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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沈宏非
“妈妈，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地方叫马尔代夫，那里椰林树影，水清沙幼，是位于印度洋上的世外桃源……妈妈，你什么时候带我去马尔代夫呀？”
按剧情，麦兜上了一当，囊中羞涩的麦太，只是带他“早机去，晚机返”地在本地玩了一天。说实话，那些不是急着排队乘缆车上太平就是忙着到铜锣湾购物的观众究竟是否真能看懂香港小市民的梦想和辛酸，我是有点怀疑的。不过，好在也就是一卡通，而且还是盗版，也就不必认真，然而认真值得欣慰的，是今日的麦太和麦兜们已不再为马尔代夫而烦恼，因为他们大都幸福地直奔深圳“旅埠”而去。
通缩持续，经济萧条，除了赤贫阶层，香港人的日子都不好过。作为消费主力，中产和小资早已沦为比无产阶级更惨的“负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深圳便成了一个经济实惠的“出外游”之全民首选。港人进出深圳的方式先是单枪匹马，独自偷欢，而后呼朋唤友，结伴过岗，进而拖家带口，扶老携幼。也就是说，北上消费的人群，已从男性扩大到女性，再延展至合家之欢(适合女性及家庭消费的项目，有量体裁衣，吃饭饮茶，做头发，购正版书，买翻版名牌手袋、波鞋、内衣裤，等等，就连传统上只向男性提供的按摩业，也顺应潮流地推出了家庭套餐)。网上说，香港名作家李碧华在节假日“最热衷的一件事，就是一身便装呼朋唤辈，齐齐到深圳，先去书城拣书，然后开着车在市区绕来绕去，寻觅美食，她说深圳什么菜都吃得到，且物美价廉，在深圳吃什么去哪吃，她比一般深圳人都清楚”。
据港府统计，2001年香港居民前往内地达5200万人次，较1996年增加80%，年度在内地的消费为276亿元，其中单在广东省的消费已达203亿元，占内地旅行消费总开支大半。从罗湖入境的年人流量已逾7000万人次，平均每天有20万人次。联检大楼附近的罗湖商业城日均客流量高达2万多人次，节假日高达七八万人次，顾客中九成以上是港人。很显然，与其说是去深圳旅游，不如说是去消费;与其说是消费，不如说此事正在内化为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地球上有不少国家和地区之就近的“境外”都存在着一个“深圳”，例如直布罗陀之于西班牙人，泽西岛之于英国人，当温哥华市民于周末纷纷越境涌入美国，美国人则纷纷越境涌入了墨西哥。虽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过，天下的此类“旅游者”相信也不都是会为了买便宜货而来来往往，香港人应该也不例外。深圳的物价低是低，但是加上旅费和时间这两样最珍贵的东西，账一点也不难算，遑论新界地区的同类消费品价格正在向下赶超深圳。再亲眼看看罗湖那“爆棚”的人潮，切肤地想想人潮中的百般皮肉之苦(今年复活节假期，21万人经罗湖进入深圳，拥挤中，6旅客当场晕倒)，任何正常的旁观者都有可会生出与我一样的疑心:欲养成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壮游”精神，除了账面上的利益，想必还另有所图。
一个专程到深圳做头发的香港女人承认，如今在香港做个头发，也不过六七百元，但她还是宁愿上价格差异不大的深圳去做，因为心里“舒服”。有一些重要的背景资料这个女人没说出来，或者，她自己心里也不很清楚:深圳的发型师，月薪几千，而他在香港的那个同行的月入，随便就是数万。这很可能就是“舒服”的根源。中文大学市场学系今年进行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北上消费的市民主要分三类:“享乐一族”、“面子一族”及“节俭一族”。其中“面子一族”的族群最为庞大，占43%，并以低收入人士为主。其北上消费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追求被尊重的感受”。受访者在小组分享时透露，他们在香港消费时很有挫折感，不受尊重，例如不满小费少、光顾金额低等，但他们却在深圳重拾这些尊严，感觉自己“是一个大款”。一名长者说，在香港做脚底按摩，给(按摩者)20元小费，“唔该(多谢)都没一句”，深圳却“当我是老爷，鞠几个躬都不止”。
性别研究专家指出:只有当一个女人混得不如另一个女人，这两个女人才有发展亲密友谊的基础。消费者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虽然不尽如此，但是，如果我们仍相信股市和楼市都是“信心”产业，那么20世纪以来的旅游业，就很有可能与“自尊心”有着密切的关联。上世纪40年代末，眼见欧洲游客群起涌入巴西，列维-斯特劳斯(C.Levi-Strauss)在《忧郁的热带》一书中断言:“旅游的时代已经结束。”事实上，旅游的时代非但未曾结束，反而因利维史陀深恶痛绝的那种“宾主互相之间的做作”而蒸蒸日上。圣诞新年在即，罗湖桥头，鹏城内外，想必又是一番人山人海的万民欢腾。在此衷心地敬祝宾主双方各得其所，圣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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