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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典型：关于疾病和医学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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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SOHU.COM 2003年05月29日12:56 光明网-光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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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由于非典，人们一下子对疾病、病毒和医学的科普书关注起来。在此，我们精心挑选了20种，作为非典时期的一份推荐书目。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科普书很少进入他们的阅读视野，这一时期大家对这类书的兴趣可以说是一个非典型现象吧。不过我们希望，这种阅读兴趣并不会转瞬即逝。今天，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战争阴云、生态危机、新发疾病，等等，应对挑战，需要科学，也需要重新反思科学的价值和作用，这一切，不是少数人的事情，也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它需要每个人的积极参与。第一步，先要增进个人的知识。我们每个人的幸福乃至人类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中！1918流感大爆发
《与流感共舞》，美】吉娜·科拉塔著，开明兽工作室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18.00元
大概是名字从中“作梗”，我从来没有认识到流感也是一种危险的传染病。直到读了这本书。这次流感的名字叫“西班牙流感”。现有资料表明，它最早于1918年3月出现在美国，此后在欧洲、中国、日本也相继发现。流感对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影响，前线的士兵因流感而大量倒下，士官们纷纷抱怨疾病损害了他们的战斗力。但这波流行后来看来似乎仅仅是一个预警。那年秋天，真正的灾难降临了。这第二波袭击传染性很强，而且对病人是致命的。9月，流感出现在波士顿。10月1日，费城陷入困境，那天，政府卫生官员接到了635个流感案例报告。10月3日，学校、教堂、剧院、游泳池以及其他娱乐场所关闭。到第二个星期，报告死亡人数4500，几十万人得病，病人们不分贫富，一块儿拥进医院。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发现根本忙不过来，在费城的太平间，尸体三五成群地堆积在走廊和每一个房间里。据估计，那次流感爆发造成了2000－4000万人的死亡，超过了4年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士兵人数。从1918年死神出现之时，医学科学家就开始探究这场流行病的起因了。但他们也许没想到，有关研究会持续到21世纪的今天。他们在实验室分析保存下来的当时病人的组织样本，到阿拉斯加挖掘冻土层中的尸体，从香港的街头到白宫的走廊展开调查……
“这是一个侦探故事。大约80年前这儿发生了一场大屠杀，但受害者从未得到昭雪。我们的任务就是查出凶手。”病理学家陶本贝格说。这段话是科学家的自白，也是对本书最好的描述。（杜若言）面对灾难的人文思考
《未来的灾难——瘟疫复活与人类生存之战》，美】皮特·布鲁克史密斯著，马永波译，海南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22.80元
这本书有一个很贴近时事关怀的副题，叫“瘟疫复活与人类生存之战”。它的作者是皮特·布鲁克史密斯，科学编辑与专栏作家，很懂得如何吊起读者的好奇心，一开篇就预言：“与我们最古老的敌人的新战争迫在眉睫”，究其原因，似乎不在自然界的病毒好斗，而在人类自身的医疗、保健观念与行为的自困，加之对自然界的过度入侵，以及城市化、全球化、数字化带来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巨变，这一切都是新瘟疫复合因果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眼下SARS当道，百姓极度焦虑，纷纷寻找各种现实的技术的解决方案，医学界也告之以消毒、隔离、预防、诊断、治疗、护理、康复知识。却未能从根本上拔掉恐慌，一方面当然是SARS来之突然，医学界、科学界对之认识还不深入，解决方案还不完备；另一方面则是SARS事件是一个由病毒性传染病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放在历史的长河里看更是一个社会危机。面对危机，我们理所当然要寻找更丰富的科学技术解决方案，但不够，还应该有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综合研究，帮助人们平安地度过这场危机，同时从这场危机中汲取更多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人文反思，获得人格与道德的升华。从这个意义上看，《未来的灾难》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与现实、技术与人文的多元思考坐标。文中有欧洲历史上瘟疫大流行案例的回顾，有当代突发烈性传染病的应急处置，如埃博拉病毒感染的散发控制，爱滋病的萌生与全球蔓延及其控制，有过程的细微叙述，故事好读，值得向大家推荐。（王一方）看古代政府如何防疫
《三千年疫情》，张剑光著，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28.00元
古人称流行病为“疫”。非典时期，出门少了，长假中找出张剑光先生的《三千年疫情》，消磨时间之外亦颇多启发，试以秦汉时期为例，看一看那时的政府是如何开展防疫工作的。由张先生梳理出来，而我再加以概述的做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1、帝王自责。古人相信天人感应，认为疫病流行，是当政有问题才造成的。所以帝王须主动站出来承认错误，以求得官员和百姓谅解。汉代第一个这样做的是汉文帝。基于如此认识，随后提出减膳、罢游乐活动等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些省下来的经费将用于防疫。
但也有当政者拒不认账的，像奸雄曹操便这样为自己狡辩：“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三国志·魏书·武帝记》）也就是说不关他的事儿。其实赤壁之战，北军南下，由于水土不服（没有相关免疫功能）导致疫病流行，他是难辞其咎的。
态度不同，防疫的力度和办法可能也就会有所不同。
2、采取免税等减轻百姓负担的政策。如汉宣帝元康二年（公元前67年）下诏：“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即疫情严重的地区免田租与税赋。
3、予以医药救助。安帝元初年间，会稽（现浙江绍兴）大疫，政府派遣光禄大夫带了太医巡行各个村落，为百姓治病。
4、发放钱财，开仓赈济。平帝元始二年下诏，凡是在疫病中一家死掉6人的赐给葬钱五千，一家死掉4人以上的赐给葬钱三千，2人以上的赐二千。名义上是葬钱，对家属也有经济扶助的作用。纵使曹操，尽管不肯自责，也下令由官府出面，给为疫病所困的百姓一点粮、钱以维持生机。
5、隔离病人。秦汉时期已有一套疫情检查和病人隔离措施。如《云梦书简》中说到疫情申报制度，乡里有了疑似病例，典甲（即乡长）有责任调查、报告，然后上面派医生来检查，如果落实，即行治疗，并采取隔离措施。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夏天，青州大疫，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即在疫情严重的地区腾出一些住宅作为患者的隔离病房，集中治疗，以防扩散，切断传染源。
钩沉旧事，看看古人如何做的，还真不乏可取处。对比今天非典发生初期少数部门隐瞒疫情、防控不力乃至茫然失措等所犯错误，能不令我们感慨万千？ （赵健雄）危险的“第四级病毒”
《第四级病毒》，汪培基等译，长春出版社1997年第1版
1976年苏丹的恩扎拉（Nzara）爆发了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并迅速在非洲的扎伊尔和苏丹南部流行。患者突发高热，剧烈头痛和肌肉痛，继而出现呼吸困难，肺及全身弥漫性出血，二周后休克死亡。后来的研究证明，这种传染病由一种新的病毒引起，命名为埃博拉病毒。此后，类似的病毒，如拉沙病毒、人体免疫缺损病毒（HIV）、汉坦病毒等新显病毒（Emerging Virus）相继发现。这类病毒大多为RNA病毒，传染性极强，病症凶险，死亡率高，且缺乏特异有效的防治方法。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将这类病毒列为最危险的4级病毒（Level 4 Virus）。世界各地发生这类疫情，美国CDC的研究人员都会立即深入疫区，调查疾病的发病和流行特点，并获取样品，送CDC的特别病原部（Hot Zone）进行鉴定。1996年，由原CDC特别病原部主任McCormick和他的妻子、著名病毒学家Hock撰写了《CDC第四级病毒的追猎者》（Virus Hunters of The CDC Level 4）一书。书中生动、真实地描述了他们深入非洲、亚洲的疫区追踪埃博拉病毒、拉沙病毒、艾滋病毒，甚至在中国浙江农村寻找汉坦病毒及其流行特点的艰难过程。这本被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称为“美国最有名的病毒学家的回忆录”充满了追猎新病毒的动人心魄的故事，描写了那些处于疫区第一线的科学家们的献身精神，也探讨了导致这些第四级病毒出现的原因。作者深刻地指出，“由于人类侵袭了它们（病毒）的生存环境，从而人类也就成了它们的受害者”；“在病毒的世界里，我们人类是进袭者”。
该书1996年出版后，成为1997年度世界畅销书，并被译成多种语言，中文版也于1997年出版。在SARS突发的今天，此书把我们带入这场人类与疾病之间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并会给我们多层次的启示。（谢蜀生）病菌改变历史进程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美〗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27.00元。
对于生活在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各个民族而言，各自的发展进程和命运都是不一样的。使用金属工具的、有文字的社会征服了或消灭了其他类型的社会。这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但是，这是怎么产生的？这就是获得1998年美国普利策奖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开篇就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还可以有其他的表达方式，比如：如何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或者为什么是欧洲人征服了美洲人，而不是相反？要解释这个包罗万象的历史现象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即使是专业历史学家也望而却步，但是，曾获得泰勒环境成就奖的贾里德·戴蒙德以他渊博的知识给出了一个另类的回答，即各大陆位置、面积和形状等地理和气候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它们在粮食生产上的差异，粮食生产上的差异又使得某些地区更有可能发展出文字、技术、凶恶的病菌、强大的武器、有组织的政府和宗教，并对其他地区进行探索和征服。
戴蒙德认为，农业的出现成为传染病形成的开端。因为农业活动比狩猎生活维持了高得多的人口密度。同时，对动物的驯化使得发生在这些动物身上的流行病转移到人类。我们所熟悉的大多数传染病都可以追述到我们的动物朋友身上：麻疹、天花、肺结核来自牛，流行性感冒来自猪和鸭，百日咳来自猪和狗，恶性疟疾来自鸡、鸭等禽类。城市的出现，使得人类能够形成并保持我们人类才会有的群众疾病，因而形成对病菌的免疫力。这就是欧洲人征服美洲新大陆时印地安人死于欧亚大陆病菌的比死于欧洲人枪炮和刀剑的人多得多的原因。 （周文峰）医学史：心智的历险
《医学史》，意】卡斯蒂寥尼著，程之范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99.00元
面对几千年的人类医学演进，捧读上千页的《医学史》，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医学生拟或医学家都会心生景仰。历史是一份精神财富，它所揭示的超时空经验的过程规律与智慧是人类自信自强之源，但历史同时也是一条精神隧道，穿越它是一次心智的历险，绝不是简单地为现实事件做注脚。卡斯蒂廖尼写于75年前的这部《医学史》就是在追求历史与逻辑的学术自洽，是一道精神大餐，而非为人们提供一大堆故事，一个活套，一份佐餐“小点”或随意分撒的思想“调味品”。
但在阅读生活中，写作者的初衷与读家的心思很难同一，时值SARS肆虐，卡斯蒂廖尼很自然地被时代阅读曲解，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实用主义学风让早逝的作者陷入无奈。大概是有所预感，在运笔写作之前，花了大段文字来申述他的史学主张，“首先是观念、事件和人物这三方面的历史决定和照耀着我们漫漫征程中的主要大道，就是将医学思想的起源和范围重新统一起来”，“从医学史中找出支配我们这种专门学术的基本和直接的力量”。客观地讲，这部洋洋洒洒的《医学史》仍然是一部注重事件叙述，人物贡献的通史，但作者夹述夹议手法的运用，批评深度的追求，使得这部书兼具某些思想史的特质。作者洞察到全部医学的本质是“如此合乎人性，以至看起来是神圣的，它是艺术，又是科学，一个医生，无论在科学上如何高明，如果没有它的艺术之光的照耀，也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医生”。正因为如此，才让人们在75年之后还会重新拾起它，系统译介它，研习它，这份殊荣不是那些仅仅“讲故事”“表业绩”的医学史著作所能享有的。由“达尔文”的视角看疾病
《我们为什么生病——达尔文医学的新科学》，美】R.M.尼斯、G.C.威廉斯著，易凡、禹宽平译，湖南科技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15.00元
几年前，在北京采访本书的作者尼斯先生，除了他那一副大胡子，访谈内容已不记得多少了。不过今天重读此书，再次为其对疾病的观点而感到惊异，甚至是震撼。
“在我们这个设计得十分精巧的身体上，为什么还留下了这么多的弱点使得我们要遭受疾病的痛苦？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既然能够塑造出像眼球、心脏、大脑这样精致灵巧的器官，又为什么没有安排好预防近视、心肌梗塞和老年痴呆这类疾病的措施？既然我们的免疫系统能够识别和攻击好几百万种异种蛋白，为什么人们还要得肺炎呢？……为什么在经过了漫长的千百万年之后，我们仍然要受到链球菌的感染？”一开始，作者就抛出一系列问题，据此，作者提出了名为“达尔文医学”的观点，简而言之就是：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个精心安排的折衷方案，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我们在享用历史上与病原格斗的适应性变化的同时，也必须忍受由此带来的某种不适应性的代价；疾病最终源于过去的自然选择。
作者把人类与寄生的病原体之间的关系称作“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宿主和病原微生物都要进化得够快以免落在对手的下风。当然，传染病对人类基因库的影响极小，但病原微生物就不一样了，他们繁殖和进化的速度超乎寻常（这也是细菌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的原因）。因此，那些消灭所有致病微生物和传染病的想法实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该书的译后记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观点。译者富于启发性地指出了医学面临的深刻悖谬：“现代医学能够延长个体的寿命，却可能削弱物种的进化优势，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应该如何选择呢？”这应该是一个问题。（王洪波）走出专业胡同的医学感悟
《细胞生命的礼赞——一个生物学观察者的手记》，（美）刘易斯·托马斯著，李绍明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年月第1版，9.00元
这是一本科学随笔集，作者是刘易斯·托马斯，医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书中收录作者关于生命、人生、社会、宇宙的短文29篇，最初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是一组专栏文章，很显然是写给同行们读的，让大伙打开思路，别拘泥于专业胡同之中，文章的想象丰富，用喻机智，文采飞扬，但最令读者感动和难忘的是其思想的深邃。当下，SARS肆虐，人们异口同声讨伐细菌与病毒，“消”“杀”为要务，自然界的规律果真如此吗？听听托马斯怎么讲吧。
“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也从来都只是哪个庞大的细菌王国相对漠不关心的对象，细菌致病并非常规疾病的发生，通常是为共生而进行的谈判无结果造成的，是共生双方中的一方越过了边境线，是生物界里边界协定的误解。”
“病毒，原先被看作是一心一意制造疾病和死亡的主儿，现在却渐渐现出活动基因的样子。
“我们生活在由舞蹈跳荡的病毒组成的军阵中，它们像蜜蜂一样，从一个生物窜到另一个生物，从植物跳到昆虫，跳到哺乳动物，跳到我，又跳回去，也跳到海里，拖着几片这样的基因组，又拉上几条那样的基因组，移植着DNA的接穗，象大型宴会上递菜一样传递着遗传特征。我们在医学领域必须如此集中注意的奇怪的病毒性疾病，就可看作是意外事故。”
看完再回味一番，准会发现书中这位洋院士确实比我们某些拘泥于技术理解的“大师”更清醒，更洞明，更智慧，更豁达。（王一方）爱滋病病毒的发现历程
《病毒：HIV共同发现者对爱滋病的追踪与展望》（Virus：The Co－Discoverer of HIV Tracks Its Rampage and Charts the Future），作者：Luc Montagnier，出版者：W.W. Norton＆Company，出版时间：1999年11月，ISBN：0393039234
1980年10月在美国洛杉矶发现的离奇罕见的卡氏肺囊虫肺炎病例拉开了人类与艾滋病病毒长久斗争的序幕。随后的一系列可能与免疫缺陷有关的罕见病例很快引起了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CDC）的注意，研究人员发现，这一疾病既不局限于美国，其发病人群也不只是男性同性恋者。由于接连发现由体外输血引起感染的病例，这一恶疾的名称很快由GRID（男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综合征）改换为AIDS（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法国的巴斯德研究院均投入了对这一疾病病原体的搜寻工作并最终找到了导致AIDS的元凶——HIV病毒。
《病毒》一书由艾滋病病毒发现者之一Montagnier撰写，HIV的发现历程在书中得到了清晰的叙述。当下因时势对病毒研究工作产生兴趣的读者将有机会从中一窥科研人员的工作情形——“研究者的日常生活通常是由一系列的失望组成的，因此他们必须拥有赌徒或钓叟那样的神经。”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与巴斯德研究院就哪一方是HIV的第一发现者而产生的纠纷曾在科学界掀起论战，最终双方不伤和气地（至少在表面上）分享了这一荣誉。战胜爱滋病显然比个人的争名夺利重要得多，Montagnier当然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书中谈及他曾经的竞争对手时，显得颇为大度（尽管道理是站在他这一边的）。
前不久，第一种用于第三期临床试验的艾滋病疫苗的测试结果于2月24日由该疫苗的制造公司（VaxGen Inc.）公布，虽然结果有些令人失望，但疫苗的研究工作还将继续，关于爱滋病研究的合作和竞争的故事也将继续上演。（千万）“青霉素以前的时代”回来了？
《暗藏的杀手：抗药细菌的致命崛起》（The Killers Within：The Deadly Rise of Drug Resistant Bacteria），作者：Michael Shnayerson，Mark J. Plotkin，出版者：波士顿Little Brown＆Company，出版时间：2002年9月，ISBN：0316713317
1929年，英国人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这种强大的抗生素甚至让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细菌，已被征服。然而它们却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细菌生命短暂但能迅速地增殖。它们会变异，逐渐产生抵抗能力，从而不被抗菌素杀死。
《暗藏的杀手》一书的作者，Michael Shnayerson和Mark J. Plotkin，带着忧虑地告诉我们：“细菌已经进化，已经瞒骗过了医生的眼睛。并且现在，它们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
细菌是如何产生抗药性的呢？作者向我们列举了三个主要原因：（1）抗生素的滥用；（2）抗生素的误用；（3）医务人员对于有关医务条例的懈怠。
那么，对于你我来说，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如果有一天我们或者我们所爱的人感染了危及生命的细菌传染病，也许我们会不再能够找到哪怕一种仍能起到作用的抗生素。也许我们会发现，自己甚至回到了青霉素以前的时代。（宁珂）
《战胜瘟疫——传染病与病毒》，洪涛、王健伟著，上海科教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8.00元
传染病一直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就像魔鬼的咒语那般恐怖，曾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苦难。科学家就是致力于破解咒语的人。今天，当初曾令人闻之色变的传染病——天花、麻疹、黄热病、脊髓灰质炎等，似已淡出人们的记忆。这主要归功于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他们中有些人甚至不惜以身殉职。比如在攻克黄热病的过程中，拉齐尔让携带黄热病病毒的蚊子叮咬自己，以进行试验，结果不幸染病去世。由洪涛院士等撰写的这本书扼要讲述了传染病与人类的恩怨故事和人类攻克传染病的历史进程（主要是20世纪），其中特别介绍了与传染病有关的11项诺贝尔奖成果，读来惊心动魄。
《致命的盛宴》，（美）理查德·罗德斯著，汪仲、张定绮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18.50元
这本书的开始就像一本17世纪的殖民者的作品。地点是澳洲以北的新几内亚岛。在番薯田中，死者的亲人扭下母亲的手腕和脚踝，锯开难缠的软骨，将骨肉分离，然后把血淋淋的肉块分给在周围急切等待的亲友……这真是一场“激动人心”的“盛宴”。对于“文明的现代人”而言，上述一切当然无法理解，但对当地土著而言，那不过是他们的一种习俗而已（其实，我们何尝没有一些奇怪的习俗呢？）。然而，在新几内亚的“食人族”中间，危险出现了。一种致命的疾病——库鲁病蔓延开来，病人的手脚缓慢而持续地颤抖着，傻笑，脸部扭曲……等待她们（这种病主要出现在妇女中间）的命运是死亡。1957年，美国病毒学家加德赛克来到新几内亚研究上述疾病，由此使科学家迈入了传染病研究的一块“新大陆”。几十年间，科学家在库鲁病、克－雅氏病、羊瘙痒病、疯牛病等疾病之间建立了联系，研究也催生了两个诺贝尔奖得主的产生，其中就包括加德赛克。现在基本确认：新疾病是因为动物互相残杀、互食人类产生的。在工业时代，人类以动物产品的下脚料作为同类的饲料，然后再吃下这些动物，因此，可怕的魔瓶不经意中被打开了。
《微生魔影》，马博华著，中国少儿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8.50元
简要介绍了细菌、病毒等微生物的基本知识，讲述了流感、库鲁病、溃疡、肝炎、爱滋病、埃博拉等微生物导致的疾病的故事，生动有趣，适合青少年阅读。
《微生物的秘密世界》，（英）波斯特盖特著，周林、王晓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15.00元
微生物是世界上最多才多艺的生物。嗜热微生物能在大约80摄氏度的高温下生存，抗寒微生物则可以生活在0摄氏度以下的环境中，还有耐压、嗜盐、嗜酸、嗜碱、厌氧等各式微生物，各有其绝招使自己在生命界占有一席之地。本书就是这些奇异生物的传奇。
《剑桥医学史》，（美）罗伊·波特编著，张大庆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125.00元
本书考察了2000多年来人类社会中疾病、健康与医学的历史，回溯了医学史上的重要成就和事件。与一般医史著作不同的是，它对于医学与社会、医学与政治、医学伦理等进行了充分论述，体现了医学史研究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现代风格。
《蛇杖的传人——西方名医列传》，（美）许尔文·努兰著，杨逸鸿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29.00元
本书记述了上起希波克拉底、盖仑，中经维萨里、哈维，直至微耳和、利斯特、雷蒙等15位医学史中代表人物的生平事略。作者显然是作为这些伟人的崇拜者来写作此书，写得充满激情，富于感染力。本书某种程度上也勾勒出了整个西方医学演进的历程。
《巴斯德传》，（法）帕特里斯·德布雷著，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4月第1版，32.00元
巴斯德并不是一名医生或医学家，但却是对医学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他发现了微生物致病的秘密，首创用疫苗接种法预防炭疽病、鸡霍乱和狂犬病，他的名字也与免疫学联系在一起。本书就是这位科学家的权威传记。
《病因何在——科学家如何解释疾病》，保罗·萨加德著，刘学礼译，上海科教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23.50元
科学家如何提出疾病新解释？那些解释如何被接受为真？当医生们面对新的科学证据，医学诊断又是如何变化？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崭新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方法。
《瘟疫和人类》（Plagues and Peoples），作者：William McNeill，出版者：Anchor
探讨了历史上的传染病，并特别研究了13世纪和14世纪横贯欧亚、杀死数百万人的黑死病。通过分析疾病在政治、人口、生态、心理等方面非同寻常的影响，作者提出了对世界历史的全新解释。他说：“想要理解未来，都不能不考虑传染病的因素。”
《瘟疫之年》（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作者：Daniel Defoe，出版者：Modern library
本书是对1665年横扫伦敦的淋巴腺鼠疫的记述，内容源于作者儿时的记忆和后来广泛的研究，体裁则介于虚构、历史和报道之间。它仔细选择细节以忠实记录这场瘟疫的过程，其中既反映了“围城”状态下的日常生活，也记录了那时的医疗情况和当时人们的恐慌心理。作者笛福的另一部作品《鲁滨逊漂流记》恐怕更为知名，流传也更广。（王洪波）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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