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陈仪 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对惨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 | 台湾人民欢庆光复、回归祖国怀抱 |
 | | 台湾专卖局，“二二八”事件现场 |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1947年发生在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沉重的一页。在纪念“二二八事件”55周年的时候，本文通过解读有关档案，力图还其本来面目。大量的事实证明，发生在55年前的“二二八”起义，是台湾同胞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民主运动，是台湾同胞爱国主义传统的真实写照。近几年来，李登辉、陈水扁之流妄图篡改历史，把“二二八”起义中台胞要求政治改革及民主自治的主张说成是谋求“台湾独立”，把当时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国家认同”与“省籍矛盾”强加于起义者身上，这种颠倒黑白的行径是对“二二八”起义死难烈士和参与者的极大侮辱，是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台湾同胞所不能容忍的。台湾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台湾局势发生怎样的变化，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战后重建步履艰难
1945年10月25日，备受异族欺凌蹂躏之苦的600万台胞终于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不禁喜极而泣。在日据50年里，广大台胞胼手胝足，用血汗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台湾生产力的整体水平远高于大陆各省。二次大战后期，美军对台湾展开大规模轰炸，光复初期的经济已是千疮百孔，工业厂矿、港口毁坏大半，生产多处于停顿状态，生活物资奇缺。
国民政府虽成立“台湾资源调查委员会”，拟定接收计划，培训专业人才，委派有“台湾通”之称的陈仪主其事，但准备工作十分仓促，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保持“行政不中断”，陈仪除将原有的台湾总督府改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外，其他基本上沿袭旧有的行政制度。维持台币及台湾金融自成体系，不致“使台湾像大陆各省那样法币泛滥成灾，物价暴涨”。接收日寇资产，初步建立起庞大的公营经济。设专卖局和贸易局，对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控制全部进出口贸易，避免奸商操纵。行政长官制度赋予陈仪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超过原来的台湾总督。各级机构中的官员，居肥缺要津者几乎全是陈仪的亲朋故交，其中一些人利用职权贪污腐化。经济上的统制措施，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均遭到盘剥，并使某些产业受到损害。交通、工矿等方面的重建，需大量经费，长官公署只好“藉运用发行资金予以垫借”，以致台币发行数额持续攀高，终失去安定人心、平抑物价的作用。
陈仪在遣返20万日本陆海空军及30多万日本移民的过程中，设法留用了8000日籍技术人员，使台湾行政、经济部门得以保持最低限度的运转。广大台胞无法理解：“政府接管各级机关后，又用日警日官治台，实出台胞意料之处，此令台胞痛心疾首。台胞与日人冲突从此日甚，社会秩序亦渐混乱。”
二战期间，约30万台胞被日军强征赴大陆、东南亚参战，近10万人战死或病死。日本投降后，至1946年底，20万台胞历经千辛万苦返回台湾，其中一些人不愿回乡务农，可又很难在失业率颇高的城市觅得工作，无业待济，而行政长官公署却对他们不闻不问。
台湾光复后，日据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台籍精英以为从此可以当家做主了，但行政长官公署的集权体制及低劣的人事政策使得他们参政无门，参加公务员考试又不通国语。“幸运地在机关得到的职位，也不过是个闲职，别说干部，就是课长职位都很难获得。因此，好不容易期待着光复的结果，却落得与殖民地无异的日子，不由得感到心灰意冷了”。台籍精英转而积极参选各级民意代表，仅有象征意义上的议政权，难以发挥他们建设家乡的能力。
1946年春，闽台建设协进会向国民政府建言：“……行政长官之制度不废则台民实未解殖民地之倒悬，几疑中央不予以平等待遇也。”陈仪虽为官清廉，决心在台湾实现平生抱负，却无法阻止部属贪污腐化、任人唯亲。台胞创办的报刊经常揭露某些官僚的丑恶行径，重大贪污案件有：省专卖局局长任维钧贪污500万元台币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的女婿李卓芝，在任台湾省纸业印刷公司总经理时，把几部大机器(当时值千万元台币)廉值标卖，暗中自己以40万元台币买下来；轰动全国的台北县长陆桂祥贪污5亿元台币案，等等。当然这些报道多有夸张失实之处，但不可否认贪污现象确实存在。
台湾当时危机四伏
事实上，自日本侵占台湾后，海峡两岸的发展道路渐行渐远。光复初期，广大台胞对大陆的认知非常贫乏，不知道灾难深重的祖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对腐朽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抱有过高的期望。然而，“贪污的盛行，经济的统制，生活的困苦，和种种现实的教训，使得许多本来对于祖国具有非常深刻怀念的台湾人，也慢慢地由失望而沮丧……而那些少数深中日本奴化教育的台胞，更乘机大肆宣传，说中国一切都不如日本，更赶不上台湾”。
1947年初，到台湾参加接收与重建的大陆军公教人员近2万人。他们之中的多数人是真心实意为台胞服务的。“外省来台的公务人员，决不是为掘金而来的，大都是抱着服务精神，要想在台湾的重建复兴工作上拿出最大的努力，对于台湾同胞被日本帝国主义者50余年的奴役压迫，有十二万分的同情，愿意帮助台胞解除桎梏，认识祖国，认识世界。”
“爱之适足以害之”。国民政府调派了3万军队收复台湾。鉴于台湾财政拮据，为减轻台胞的负担，陈仪将驻防的70军及62军调回大陆，可接防的21师实际派到台湾的只有一个团和一个营，仅5000官兵，分散在台北、基隆、高雄、凤山、冈山及台中各地。日军遗留下的武器足可装备20个师，还有大量枪械散落民间，一旦风吹草动，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战争的创伤及社会的急遽转型，台湾战后重建面临着巨大困难。“盖现代化之民而施国内落后之政，久离隔之族而接五十年未习之风，自多枘凿摇惑”。政治腐败，贪污成风，通货膨胀剧烈，失业问题严重。又遇大规模自然灾害，以产米著称的台湾竟发生米荒，民不聊生。上海《观察周刊》惊呼：“今日台湾危机四伏，岌岌可危，是随时可能发生骚乱或暴动的。”
缉私引发冲突
1947年2月27日中午，台北专卖局获报走私消息，派叶得根、傅学通等6人前往查缉，得悉走私货已移至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马茶房附近出售。晚7时30分，查缉员赶到，私贩早已逃散，仅查获老妇林江迈的私烟，没收其钱物。林江迈苦苦哀求，查缉员却蛮不讲理，还打伤老妇。围观的群众强烈愤慨，高呼“阿山不讲理”、“猪仔太可恶”。查缉员见势不妙，狼狈而逃，群众紧追不舍。傅学通慌乱中开枪警告，误中看热闹的陈文溪。广大群众怒从心头起，砸烂查缉员的卡车，要求枪决傅学通等人，以平民愤，遭到台北市宪兵队的拒绝。群众遂包围宪兵队。
28日晨，广大群众因事件未获解决，沿街打锣通告罢市，冲入专卖局台北分局，打死2名职员，殴伤多人。围观群众越聚越多，台北市宪警仅500人，不敢妄动。下午1时，一批群众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请愿，陈仪欲对群众讲话，忽然有人拔枪向陈仪射击，警卫闻声，立即开枪还击，当场死3人，伤3人，顿时群形大乱。
下午2时，广大群众聚会中山公园，进占台湾广播电台，用闽南语及日语宣称：“政治黑暗，米粮外运。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大家起来，驱逐各地的贪官污吏，争取生存。”台湾已普及无线电广播，民间收音机达几万台。各地台胞闻讯无不义愤填膺，纷纷拿起武器，反对国民党在台湾腐败统治的风潮很快蔓延全岛。由上海驶往台湾的“中兴号”途中接台湾民变消息，立即掉头返航。
台籍日本退伍军人成为抢夺武器、攻占军事要地的主力。在台北，台籍精英蒋渭川等成立“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召集海南岛等地归来的众多失业青年以“有裨乎事件之平息”。还有“大同青年同盟会”(服役日军陆军者)、“海南岛归台者同盟”(海南岛归台者)、“若樱敢死队”(服役日本海军自杀艇队员)。编制一如日本军队，带队者自封队长，挥舞东洋刀，高唱日本国歌，甚至叫喊“皇军马上就要回来了”。这群亲历二次大战又面临失业困境、为数起码在万人以上的退伍军人，在台中、虎尾机场等战斗中展现了较强的战斗力，尤其是海南岛归台退伍军人冲杀在前。中统局台北站紧急电告南京：“此次参加台湾暴动者多属前日军征用之海外回来浪人(海南岛回者为甚)，全省约计12万人。”必须注意到，约12万人参加明显有夸大之嫌。
近2万大陆军公教人员面临着生命危险，短短几日，大陆军公教人员死约200人，伤约800人。对于部分台胞盲目殴打大陆同胞，一些明辨是非的台胞坚决反对。台湾民主联盟发表《“二二八事件”告台胞书》：“我们可不要再乱打外省中下级政府人员和商民，他们和我们同一受政治腐败的痛苦，他们和我们一样同一国民，同一汉族同胞，现在我们要分别，为我们台湾建设的好人，我们要保护他；残害我们的恶虫，要驱除他。”绝大部分台胞是善良的。他们看到被穷追猛打、孤立无助的大陆同胞，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多能施以援手。
要求地方民主自治
高度集权的行政长官公署制度是陈仪设计提出的，如今面临瓦解之势，对其政治声誉可谓沉重一击。驻台军队兵力单薄，根本不能与台籍日本退伍军人相抗衡。大陆籍官员深叹：“事件已扩大到全省范围，不答应也是不行的。只要事件能够迅速解决，我们不当处长也没有什么关系。”陈仪只得息事宁人，祈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3月1日，台北各界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处委会”)，各县市亦成立类似组织。为避免事端扩大，陈仪承诺：“凡是参加此次事件之人民，政府念其冲动，缺乏理智，准予从宽，一律不加追究。此次伤亡的人，不论公教人员与人民，不分本省人与外省人，伤者给以治疗，死者优予抚恤。”
台籍精英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动毫无思想准备，在广大群众的感染影响下，也投入了这场运动，各级民意代表、地方显要担任组织领导工作，并不满足于缉私问题的处理，转向政治改革，寻求参政之路。陈仪不得已尽量满足台胞的要求：“省级行政机关，我已考虑将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改组时，省政府委员、各厅长或各处长要尽量任用本省人士。7月1日开始举行普遍直接的选举，选出各县市长。”
陈仪为国民党内政学系大佬，治台班底系其旧部，CC系无从置喙，陈果夫遂任命心腹李翼中为台湾省党部主委，实则就近监督陈仪。台籍精英蒋渭川、王添灯等人均为光复后国民党吸收的党员。处委会成立之初，委员以国民党党员占多数，但台湾省党部故意不去控制，或施加影响，而是任其发展，“坐视事态恶化”，等待收拾残局，逼走陈仪。
台籍精英未料到轻而易举掌控各级政府的权力，要求节节升高。3月7日，处委会提出《处理大纲四十二条》，主要内容是：“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县市长于本年6月以前实施民选，县市参议会同时改选；省各处长人选应经省参议会(改选后之省参议会)之同意；省各处长三分之二以上须由在本省居住10年以上者担任之；警务处长及各县市警察局长应由本省人担任；法制委员须半数以上由本省人充任；一切公营事业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担任。”其他县市的台胞也提出类似的要求，反映了广大台胞不满国民党在台湾的腐败政治，追求“台人治台，高度自治”，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
台籍精英积极追求“高度自治”，但对步骤与方法则意见不一。激进派王添灯等人，准备于3月15日前接管长官公署各机关。温和派蒋渭川等人，主张适可而止，不能有颠覆政府的意图，对“四十二条”持否定态度，后当处委会以大多数通过时，他即宣布退出。中间派的周延寿等人也认为不能太刺激政府。3月8日，处委会发表声明：“3月7日本会决议提请陈长官采纳施行之四十二条，因当时参加人数众多，未及一一推敲，例如撤销警备总司令部、国军缴械，迹近反叛中央，决非省民公意。本会认为改革省政要求，已初步达到；本会今后任务，厥在恢复秩序，安定民生。”
台籍精英缺乏行政历练，取代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权力后，拿不出处理失序状态的可行性办法。王添灯拟组织台湾省临时民主自治政府，自任主席，“在讨论各处局长人选时，他们每一个人都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于拍桌子怒吼”。群龙无首，互相攻讦，场面十分混乱。吴浊流回忆：“在民间有各种代表参加(处委会)。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也去参观。民间代表之主要名单，很多是爱出风头、吹牛皮、虚伪的人物。其中，也有不少‘友仔’(混混、凑热闹者之意)。因为是这种集团，所以会一开始就争先恐后地任意地发言，自我宣传，喋喋不休地说出荒唐的意见，一点秩序都没有。尤其是‘友仔’的发言，大部分和本事件的处理无关，听了使我厌烦极了。
“二二八血案”
2月28日，陈仪致电蒋介石：“奸匪勾结流氓，乘专卖局查禁私烟机会，聚众暴动，伤害外省籍人员。”但认为事态不大，仅要求将21师部分兵力调返台湾即可。中统局台北站密电南京，“今日之问题，已非陈仪能否统治台湾，而为祖国能否保有台湾”。若情势再恶化，后果不堪设想，“中央宜速增兵。一个整编师可用运送海军士兵前往台澎训练名义，分由基隆、台中、高雄及花莲四港口登陆”。蒋介石一贯迷信武力，决定派兵镇压。3月5日晨，驻防昆山的21师师长刘雨卿获令，“限8日前开赴台湾平乱。旨在宽大处理，整饬军纪，收揽民心”。7日，蒋介石电告陈仪，21师直属部队与一个团于本日正午由上海出发，约10日清晨可抵基隆，要切实做好军队登陆后的配合工作。命令海军司令桂永清调派太康舰、伏波舰开赴基隆，归陈仪指挥；空军司令周至柔调派飞机散发传单，“大家安心复业，勿轻信谣言，勿受人煽动，勿牺牲自己的生命，作野心家的工具”。
派兵赴台的消息很快走漏，美国大使馆就此查询，警告这一举动的危险性，蒋介石置之不理。8日，蒋介石电示陈仪：“各地仓库之械弹有多少，必要时烧毁，免为暴徒夺取；先做好台北、基隆间交通、通讯控制与固守待援之准备；台南方面则守住高雄、左营。”
9日，2万军队在基隆、高雄陆续登陆，对台胞的自治运动血腥镇压，战斗主要集中在台北、基隆、高雄、嘉义这几座城市。参加斗争的台籍日本退伍军人组织松散，缺乏武器，各自为战，加上良莠不齐，除少数人退往中央山脉进行游击斗争外，绝大多数人都在大兵压境时逃避，很快被国民党军队各个击破。“日军征服兵役之役男十余万，虽均由海外返台，惟有兵无官，难于极短时间内成军；否则亦不致如此不堪一击，最后一哄而散”。
行政长官公署公开捕杀各地“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之类组织的领导人物，主要是省参议员、县市参议员、地方士绅、工商界要人、律师、教师、新闻记者等，被杀害的有张七郎、林连宗、林茂生、王添灯等数百人。被逮捕或被通缉的有林宗贤、郭国基、林日高、蒋渭川、颜钦贤、彭清靠、谢雪红、苏新、廖文奎、廖文毅等数百人。国民党士兵还误杀了许多根本未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台胞。新闻记者王康在台北目睹国民党士兵枪杀无辜，就此责问军官。其回答：“援军到达时，还有暴民开枪抵抗，军队不能不采取战地措施，士兵发现前面有人，问口令不答，或答得不对，士兵就要开枪。
关于台胞的伤亡人数，众说纷纭，从“几百人”到“十几万”不等。据近十年来台湾当局对“二二八”受难者家属的赔偿及相关档案分析，台胞伤亡约4000人。
国民政府的“善后”
3月中旬，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刘文岛等55位委员提出临时动议，要求将陈仪撤职查办。陈仪被迫提出辞呈，以示对“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不幸局面承担责任。3月17日，国防部长白崇禧赴台处理善后事宜，承诺“在政治制度上，决将现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台湾省政府，各县市长可以定期民选，各级政府人员以先选用台省贤能为原则。在经济上极力资助民营企业，发展国民经济”。“台湾因日人占领51年，一切法令制度风俗习惯均早变为日本化，致光复后不能马上全都交给本省同胞自己治理，但亦未似日人时代连一小学校长都是日本人。即中央调派来台之公务人员全部离开，以短期间之处委会一切表现及行为，实不能成功”。劝导台胞应有远大的眼光和胸襟：“要认识一个少数民族和少数领土，在现在的世界是不易独立生存的，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十几个小国家，在极短时期中便遭覆亡，可为鉴戒。”
“二二八事件”的突然爆发，宣告了陈仪治台政策的失败，迫使国民党高层反思并作出一些调整。4月22日，蒋介石主持行政院第784次例会，以台湾事变既平，陈仪引咎请辞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决议撤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依照《省政府组织法》改制，任命魏道明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刘兼善、南志信、游弥坚、陈启清为省府委员。台籍人士在省政府权力核心占四分之一，下属各机关亦尽量起用台籍人士。
5月16日，台湾省政府正式建立。魏道明着手化解因“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不幸局面，发展民营经济，尝试推行土改。戒严的取消、清乡的终止及循法律途径处治参加“二二八事件”的台胞，基本结束了国民党士兵滥杀无辜的行为，许多身系囹圄的台胞通过“自新”等方式获得自由，台湾省参议员林日高、郭国基，台北市参议员蒋渭川等“二二八事件”的领导人物劫后余生。
为躲避国民党士兵的追杀，数百台籍精英逃离台岛。谢雪红、苏新等人在香港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投入到中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为祖国的统一尽力。
历史不容篡改
1945年8月，在重庆的台籍人士撰文，“国人往往忽略台湾人民的特性和心理”，“台湾自满清统治下的所谓‘三年小叛，五年大乱’以至日本时代的数十次暴动革命，其起因都是反抗异族的统治，而欲争取其应享的自由”，“要台湾实行地方自治，要祖国上下以留东五十年老留学生看待台湾人民”。台胞的一番肺腑之言，有感而发，语重心长，却不是陈仪等官僚所能细加体察的。
回到祖国仅500天，广大台胞实在不满国民党的专制政治，群起抗争，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族群冲突，数日内约5000人伤亡，这真是一场大悲剧！
“二二八事件”本是台胞自发的反对国民党在台湾腐败统治、追求高度民主自治的正义斗争，是台湾同胞爱国主义传统的真实写照，但蒋介石、陈仪却私心自用，妄定为“背叛国家”的叛乱行为，用暴力淹没其于血泊之中，一度高涨的台湾民主政治运动顿时寒风肃杀。国民党当政者对“二二八”惨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49年蒋介石集团退据台岛，推行白色恐怖，将“二二八事件”诿过于“共党奸匪”的煽动破坏，百般压制受难者家属的平反要求，“二二八”成为台胞心头最大的禁忌。“日本侵台，绝大多数的台胞是揭竿而起奋勇抵抗的。我们也从未曾期待过日本对抗日运动镇压的平反或赎罪，因为那是罪无可逭(音同“换”，逃避之意)的！然而，台湾光复，可说无一台胞不是欢呼台湾又回到了祖国怀抱。不要说陈仪竟以‘二二八事件’来回报我台胞对国军的欢迎，即使仅仅是杀一不辜，都不是当时充满祖国热望的我台胞所能忍受得了的委屈。”
然而，李登辉、陈水扁之流借平反“二二八事件”，妄图篡改历史，把台湾同胞这场争取民主的正义斗争说成是谋求“台湾独立”。这种颠倒黑白的罪恶行径是对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台湾同胞的极大侮辱！死者已矣，生者何堪？“二二八事件”是广大台胞的悲剧，更是所有中国人的悲剧！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横暴践踏，山河破碎，流了中国人太多的鲜血，欲哭无泪，欲悲无声。多难兴邦，迎着新世纪冉冉升起的朝阳，炎帝、黄帝的子孙有什么理由不能以血浓于水的民族亲情，“化干戈为玉帛”，变波诡云谲的台湾海峡为两岸一统之桥呢？如此，“二二八”的血泪才算没有白白流淌。(褚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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