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黎明 近二十年来的历史使伊朗这个国家备受争议，最近它又被美国总统布什列入了“邪恶轴心”的名单。在美国人眼中，伊朗不仅“邪恶”而且“无赖”（美国还称伊朗是ROGUE STATE），而在更多人看来，伊朗是一个面纱未揭、神秘莫测的国家。其实，伊朗既不邪恶，也不神秘。笔者作为最近三十年伊朗历史和中伊关系的见证人，愿与读者一起分享自己的拙见。 伊朗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由于它十分敏感的战略地位（北邻俄罗斯的“软下腹”，南扼波斯湾通向印度洋的出海口，东连南亚次大陆，西接阿拉伯世界）和丰富的石油资源（储量122亿吨，占世界第五位），从十九世纪起就沦为英、俄两大帝国角逐的场所，伊朗人民饱受屈辱。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伊朗被纳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在这块土地上横行了三十余载，从而在这块国土上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伊朗人的反美情绪有深刻的历史根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国际石油价格上涨，波斯湾周围的产油国财富陡增。这刺激了巴列维王朝第二代君主重温昔日波斯帝国的欲望，他企图用石油美元买一个高速发展的工业化。事与愿违，随着经济的膨胀，伊朗社会各种潜在的矛盾空前激化，经济高速发展还没有走完十年的路程就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倒巴列维的群众运动。笔者当时在伊朗目击了全过程。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午，巴列维被迫出走。消息传出，首都德黑兰万人空巷，男女老少一齐涌上街头载歌载舞，马路上行驶的汽车都打开大灯，不断鸣笛以示庆祝，树立在街道、广场上的巴列维父子大大小小的塑像和画像几小时之内就被群众推倒砸碎和焚烧。伊朗人民对巴列维统治的厌恶宣泄无遗。这场后来被称为伊斯兰革命的群众运动结束了巴列维家族对伊朗半个世纪的统治，取而代之的是以霍梅尼为代表的神职人员执掌政权的“伊斯兰共和国”。新政权希望借助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意识形态改造伊朗：神权统治，均衡贫富，扶持弱势群体，禁止西方文化，严格按照伊斯兰教的原教旨推行社会的伊斯兰化，美国和以色列被列为伊朗的头号敌人。与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社会两极分化、专制独裁、腐败盛行、依附美国、极度西化相比较，这些政策当初在伊朗的普通百姓中还是颇具感召力的。伊朗的事情从此由德黑兰而不是由华盛顿作决定，伊朗人民对此尤为自豪。当时生活在德黑兰的人也同时感受到来自“伊斯兰革命”的高压，大批旧政权的高级军政官员被囚禁处决，王室的财产被没收，富人们纷纷出逃，象征美国文化的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连同酒吧、咖啡馆、电影院、妓院、赌场被一扫而光，一向时尚的德黑兰妇女都蒙上了头巾和大袍，街头巷尾挂满和涂满了“打倒美国”的口号。 在伊朗之外受打击最大的莫过于美国了。一、美国的势力范围从伊苏边界退到了波斯湾南岸。二、美国从此失去了对波斯湾石油运输线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三、美国在中东波斯湾失去了一个盟友和宪兵，增添了一个敌人。四、美国的石油财团被迫退出伊朗，美国在中东从此失去了一个极富潜力的大市场。这些都是美国视伊朗为邪恶的深层次原因。直接导致美伊交恶的则是人质事件。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日，伊朗学生占领了美国大使馆，将52名美国外交官扣押作人质达444天。事发当天，笔者正好去伊朗外交部办事，进门时看见美国使馆临时代办布鲁斯－兰根的座车停在门口，一打听才知道，兰根是为大使馆被占领来外交部交涉的。谁知交涉完后，兰根即被告知不要离开外交部，他和两名随员就在这座大楼里被关押了444天。人质事件被认为是美国在越战后遭遇的最大的挫折。美国总统卡特为此付出了落选的沉重代价。52名美国人质获释返回美国的当天，许多美国人在自己的家门口挂起了黄丝带。这件事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至今仍是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加上一九八七年里根任总统期间发生的“伊朗门”事件，使得美国历届总统对伊朗采取强硬政策时在国内极少遇到阻力。 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外向型的。除了强烈反美反犹（犹太复国主义），新政权还热衷于输出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意识形态，将周围一大批阿拉伯国家的政府称为“反动腐朽政权”，引起邻国的一片恐慌。埃及、沙特、约旦、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先后与伊朗断绝了外交关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就与邻国伊拉克开战，打了一场耗时八年的战争。尽管初期的战争是在伊朗领土上进行的，但国际社会对伊朗同情者寥寥。而在一九八二年伊朗军队进入伊拉克领土之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却视伊朗为“祸水”，把伊拉克当作挡住“祸水”西移的屏障，因而倾囊支持伊拉克，直至伊朗吞下停火的苦果。这场战争耗尽了伊朗的国力，它的国际处境也十分孤立。 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逐渐恢复正常生活并着手战后重建。交通、能源、通讯、水利等一批基础设施建设上马。一九九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战争爆发，伊朗的国际处境也得到改善，历史给予伊朗一次良好的机遇。但那时伊朗高层正忙于霍梅尼谢世后的权力移交，内政外交仍处于亢进的状态，一时难以静下心来致力于国内的经济建设。 笔者当时在德黑兰，明显地感到一股要求国内稳定宽松、发展经济、摆脱孤立的国际处境的思潮在伊朗社会上下涌动，但是阻力重重，而此时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又宣布对伊朗和伊拉克实行“双重遏制”的政策，这又迫使伊朗的领导层对内对外把弦绷得更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下半叶，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伊朗身为一个位居要冲的产油大国已经不可能置身世外了（连古老的库姆神学院都用上了计算机和互联网）。占伊朗人口15％的新生代成长起来，强烈要求跟上时代的步伐，改变现状。在这一背景下，温和、开明的宗教人士哈塔米在一九九七年的总统选举中以压倒优势当选，在之后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哈塔米总统的改革派议员又占据了多数席位。伊朗国内的政治气氛逐渐宽松，经济迅速增长，与阿拉伯国家和欧盟的关系改善。 最近几年到过伊朗的外国人都会注意到，妇女的穿着不再是一片黑色，电影院重新开放并开始有选择地放映一些伊朗和西方国家的影片，伊朗拍摄的影片还在嘎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电视开始有了娱乐和音乐节目，反映各种不同观点的报纸被允许出版。伊朗与许多阿拉伯国家恢复了正常的关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伊朗曾对《撒旦诗篇》的英国作家拉什迪颁发过追杀令。为此，欧盟冻结了与伊朗关系达十年之久，九十年代末期，这一关系终于解冻。 一九九八年，伊朗作为东道主成功举办了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会上哈塔米总统与许多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握手言欢。最令人注目的是，哈塔米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文明的对话”的倡议，主张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明相互交流和包容，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勇气和睿智，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舆论的普遍欢迎。当时的美国克林顿政府也一度对伊朗作出过一些积极的姿态。美国和伊朗的足球队和摔跤队互访进行友谊比赛，一度被传为佳话。有的西方传媒将这比做九十年代美伊间的“足球外交。” 然而，伊朗又一次被美国列入了“邪恶轴心”的名单。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到底是希望伊朗回到“扣押人质”的时代，还是鼓励她朝着“文明的对话”的道路继续前进呢？世界在变，伊朗也在变。伊朗是一个富有文化底蕴和自豪的民族，近二十年的历史实际上是伊朗人民自主探索的历程。 中国与伊朗的关系源远流长。早在西汉年间，张骞通西域时就将他的副使甘英派往古称安息国的伊朗。如今在故都西安还到处可见汉唐时期经丝绸之路到中国经商的波斯商人的足迹。中国与伊朗两千多年的关系史除了友好往来没有任何兵戎相见和冲突的记录。笔者因为曾经学习过波斯语，大半个外交生涯与伊朗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一九七一年中伊建交起到一九九五年笔者结束在伊朗的使命止，笔者从事的外交工作几乎都与伊朗有关。笔者曾有幸两次陪同伊朗总统访华，两次在伊朗接待我国领导人访问伊朗。两个迥然相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能够和平共处友好合作三十年，堪称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和平外交政策的范例。中伊建交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伊朗由王国变为伊斯兰共和国，由亲美变为反美，经历了两伊战争和外交孤立。国际风云变幻，中国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国力和国际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中国始终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伊朗保持并发展了正常友好的国家关系，双方高层互访不断，贸易额从建交初期的不足一亿美元增加到33.13亿美元，中国的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源源不断输入伊朗，伊朗丰富的石油资源也弥补了中国能源的部分不足。中国在伊朗建造的德黑兰地铁、发电厂、有色金属冶炼厂、石油化工厂像一座座丰碑记载着两国的友好合作。 中国和伊朗都是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振兴民族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有许多共同语言。中国是二十年来连续与伊朗保持友好合作关系的少数非穆斯林国家之一。这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双赢的合作关系，符合中伊两国人民的利益。中国是位于亚洲东部的发展中大国，伊朗是在亚洲西部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国。这两个国家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无论对亚洲、中东乃至世界的和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曾任中国驻伊朗、阿联酋和荷兰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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