因，上海集中了大量的文化经营，包括人在外地而他的作品却在上海出版，这也构成了上海文化精神的一部分。所以像鲁迅、茅盾这些现代文学的大师往往在上海，再老一点像章太炎先生也在上海，传统文化的很多人都在上海逗留，造成国学与西方文化的大汇集，这些决不仅仅是洋人的底子。这是现代上海文化研究中经常缺乏的一环，人们一谈上海文化往往想到海派文化，这就讲浅薄了。因为在讲上海文化的时候你如果忘记了商务印书馆、忘记了章太炎和鲁迅，那就太浅薄了。
WPH666：余老师，我一直觉得您的名字本身有几分苍凉，请问您的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余秋雨:没有，我是秋天下雨时生下来的，我不识字的祖母就根据天气和季节随口叫了我的名字。我的妈妈是有文化的，但是按照当时当地的婆媳关系，我的妈妈刚嫁过来才一年，还没有取得发言权，而我的父亲当时在上海工作，也没有发言权。所以我的祖母决定了我的名字，祖母自己还没有把握，她希望天晴雨后，请附近庙里的和尚给我取一个名字。雨后天晴，和尚给我取的名字叫长庚，祖母觉得很好，但是觉得村里已经有两个同音的名字，所以就继续叫她给我起的小名----秋雨，于是我的这个名字就留下了我出生那天的湿润。
HAZ77：余老师我一直是您的崇拜者，今天很高兴与您交流。我有一个苦恼，自从爱上您的散文之后，我倍感心灵的孤独，因为只有你的散文才能让我倾泻心灵的感受，除此之外我感到没有知音，您说我该怎么办呢？
余秋雨:首先我非常感动，我过去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孤独阶段，在一个阶段里只爱看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的文章，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然后随着阅历的提高和人生结构的变化会有转变的。但是我想不必为这样的现象而苦恼。你这样朋友的存在，在我看来是我写书的动力。其实我写作的时候，并不是面对着所谓的广大民众、广大文人。不是！我其实每天晚上写的，就是写给你这样的我的知音看的，所以我才会写得比较动感情。如果变成我给所有文化人的表演，我一定写不出这样的文章。
YSD：余老师，您的那本《文化苦旅》对于我的影响很深，我想知道当时您写这本书的时候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呢？
余秋雨:我非常热爱我们的中华文化，但当时这种热爱却被许多苦难所包裹。这种“苦中的爱，爱中的苦”是无法用论文来表达的。我是写学术论文的人，我觉得需要给我一种体验去表达“苦中的爱，爱中的苦”，所以我用实地考察中华文明的方式，边走边写，写出了这本书。当时的这种行为是非文坛式的，我完全是远行以后才产生了灵感。非常感谢这位网友对我初学散文写作时作品的喜爱，你是我的知音。
ASD：余老师我很想知道，《文化苦旅》中提到的地方您都亲自去过吗？
余秋雨:当然，我不仅亲自去过，我去过的地方是《文化苦旅》提到的十倍不止。很多走到的地方并不会写，这跟《千年一叹》不一样，但是我到过以后，如果过了半年我居然还记得，一年之后在我的心头还挥之不去，这样的地方我就有可能第二次再去，然后把它写出来。所以我写的只是我到过地方的十分之一。
BOBO：读《千年一叹》时我想哭，看《行者无疆》时我想笑，但都没有《文化苦旅》来得感人，余先生您是如何看待自己这部著作的呢？
余秋雨:这位读者的感觉和我写作时的感觉完全吻合。之所以有不同的感觉，原因是《文化苦旅》时期“苦中的爱、爱中的苦”终因中国的发展速度和我自己视野的开阔而有所改变。这不是写作方法的问题。我现在站在中华文明的立场上，看待中东和南亚的灾难的时候，也有眼泪和叹息，但那确实不太感人，只是眼泪和叹息。当我站在中华文化的立场上，来看待对我们一直不太理解的欧洲文明的时候，我会一直想笑，因为我知道他们是怎么从宗教裁判所和海盗行为的黑暗时代慢慢转过来的。所以我已经摆脱了《文化苦旅》时代的那种忧愁状态，现在确实有一种超越国界的悲天悯人的视野。
ROGER：当初我用三个下午的时间站在书店看完了您那本《千年一叹》，现在我想知道您花了多少时间把这本书写出来的？
余秋雨:这是一本传记，我写了五个半月，一天也没有惰工。这本书我非常珍惜，因为它确实是以生命的代价换来的。这本书至少是在整个亚洲最早宣布巴基斯坦、伊朗和阿富汗几千里的边境将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地区，而且我在书里反复地说，一切都迫在眉睫。日本和韩国以最快的速度翻译了这本书，“9.11”事件后又出了新版，序言里说这是亚洲最早发现恐怖迫近的一本著作。
SISCI：在您写过的众多著作里，你自己比较偏爱哪本书呢？
余秋雨:我哪本书都喜欢。但是我个人可能比较偏爱的还是后面几本，即《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因为这是行为艺术，跟我原来书斋式的写作完全不一样。其实《文化苦旅》已经是边走边写，但最后两本书更彻底地体现出了一种行为艺术。我现在如果坐下来，每天自己要翻看的一定是《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因为这两本书引起我很多的回忆，带我回到很多惊心动魄的现场。
陶陶：很想知道您作为一位著名的作家，最喜欢读什么类型的书呢？
余秋雨:我非常喜欢读我所不熟悉领域的、有专业知识的书，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些书一定不能写得枯燥无味，一定能够抓住我的感觉。所以最近中国书协让我向读者推荐十本书，我推荐的七本都是科技书，这七本书基本都是外国人写的。我觉得在学术领域里，外国人写的书比中国人写的要通俗，我所谓通俗是指更容易与人交流。
ZZF123：余老师您近期有没有什么计划再次远游呢？
余秋雨:我最近婉言谢绝了凤凰卫视再度邀请我参加非洲之旅的行动，但是我有可能参加他们举行的成吉思汗之旅。原因是我所寻找的是大文明，所谓大文明是指曾经影响过全人类的那种文明。相比较而言，非洲的文明不是不重要，而是和我以前的考察对象相比小了一点。成吉思汗却是大的文明。
易水残生：我读了您全部的书，想请教您，您觉得中国文化是应该继续发扬还是断然转向呢？这是否也是您在寻找的答案吗？
余秋雨:是的！正是我在寻找的答案。但是我现在觉得刚才您所提供的两种方式都是极端性的方式。完全继承和断然转向两者都是极端性的，而任何良性的转型都不是极端性的。我们可以看看欧洲的文艺复兴，它复兴的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但是这个复兴肯定已经和古希腊、古罗马有根本的区别，因为它带来的不是古代社会，而是近代社会；启蒙主义也是如此，他们张扬了很多古典艺术，但是这种张扬是推到现代社会的基本法则上去了。所以中华文明一定要进行受到当代全人类价值原则影响的重新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保留我们最优秀的东西，也就是中华文明在古文明中唯一没有消亡的那种积极因素，然后再把这些因素贡献给人类文明。也就是说它的出发点和它的归结点都是人类的问题。这中间要做的是把传统当中优秀的部分选择出来，发扬起来，需要社会的发展和年轻一代人起来才能把这件事做好，不是几个老学究在书斋里争来争去可以争得出来的。
ADIRAIN：想知道您一般会在怎样的环境下来进行写作的呢？
余秋雨:我写作的条件其实很不讲究。写《千年一叹》的时候，吉普车的车轮，土碉堡断裂的围墙，都可以作为我的写字台，在埃及的沙漠我把膝盖当成写字台。但我有两个小讲究，一个讲究就是在我的心中没有巨大的感触，没有让这个感触沉淀的时候我不会写作；第二，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多么艰难，我的心一定得在彻底静得下来的时候才可以写作。其他像房间、稿纸、钢笔之类的物质条件都没有什么要求。
拈花一笑：请教余老师，老师、学者、作家、文化评论家这几个称号里面，你最愿意接受哪个呢？
余秋雨:我现在比较接受的是“旅行家”，你都没有提到，在提到的这几个称呼里，我比较喜欢“老师”，我的好多学生非常成功，很多学生的成果都超过我，他们都不断地叫我老师，所以老师这个称呼大概是逃不掉的了。
毛毛：余老师我是您的忠实读者，我女儿也是。她以前看了不少书，但是写作方面进步不大。但自从读了你的书之后，写文章真的有长进。您是否愿意为孩子们写一些文章呢？
余秋雨:最近在写传记的过程中，我顺便回了很多青年人的来信，包括中学生、大学生，每天出版社给我转来很多信，其中很多信非常有价值，使我了解到当代青年迫切需要解决的在文化上、在人生上和在写作上的一些问题。我现在这种年龄不太可能写童话，但我可能给孩子们写一些信。很多校长希望我可以跟中学生接触，我现在拒绝了很多的学术报告，但是中学生的事情，我倒是一般不拒绝。我曾经给北京的八中、一中作过报告，我还作了大连八中的名誉语文老师，他们要我作名誉校长，我说我又不来上班，作什么名誉校长？只能是名誉老师。
林白:这个学校能有您这样的语文老师，实在很幸运。
余秋雨:我给他们上过课的。
SHM：余先生，我读过您著作，感觉您总在讨论人性、文化这些很大、很深的话题。那么您能否直接告诉我们，在您的心目中究竟什么是文化呢？
余秋雨:文化这两个字全人类广泛公认的定义有280多种。很抱歉我现在很难选择其中一种定义，因为很多东西我都接受。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我秘密喜欢的，不全面的结论。我喜欢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的一句话，“文化的最后沉淀物是人格”。我解释一下，比如中国文化不完全表现在我们能背多少唐诗宋词，而表现在它沉淀成了今天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优缺点都在里面，所以我对文化作人格意义上的界定。另一方面，我把文化又看成是一种广泛的生态。比如刚才说上海的文化积淀比较少，可能指的是学者的多少。其实上海的文化表现在上海人日常的生活、工作、方式当中。这样的话，我可以告诉各位网友在高层次上我把文化看成人格，在低层次上我把文化看作生态。
文盲：想请问余老师，您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呢？
余秋雨:首先我们对“文人”这个概念怎么认定？很多人说“纯粹”的文人是不能上网、不能上电视、不能上现代传媒的。这样的文人我肯定不是，我不愿意作这样的文人。为什么？因为在一个文化普及还不够的国家，培养几个有文化的人不容易，他应该负责任和广大的民众尽可能地对话，他应该负责任参加政治社会转型。如果都躲起来的话，我们的社会转型还怎么会有文化的含量？所以我不喜欢那些自己不和民众结合，也反对别人和民众结合的那些“文人”。当然默默无声的文人中也有一些在搞资料工作，对这些人我很尊敬，但我也不会作这样的文人。
所以关键在于怎么看“纯粹”的文人。这里我需要讲这么两句话，一个是我们容易把记忆型的文人当做纯粹的文人，但是电脑的普及已经使记忆型的求学道路消解掉了。第二，我们愿意把不问世事的人当做纯粹的文人，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欧洲从启蒙运动到法国大革命期间许多站在第一线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欧洲。我们不能光是责怪现在社会上金钱挂帅，我们应该站出来以文化的声音让社会转型更具有文化含量，这是我所理解的当代文人。
驱魔人：我认为如今中国的文人中只有老余还说得过去，您是否愿意评价一下当今的中国文坛呢？
余秋雨:我对当今中国文坛“坛”的边界在哪里不太清楚，所以评价起来有点困难。但是我对现在经常以文人的身份在各种传媒上批评别人的群体非常失望。失望的不在于他们的态度，而在于怀疑他们谋生的来源和他们凭什么觉得自己取得了对公众的发言权。我本人一直对这种发言权有一种怀疑，所以我这么大的年纪还不断地走几万里的路，冒着生命危险去看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看到这些东西，我才觉得有了一点点发言的可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一般的称之为“文坛中人”的不少人，评价确实很低。我的朋友，基本上都在“文坛”之外，只有少数在“文坛”之内。
林白:您刚才说的那些人，有个称呼叫“骂将”，文坛有，别的坛也不少。其实在我的节目专门喜欢为一些被“骂将”们围攻的人进行辩解，我相信一切都是可以宽容的，而不可以宽容的正是不宽容本身。
落花人：余老师能否为写作方面刚刚入门的人提一点建议呢？
余秋雨:学会写作是很好的，但是尽量少做作家梦。因为现在很多行业都需要有漂亮的表达，这就是我所看待的写作。如果是作家情况就不一样了，作家需要有灵感，灵感不可能每天都有。如果把每天挤压灵感作为终身职业的话，这个职业可不太好。所以像我这样，我的身份是教师和旅行者，我一般自己不把自己看成是专业作家。这一点希望年轻人要明白，就是往现代人美丽的表达上走，来学习写作而不是为了当作家。
第二点保持住自己的感觉细胞，不要被很多他人的文句所拥塞，你的感觉系统、你的良知系统是独一无二的，是非常可贵的，它一定会找多自己独特的表述方式，不要过多地东张西望。可以吸取，但减少模仿。
第三条，千万不要走邪路。有的年轻作者觉得现在为了发表文章，获得稿费，就要骂一些人，因为骂人的文章容易发表。他们反复跟我表示说我们是万不得已，因为我只要骂了名人，稿费就有着落了，女朋友就相信我是写作的人了。他说等我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后，我一定会认真地从事写作。我给他们回信说千万不要这样，做了坏事回头再做好事好人就做不好了，因为人已经变坏了，文笔就变坏了，很难再回得过来。而且问题是你污染了社会。林白刚才 所说的“骂将”就是如此，这些年轻人内心其实都不错，也是很正常的人，但是他们不知中了什么邪，拿起笔，面对电脑、面对网站，努力把自己装扮成金刚、装扮成刀笔吏，这种装扮一定装不下去的。引用杜甫的诗“文章千古失，得失寸心知”，哪怕在网络、文章中也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因为我们的社会太需要这种正面的构架。
林白:同意您的建议，现在很多人觉得在网络上不会有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就刻意表现出放纵、恶毒的一面，还将这样的行为美化成网络文化，其实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应该对自己的语言、行为和人格负责。
余秋雨:我最近刚从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讲学回来，我惊讶地发现这些地方的人看大陆的报刊、杂志很少，但是他们可以随意浏览大陆网络的任何文章。因此他们对大陆的了解基本来自网络，并以此作出了对大陆精神结构的整体评价。我觉得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其实并不是那么可怕，但他们会背出大段有损我们民族形象的文字，我们正在被大家仰望的、站起来的那种经济构架后面的文化内涵，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糟践得不像样子了，这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追求文化多元和文化自由的时候，要记住康德所说的话，当我们抬起头来，天上还有不灭的星辰，还有上天对我们的“第一命令”，这“第一命令”就是良知。
SX：余老师我也曾看过很多文人骂你，或者不认同你，不管他们是出于嫉妒还是别的原因，请不要在意小人们对你的中伤，请继续给我们写更多的书。
余秋雨:谢谢这位网友，我不会介意，但会作两方面的事。我会从骂声中了解中国当代的文化生态，然后思考这种文化生态和当代中国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态相比，差距在何处。第二，我会在骂声中思考中国文人应该在法律上补哪一些课？长久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乱使他们不懂得法律的基本界限，应该给他们一些法律上的启蒙。
GUREN：余先生，让我们回到上海的话题。很多人对于上海男人的印象都很不好，您能够评价一下上海男人吗？
余秋雨:以地方的名义来概括一类人的方法，从学术逻辑来说总有一种可笑的粗糙。我非常不赞成现在的人从一般意义上鄙视河南人、鄙视上海人或者北京人。我正准备要为河南人写文章说话，因为任何地方都有好人，任何地方都有不好的人。大家不喜欢的上海男人是我所说的小市民里的上海人，不够大气，多愁善感，居然连自己老婆的内衣都愿意洗，这好象成为一个很耻辱的事。其实就像上海人老是嘲笑北方男人睡觉的时候不穿睡衣一样，这都属于生活细节，我们不要过多地停留。什么是上海男人？香港的董建华先生就是比较典型的上海男人，他现在还讲上海话。奥申委的何振梁先生听口音就知道，他也是一个优秀的上海男人。最根本的一句话，中国的复兴一定是全民族的复兴，而不是某个地域的复兴。大家对于地域的评价过于敏感了一点。哪里都有懦夫，哪里都有勇士；哪里都有淑女，哪里都有泼妇，绝对不能一概而论。现在在上海大街上走得最多的男人倒是外地人，所谓的“新上海人”，在上海占了巨大比例，他们以后可能很成功。而以前被大家所嘲笑的上海男人可能现在下岗了，生活比较贫苦，可能已经搬到郊区去了。
曹树惠：每个人都认可在不久的将来，上海会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和金融、贸易中心，但是许多人也包括上海人自己似乎都没有把握成为一个文化的中心，您觉得上海在这些方面应该做出怎样的努力呢？
余秋雨:从现在可以看到的将来，上海还不会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现在大陆的文化中心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还只能是北京，这是和我们文化生活的特征有关的。以前的传统文化可能有地域性的一面，而当代的文化很难有地域性。第一流的文化人都是流浪者。上海不可能在现在的情况下充当在文化上扮演主角的那种地位，这可能也是这个城市的聪明之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把文化看得宽一点，那么上海人在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优秀 表现，都应该看成是上海文化的某一种成果。而上海的诸多文化应该是一个流通的码头，有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人在那儿表演，而不是自己关起门来有很多优秀文化，然后定期拿出去展览。
比如像我个人，我这些年来，书主要在北京出版，我的电视活动主要集中在中央电视台和香港凤凰卫视，我跟上海的电视、演出、出版系统都毫无关系。但是我相信全国各地包括世界华人看到我的时候，都会影影绰绰地联想到上海，我觉得这就可以了。上海文化的大气在于她的发散性，在于她的流浪性，而不是内向型、汇聚型的一种保存。
林白:余老师，我来问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的两座城市北京与上海，她们无疑是中国的“双城”，都在对这个国家的文化以及经济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北京获得了2008年的奥运会主办权，而上海又获得了2010年世博会的主办权，双城将如双星照耀中国。然而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很微妙的关系，我可以把它形容为联绵不断的彼此诟病和相互指责，同时又夹杂着某种程度的暗暗欣赏和惺惺相惜，那么您从文化的角度怎么来评价北京与上海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呢？
余秋雨:如果没有你所说的这种特别的关系，这种既互补又互相窥视的关系的话，中国就不好玩了。我非常不喜欢每个城市功能都差不多的这种城市间平均主义的蓝图，非常不喜欢。要更有特色，有点嫉妒也挺好。北京的堂皇、大气，一国的文化雄威，人才高浓度的汇集，这都是上海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我来来回回非常多，我知道这里有太大太大的差别。所以我这些年一直问我的北京朋友，北京哪个地方的房子比较好，我一直在张罗着在北京买个房子。
林白:我作为北京人和您的读者热烈地欢迎而且期盼着您能来北京居住。
余秋雨:谢谢！上海的那种高等级的开放，那种审美意义上的国际化，我是很喜欢的。平常看惯了上海的建筑，我就非常不喜欢北京的新建筑。上海有一种面对发展能够从容不迫快速迈进的风范，这一点我很喜欢。当她迈出很大步伐的时候，她的从容不迫，她的理性，她对于城市建设的规划不管换多少市长都不可以改变所带来的连贯性，这些使她的成果非常容易展现，这些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我非常喜欢上海在大街小巷的微妙处所透出来的生态文化的精致。这一切又是北京所不能比拟的。上海的这种高国际化水平的汇集和北京这种集一个民族文化上雄伟之气的堂皇，这两者双峰并列，缺一不可，当然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很美的山峰组合在一起，才是我们的中国文化。
林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用网友的话来讲，您真是落笔生花、出口成章。感谢您为我们带来的关于上海文化的阐述。
余秋雨:谢谢林白，谢谢网友。我和电视关系比较密切，遗憾的是和网络的关系还比较陌生。我从来没有给网络输送过片言只语，但是今后我会考虑把一些重要文字首先发送到网络的文化世界里。
林中白狼:嗷~~~~~~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