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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达明 冬天又来了。记得当年刚开始扩招的时候，有一报纸采访了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那学生一脸兴奋地跟记者叔叔或者阿姨说，“幸亏我妈没早生我一年”。想起来，这位同学现在也许正傻戳在各种双选会的会场里，手里拿着为了应付不同类型的公司而编造的不同简历，而表情恐怕也已经换成了因为虚心和心虚所导致的微笑。不知道，他现在会不会希望自己 至少早生10年，从而可以赶上统分统配的黄金时代。 1999年，国家像大炼钢铁那样要求在2005年之前入学人口和适龄青年的比例(一种被称为“毛入学率”的东西)达到15%，而且据说这就是区分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分界线。由此还引发了关于高等教育到底应该站在哪一边的激烈争论。不过，当时就已经有无数人指出，这个举措其实主要还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一方面是为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作为推广消费经济的具体战术，可以从学生家长那里再掏一把钱。而最重要的则是，通过把适龄劳动力放到学校里来推迟他们的就业时间，从而缓解劳动力市场上供给过剩的压力。 而实际上，中国的就业问题不仅是由劳动力供给在总量上超过需求所造成的。在更多的地区，供求关系的紧张实际上来源于一种结构性失衡。也就是说，尽管总量上说需要一份工作的人可能并不比空闲的工作岗位多很多，甚至还可能小于空岗的数量;但是在不同的职业、行业或者劳动部门之间，空岗数量和求职人数之比的差别却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把市场当时消化不了的东西弄到某种库房里暂时存放，拖延它的上市时间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除非你能把它们在库房里放一辈子。关键其实在于，你得能让这些人在出库时候正好避开供大于求的行业，最好还落在供不应求中。而这意味着，你得能够保证学校在招生的时候，就已经算好了四年之后哪些行业的劳动力会供不应求，哪些行业的劳动力会供过于求，然后拿这个预测当标准调节各专业的招生人数，并且进而校正自己的课程设置。如果做不到这点，结果就等于是通过加重结构性失衡来解决总量上的紧张。而它把本来该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解决的问题放到了教育部的头上，把预测一个国家4年之后的劳动力市场情况这种高级算术转批给根本没受过这种训练的机构来求解。 结果可想而知。2001年，毕业生的总数大概是115万，2002年是145万，而明年的毕业生，也就是现在正穿梭在各种招聘会上的那些人，总数则达到212万。与去年比起来，几乎增长了50%。在高校教改基本上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对于教育而言，所谓实质性进展，指的是除了校园、宿舍、教学楼这些实物以外的进展——的情况下，只会加剧已经比较严重的结构问题。 当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也提供了一些解决办法。比如一贯务实的广东省政府决定要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并发布了一些关于贷款的政策。不过，就算银行系统愿意转变自己那种对于中小型企业极端惜贷的心态，肯把钱借给这些大学生自主创业，这些没有受过系统的商业训练同时也没有商业经验的学生又能有几成真正能把自己的小生意或者企业经营下去？如果自主创业失败，这些人不是还要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上来？还有，就算银行出于某种不可理解的原因不愿意收回贷款，那些拿到了贷款的学生，如果不能成功创业，是否就真的能够算是成功就业？这种没有相应的培训机制支持的“鼓励自主创业”，也许最后只不过是花钱买回一份好看的就业统计数据。 同时，各种就业咨询机构则重弹学生不要强求专业对口的老调。且不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惩罚那些在校期间热爱本专业的学生，因此属于釜底抽薪从根本上动摇教育机构有效运转。单从教育系统的功能来看:如果就业跟专业无关，那么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上游部门，高等教育机构也许就用不着费劲分什么院系部门，不妨直接退化成一个印发文化“程度”证明的机构完事。 另外，有关部门还使用自己通常的手段，通过心理说服或者国家动员的方法，号召个人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来解决由它所带来的困难。今年3月，为了应付1998～1999年入学的本专科学生的就业困境，有关部门就已经发出号召说，毕业生在考虑就业去向时应该多考虑基层单位，不要过分追求高薪。先不说这种做法的有效性:这批一个个目高于顶连老师的话都不肯听的学生怎么可能会去响应这种号召？关键是在这种号召后面藏着一种指责。似乎不下基层是学生自己的错误，是他们不能“理性就业”。这种逻辑让人想起当初对下岗工人再就业的号召:就好像他们是因为懒惰或者不接受现实才拒绝再就业一样。 当然，一切牵涉到有关机构的事情都是复杂的，而且，我们遭遇的可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不过，至少这些部门应该明白其任务首先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盲目地解决经济问题，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地给群众增加新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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